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2002年正式启动的国家清史纂修工程，被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最大的一项文化工程，国家投人经费之大、涉及部门之广、调动人员之多，都是此前各类人文社科类项日所难以比拟的。该工程自启动以来的十五年间，成为备受国内外瞩口的一个话题，各类媒体上的报道屡见不鲜，社会上各种各样的传闻亦不绝于耳。尤其是关于新修《清史》的动议、清史工程与清史研究所的关系等问题，各类媒体以往的报道大多失之于片段、零散，且口径不一，很多时候给人以颇为混乱和矛盾的印象。据悉该工程现已进人收尾阶段，为了避免一些不确切说法的继续流传，本文除系统整理权威机构曾公开发布的诸多相关史实外，还利用了一些内部资料，力图较为全面地揭示清史纂修从动议到实现的过程，以及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在此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因条件限制，笔者口前掌握的资料并不完整，其中不足之处，尚祈有识者指正。   

在各项有利条件的鼓舞下，要求纂修清史的呼声随着20世纪与21世纪的交替而再度高涨起来。2000年底，戴逸教授首度披露了关于重修清史的基本构想，这是他多年来持续思考这一问题的结晶。他还认为，与前两次提出纂修动议的时期相比，现在的情况已经大不一样了，无论是学术条件还是经济条件都已经相当成熟，非常适宜发起纂修清史的工作。    

在2001年3月召开的“两会”，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九届四次会议和全国政协九届四次会议上，人大代表、时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李文海教授，政协代表、北京大学王晓秋教授，都接受了戴逸等学者的委托，正式向国家提出了纂修清史的议案。李文海教授指出，纂修清史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和现实意义，在我们今天的历史研究中，清史是绝对不应该缺席的。王晓秋教授在发言中提出，在纪念辛亥革命的同时，也应该认真研究总结清代的历史，在清朝灭亡90年之后，由国家组织纂修清史的时机已经成熟。因此建议将其作为一项国家重大文化工程，调动全国各方面力量，有计划有步骤地积极进行。    

“两会”上的提案经由新闻媒体的传播，使得纂修清史问题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注意。2001年4月5日，季羡林、任继愈、王钟翰、王忍之、蔡美彪、朱家潜、戴逸、李文海、龚书铎等多位著名学者，在中国人民大学召开“清史”纂修座谈会，进一步对修史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进行了讨论。与会者一致呼吁，中华民族的历史几千年来一直没有中断过，这在世界上独一无二。无论是从中国古代“易代修史”的优良传统，还是从中国历史的完整体系、中国文化的绵延不断、中国学术的薪火相传来说，现在纂修大型清史的学术条件、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都已完全具备，因此希望由国家出面组织和立项，依托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尽早启动清史纂修工程。    

在这次座谈会之后不到10天时间，戴逸和李文海先生在《人民日报》上刊发了以“一代盛事旷世巨典”为标题的长文，进一步阐明了他们对于编纂大型清史的意见和构想。在这篇文章中，两位先生特地强调，进人21世纪，经过20多年改革开放，国家的面貌焕然一新，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综合国力增强，加之研究队伍壮大，学术积累丰厚，编纂大型清史已是最佳时机。而且，此项工程启动过早或过迟，均为不利。启动过早，历史当事人很多健在，涉及个人利害关系与意见分歧，且史料未及整理，研究未及展开，碎尔命笔，质量难以保证。启动过迟，时过境迁，历史记忆淡褪，历史细节模糊，亦不易写成真实可信的历史。两位先生发出了这样的呼吁:“现在，清朝灭亡已九十年，编纂大型清史，此其时矣。希望政府、社会、学术界共同关注此事，使此巨大的文化工程得以及时启动和顺利展开。”    

这种呼吁很快得到了热烈的响应。2001年5月17至19日，清史所在北京发起召开了“清史修纂研讨会”。在这次研讨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150多名清史学者深人探讨了修纂清史的意义、时机、原则、体例等诸多重要问题。尽管在若干细节上尚未能形成统一意见，但是通过这次研讨会，纂修清史工作的大体方针和基本原则已经逐步成熟起来，朝向纂修工作的实现又迈出了重要一步。    

学术界这种持续不断的努力，在各种有利条件的配合下，终于使纂修大型清史的希望转化为了实际行动。进人2002年后，国家也加快了把纂修工作提到具体日程上来的步伐。2002年3月29日，清史纂修筹备工作领导小组在文化部宣布成立，这标志着纂修工作进人实质性操作阶段。在筹备工作领导小组的具体指导下，参与此项工作的各方面人员进行了更为完整、细致的筹划。2002年8月，江泽民、朱熔基、胡锦涛、李岚清同志批准了文化部提交的关于纂修清史的报告，决定启动该项工程。11月，根据党中央、国务院的指示，由文化部牵头，中宣部、财政部、教育部、人事部等14个机构作为成员单位，共同组成了清史纂修领导小组。12月12日，在纂修领导小组的主持下，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正式成立，当年7位清史编纂委员中唯一健在的戴逸教授出任编委会主任一职。至此，这项被誉为“文化建设中的三峡工程”的“清史”工程正式开始，也为历经近半个世纪的新修清史动议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清史工程启动后，在国家清史纂修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和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的共同努力下，工作迅速全面铺开。巧年来，取得了非凡成绩，如整理了总数超过数亿字清史资料的“档案丛刊”和“文献丛刊”，推出了数十部海外学界清史研究代表性成果的“编译丛刊”，出版了一大批国内学界最新研究成果的“清史研究丛刊”，等等。这些成果虽然在清史工程中被视为辅助类工作，但是其价值是绝对不容低估的。这是因为，对于今后的清史研究来说，这些厚重的学术积累无疑将成为研究者们幸福的烦恼。也正是基于这些基础性建设，可以说，这部总数达3000万字的《清史》的最终完成，一定不是清史研究的终点，而是清史研究再出发的起点。    

综上所述，新修《清史》的历次动议、清史工程的启动与清史所的建设发展可谓息息相关。在某种意义上，清史所就是基于新修《清史》的动议才得以产生的，推动清史研究的发展，为清史纂修工作做好各项准备，是其历史使命之所在。在清史工程启动前的20多年里，清史所在学术积累方面作出了很大贡献，也迅速成为国内外最为知名的清史研究机构。清史工程启动后，清史所又成为最重要的学术依托单位。巧年来，所内不仅有许多人员担任清史主体类项口主持人或骨干成员，还有大批人员担任了规划、管理等服务工作，戴逸、王思治、李文海等老一辈学者更是将之视为一生中最大最重要的工作，不遗余力地投人了自己的力量。当然，在协助开展清史工程的过程中，清史所也受益匪浅，既为未来研究的开展积累了丰富的资料，也有力地锻炼了研究队伍。2018年，清史所即将迎来建所四十周年，也正是《清史》纂修工作即将告一段落的时候，而对清史进行更为艰巨的“深翻”式研究，则是新时代的新要求，我们相信，备受历练的清史所必能适应这一要求，也必能将清史研究进一步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