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农村大众传媒，是指向农村社会和农民大众大规模传播信息的传播媒介和渠道，主要以广播、电视、报刊杂志、移动媒体和网络媒体为代表，具有传播速度快、受众范围广和传播效果较为突出等特点。    

“大众传媒与农村社会发展”作为社会发展的重要议题之一，备受学界和业界瞩目。学界对于这一议题的探讨源远流长，从塔尔德关于传播技术对社会关系影响的分析，到罗杰斯关于传播之于发展的论述，再到施拉姆关于大众传媒与国家发展关系的探讨，学者们从不同的理论视角阐释了农村社会与大众传媒的互动过程。法国社会学创始人加布里埃尔·塔尔德在《传播与社会影响》一书中探讨了传播技术的发展对于欧洲国家社会关系的影响，以及现代报刊的兴起、书籍的大量生产怎样使社会群体之问紧密联结。他细密考察了中世纪的英国及法国社会群体的交流形态，“每一个城市每一个村了内部都有它不同的意见，都有它独特的政治和思潮。思想之潮流或者叫做思想之潮汐，就在它那个圈定的范围内旋转;一个地方的思潮和另一个地方的思潮因为不相往来而彼此陌生，互不相同。然而，书籍的大量生产及现代报刊的兴起为整个社会群体之问的交流建立起联系，“由于日报和期刊的作用，非常相像的个体组成的原生群体可以构成第二级和第三级的集群，这些集群中的成员不必谋面或认识就形成了紧密的联系……报纸使人们的谈话在空问上整合、在时问上多样化·····一只笔足以启动上白万的舌头交谈”。通过这种方式，跨地区的交流和沟通成为可能，新的社会关系建立起来，地方舆论逐渐形成并演绎为全国性的议题。    

关于传播对于发展的重要作用，罗杰斯曾有过这样的表述:“大众传播媒介在欠发达国家……主要传递有利于发展的信息。发展被看作一种“进行之中的，以消除折磨这个星球上大多数人的饥饿、疾病、不公、剥削和灾祸为目标”的社会变迁过程[[3] l7。关于大众传媒与国家发展的关系，威尔伯·施拉姆在著作《大众传播媒介与国家发展》中提出，大众传播媒介是信息的“神奇的增效器”，当勒纳认为所有媒介信息都具有促进现代化的效果时，施拉姆则更感兴趣媒介的“信息性”内容，将其视为国家发展的关键。施拉姆对大众传媒对农村社会发展的作用秉持乐观态度，他认为“有效的信息传播可以对经济社会发展作出贡献，可以加速社会变革的进程…. . . 他认为通过大众传媒可以提高民众的抱负，使民众聚焦于国家重要的发展项目，促进国家和社会的整合，并提出第三世界国家利用大众传播媒介促进国家发展的设想。    

萨尔曼兹曾指出:“虽然世界可能永远不会完全变成马歇尔·麦克卢汉所狂热描述的‘地球村’，但每个村庄—不管乡下的或都市的，前工业的或后工业的—正在变得越来越全球化，从电了化角度来看，世界正在进入每个村庄和街道、每个部落和居留地、每个社区和郊区。>r }5}‘农村大众传媒作为农村现代化增长的重要推进器，有助于向农村社会引进新观念，开启并促进农村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在中国农村社会变迁的过程中，大众传播媒介与政治、经济、文化发生着怎样的关联与互动?农村传媒生态的状貌如何?以下，本文试图从传播学的视角勾勒中国农村大众传媒的历史流变轨迹及转型过程，剖析农村大众传媒生态的状貌，探讨大众传媒与农村社会变迁互动的现实路径。    

二、农村大众传媒的历史回溯与现状解析    

(一)中国农村大众传播媒介的流变轨迹    回溯并勾勒农村大众传播媒介发展的历史脉络，有助于我们厘清大众传播媒介与农村社会发展之问的互动关系以及历史背景和历史积累，并对当下大众传播媒介和农村社会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指向。 

