一、时代症候凸显。    

都说《人民的名义》反腐尺度大，抑或也有相左的。反腐尺度不主要体现在某几句台词上，更在于该剧对其人物的美学设计和对人物复杂内心世界深度挖掘，对人物思想底线越位原因的诊释及跌宕起伏的叙事安排，进而给观众呈现出当下客观真实的政治生态环境:贪污受贿是腐败，行贿受贿是腐败，不作为是腐败，裙带关系是腐败……《人民的名义》容纳了改革开放几十年的社会思索，通过艺术表现揭示腐败的深层原因，为预防腐败提供镜鉴，发挥了影视美学的社会效能。其中，所有人物无所不用心地探索内心，构建了当下各阶层中国人的困惑迷茫，思绪满怀并体验充满时代特色的情感和审美世界，是该剧的亮点所在。从剧中的多处细节性文本分析可以看出，去符号化的叙事方式与细节铺陈，尤其在主流意识形态教化和电视剧的社会功能方面，该剧将现实社会生活与电视剧的议程设置与情节创作紧密切合。剧中，故事发生在汉东省京州市，这是一个被虚构的中国城市，在这个虚构的城市中，由工厂拆迁、企业经济纠纷而牵涉出一桩桩特大贪污腐败案件，中心情节就围绕着如何将一连串的利益腐败集团一网打尽的故事而展开。通过不断产生的新问题和解决过程的螺旋式交替递进，展现出一个经过时空剪裁、变形、重组之后的高度凝练的艺术世界。观众对高层官员间官官相护的痛恨、贪腐内幕交易的猎奇、基层人员两难的生存境遇体察等现实生活经验，随着艺术效果的营造与铺陈，渐渐完成悲喜、张弛、疏密等情绪的积累。此外，剧中的贪腐官员们也大多有明确的原型，包括家藏2. 3亿的原煤炭司副司长魏鹏、“亿元水官”河北北戴河区供水总公司原总经理马超群等，剧里都有影射，观众看了也会有大快人心之感。剧中还有一些细节，均取材于现实生活，例如为了清点某贪官家里的现金，竟用坏了12台验钞机。当然，为了防止观众把电视剧中的场景、人物与现实生活完全划等号，而出现审核难度增加与不必要的机构或个人名誉纷争，电视制片方采取了一种规避策略，以此来强化电视剧的所谓假定性，使观众确信这是一个发生在想象空间的虚构的故事。   

二、“剧”语言生动传神    

不同于电影对画面语言的过于倚重，电视剧由于其对每一个观众面对面倾诉的性质，则广泛认同语言叙事的地位。电视剧语言即电视剧最本原的的语言—人物声音的对话、独白、旁白等，它们有着鲜明的性格特征。电视剧依靠语言，可以描绘场景环境，说明人物关系，推进剧情发展，更能够达到表达内心情感、揭示作品主题、增进思想深度等作用。在《人民的名义》中，主要以人物对话与旁白的语言方式呈现，体现出口语化、亲和力、时代感的特点。比如表现官场陋习的台词，“要想办砸一件事情，就是多请示、多汇报”;针贬时事的台词，“老虎要打，苍蝇也要拍，苍蝇虽然小，但是恶心人呀，还传播病害，影响社会风气，所以这个底线是没有的”;还有当由侯勇出演的贪官衣着朴素，骑着自行车上班，却在家中查货2亿3千万赃款时，观众是憎恨的，但当他说“我一分钱都没花，我家祖祖辈辈都是农民，穷怕了。我看着这些钱，就跟小时候在地里头看着丰收的庄稼一样，我喜欢闻钱的味道”的时候，观众又会感到一丝悲凉，碾压他们的是犯罪，但人性仍然存在。可以看出，《人民的名义》的电视剧语言处理简洁有力，生动传神，既体现出一语中的的魄力，四两拨千斤的幽默，却又有着思想的深度和对现实社会的影射。    

三、叙事类型多元融合    

该剧采用了复合型的策略，杂揉了多种叙事类型元素，如生活剧、情感戏、反腐剧、官斗戏等，以伦理正义的价值信仰凸显情感元素，弥补和平衡了过往宏观政治剧过于假、大、空的短板。尽管类型丰富，但黑暗的政治哲学似乎是《人民的名义》中一以贯之的话题。权力是政治的核心，文化研究中说的“政治”，关注的则是不同身份的群体之间形成的文化权力关系。在电视剧中所建构的一组组关系中，如官员/平民、城里人/农村人、贪官/清官等，实际上是指社会文化领域中无所不在的支配与反支配的斗争。剧中几乎所有的贪官都有共同的特征:有靠山、有权力、有关系;会欺骗、会演戏、会说谎;高学历、高智商、高素质;懂政策、懂规则、懂运作。比如副市长丁义珍有权利又有手腕，对规则的熟悉和利用可说是炉火纯青，超乎想象。他完全了解抓捕追踪他时要监控他的座驾，于是，逃跑时让自己的司机开车回老家，美其名曰“公私分明”，自己坐飞机在众目睽睽之下逃之天天。“政治不应仅仅被理解为对权力的欲望和追逐，或任何控制人的权术和伎俩。也许阴谋可以使某个人登上某个宝座，但这也就是他成功的顶峰了，因为不可能以阴谋改进和推动社会。人们有权拒绝为适应政治需要而压抑自己内心深处感到的道德要求。”或许，在《人民的名义》所希望传达给观众的理念中，政治与权术，与贪腐、与集权并非绝缘，而也包含另一种可能与途径，即成为一种信念和理想，成为保护和服务于人的一种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