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社会在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为人们带来更为舒适生活的同时，其代价、风险也在不断加大。一方面，城市营建所包涵的自然、空间、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内容与要素相互交织、深度互嵌，日益呈现出生态性、生命性;另一方面，城市扩张所遭遇与激活的风险不仅来自自然生态，也来自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心理等生态，来自人自身的生活、生产、行为方式等与城市社会之间的不协调。不同维度与层面的风险相互交织，相互嵌入。

一、城市社会的生态、生命本性    

作为伟大的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其总结性著作《人类与大地母亲》中，对人类文明、城市文明的生态、生命前景表达了深深的忧虑。在他看来，生物圈是人类的唯一栖身之地“如果我们确实认识到，迄今一直是我们唯一栖身之地的生物圈也将永远是我们唯一的栖身之地，这种认识就会告诫我们，把我们的思想和努力集中在这个生物圈上，考察它的历史，预测它的未来，尽一切可能努力保证这唯一的生物圈永远作为人类的栖身之地，直到人类所不能控制的宇宙力量使它变成一个不能栖身的地方。

但现在，人类物质力量的增长，已足以使生物圈变成一个难以栖身的地方人类是生物圈中第一个有能力摧毁生物圈的物种。反思人类文明、城市史，一部文明史、城市史是一部进步史，也是一部由十人类的活动而不断破坏人类的生态家园、生命本性的历史。我们需要反思与改进自身的思想与行为，需要一种更为全面的自然意识、生态意识、文明意识，需要一种更为成熟与全面的文明建构与城市营建行为。    

如目方的兴起》的作者一麦克尼尔也对人类文明、文明进步的生态与综合后果表达了类似的担忧。在他看来，文明研究需要自觉的社会关系与文明视角，需要关注不同社会群落之间的文明共同性、文明多样性、文明对抗性，也就是相互依存、相互不同、相互对坑“这三者一都属十一部这个世界本来的历史—不管这是因为什么。同时一，历史研究与文明研究还需要关注系统的人类文明与系统的自然存在的关系史、互动史‘还有人类另一个层面的经验值得历史学家们注意，即我们与构成地球的生态系统的所有其他有机物的相遇和冲突。;在他看来，与人互动的自然生态史是文明史的重要部分，同自然的互动史对政治与经济史有重要影响。

历史与文明进程是政治、文化、经济、自然生态等因素共同构成的多维度的综合史‘缺少任何方面显然都不适应人类状况的复杂性。但已有的历史与文明研究往往相对忽视研究文明史的生态基础、生态属比“关十这方面历史学家所知甚少。这种忽视与不足，严重影响了政治史、经济史等研究的水平。经济、政治、社会同自然生态变迁的关系等“人类历史的这些层面因此也应当在对过去任何真正满意的记叙中有一席之地。推进更为全面的生态生命自觉，在文明研究中突显生态叙事，对深化历史与文明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学者一们开始注重文明与生态的关系研究，注重研究文明的生态性，注重从生态、生命视角探究文明变迁的原因与逻辄《哈佛中国史》的主编卜正民认为，气候生态是文明变迁的重要原因，比如，中国儿明时期的历史变迁具有深刻的生态、气候动因。他写道:“我逐渐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在儿明四个世纪的历史中，对民众生活经历和政治时运产生影响的最重要因素正是气候变化。气候虽不能回答历史提出的所有问题，但我发现要回答儿明时期的许多历史问题就不得不把两个最基本的物质生活条件—整个世界的寒冷和干燥程度—考虑进来。正民对文明变迁中气候与自然生态因素的强调非常重要，但他似乎忽视了人的制度、生产、生活等行为对自然的影响。其实，对大跨度、大尺度的历史与文明研究而言，不仅需要注重单向作用的朴素的生态意识，更需要一种更为自觉、全面、双向历史互动意义上的生态、生命意识，一种经过反思的人与自然互动，自然生态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生态互动意义上的生态、生命意识。但总体上，这种经过反思的、互动性的、全面的生态思维、生命意识还没有成为文明研究的基础意识、基础思维。    

城市是人类文明的核心标志、历史转换的重要方向。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中认为，“所有伟大的文化都是城镇文化……世界历史便是市民的历史，这就是‘世界历史’的真正尺度。在城市与文明的同一中，城市与城市社会是一种综合性存在，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与自然等各个方面。但在历史转换中，特别是随着现代性的成长，以科学技术、现代土业、建筑土艺、现代管理等为基础，人们似乎获得了一种超越与控制自然、社会与人的生命限度，随心所欲营建城市与推进文明的能力。人们日益把追求更有效率的增长、更为繁荣的经济、更为巨大的建筑、更为丰富的财富作为文明与城市发展的目标。也就是说，在起源、过程与结果都具有综合生态性、生命性的文明与城市进程被简化为相对单一的经济过程。城市生命体、文明生命体被简化为经济生命体。如果继续固守单边、单维的发展主义、经济主义，如果没有全面的生态、生命意识的自觉与确立，城市社会营建将遭遇更为严重的文明代价、文明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