19世纪30年代大众报刊的出现，是近代大众传播媒介的历史起点。20世纪至21世纪，广播、电视、电影、网络及手机媒体等新兴媒介渐次在人们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中国农村大众传播媒介规模化发展的历史起点，则以新中国成立之初广播的发展为标志。历史地纵向分析，中国农村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1.农村有线广播的蓬勃发展。农村大众传媒最早呈现规模化发展的趋势，是新中国成立后农村有线广播收音站的建立。建国初期，物资C乏，全国范围内的收音设备十分稀缺，广播事业极其萧条，信息闭塞，对贫穷落后的农村社会进行信息传播十分困难。为了解决广大人民群众收听广播的问题，1950年4月22日，新闻总署公布了《关于建立广播收音网的决定》①。随着这一政令的出台和实施，我国一些农村地区开始建立广播收音网，并通过设立收音员、摘编收音小报、组织群众收听的方法，保证广大劳动人民及时获知重要新闻和政策，人民广播事业在农村逐步发展起来，广播第一次走入农民群众的生活   

从建国初期至20世纪70年代末，广播是最具代表性的大众传播媒介。这一时期，以农村有线广播站为主，由收音站和有线广播站共同组成的农村有线广播网在全国各地的农村蓬勃发展起来，农村有线广播呈现规模化发展。从中央到省、县的各级广播以及架设在农村、农业合作社的喇叭，保障信息能及时传达到农民受众。在白然条件极为恶劣或暂时无法建立有线广播站的地方，则通过设立农村收音站，由收音员肩挑收音机下乡组织农民收听，保障党和政府政令法规的传达，并为农民送去最新的政策信息和文化娱乐节目。到了20世纪70年代，农村有线广播网的发展规模空前，全国农村基本上实现了“村村通广播、户户有声音”。这是农村大众传播媒介规模化发展的雏形。    

2.农村电视发展的繁荣。20世纪80年代，随着农村经济形势的好转和农民群众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收音机、电视机开始在农村普及，听广播、看电视逐渐成为人民群众日常生活的迫切需求。这在客观上要求广播电视事业有更快的发展，能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好的服务。从现实情况上看，当时电视的发展与人民群众的需求差距较大，广播电视的覆盖能力远远达不到现实需求，电视节目较为单一且内容质量不高。    

1983年，我国对广播电视的事业方针和技术政策作出重大调整和改革，实行中央、省(白治区、直辖市)、市(地、州)、县四级办广播、四级办电视、四级混合覆盖。这一政策的出台充分调动了地方兴办广电事业的积极性，广播电台、电视台的数量大幅度增加，全国广播电视的发展规模显著扩大，我国广播电视事业进入有史以来发展最快的时期。图文并茂、节目精彩纷呈的电视机进入千家万户，它取代了原有的广播、报纸杂志等大众媒介，成为农民最重要的信息接受媒介和娱乐工具。这一时期，地、县两级的广播电台、电视台如雨后春笋，遍地开花，我国广播电视事业由此进入繁荣发展时期。据统计，1982年全国广播电视的综合人口覆盖率分别只有64.1%和57.3%，到1997年底，已经达到86.02%和87.68%，分别增加了21.92和30.38个白分点，成绩斐然20世纪90年代，我国广播电视事业呈现出空前繁荣的局面。但同时，城乡电视事业发展的差距日趋明显，呈现出发展不均衡的状貌:经济发达的大中城市已不存在电视覆盖之忧，城市居民可收听收看到多套广播电视节目;但在落后的农村地区，广播电视的覆盖始终难以解决，农民收听收看广播电视极为不便。    

为了解决城乡电视事业发展失衡的问题，全国于1998年开始实施“村村通工程”，旨在解决边远农村地区两亿多农村人口听不到广播、看不到电视的问题。随着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的实施和推进，广播电视的综合覆盖水平明显提高，我国广播电视综合人口覆盖率从1997年工程实施前的86.02%和87.68%提高到2010年的96.78%和97.62%，分别提高了10.76和9.94个白分点，解决了上亿群众听广播、看电视难的问题，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农村信息闭塞、落后的状况，对丰富农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普及科学文化知识、提高农民素质、推进扶贫工作、提高农村居民生活水平发挥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