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派官员央行工作二十载

易纲的留学履历，似乎预示了央行是他最合适的工作选择。

易纲以“文革”后恢复高考的“新三届大学生”的时代烙印，在1977年考进了北京大学经济学系。有评论称，新三届以平均仅有6%的超低录取率，成为了中国当代史上难以复制的一代。而易纲所在的北大经济系77级，更是汇集了后来中国各个领域的领军人物。

但易纲的求学经历并未止于北大。1980年北大毕业后，易纲前往美国继续求学6年，分别在哈姆林大学工商管理专业、伊利诺大学经济学专业学习，并获经济学博士学位。此后便在印第安那大学经济系任教长达8年，且年仅34岁便在印第安那大学获终身教职，成为上个世纪80年代出国留学的华人教授群体中，最早获得美国终身教职的一人。

在印第安那大学任教期间，易纲写了多篇研究中国货币需求问题的文章，通货膨胀则是其在研究中国货币需求中最为重要的因素，也是他后来所一直关注的中国经济问题的核心。这项研究持续了十余年，并在2003年将多年研究成果集结成一本名为《中国货币化进程》的专著。此外，1999年，易纲和他人合写出版的《货币银行学》，在日后也成为中国经济学界的经典教科书。

“《货币银行学》是我当年上大学时唯一一本不用死记硬背的教科书，易纲写得深入浅出、通俗易懂，能将复杂的事情讲得通俗简单，才见学者的真正’功力’。”北京一位金融监管部门人士对证券时报记者表示。

易纲是在1994年回国，起初与林毅夫等人发起组建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并担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他与央行的“缘分”，要从1997年担任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正式开始。

1997年也正值亚洲金融危机爆发，这对中国当时进行的金融改革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反对金融业改革开放的保守声音甚嚣尘上。

1998年初，易纲与现任证监会副主席的方星海合写了一篇分析拉美国家债务危机和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文章，建议资本市场开放要继续推动但需渐进有序，并实行有弹性的汇率政策。同年，易纲还写了一篇名为《人民币汇率的决定因素及走势分析》的分析文章，彼时他就对外汇储备的快速增长提出了担忧，并建议适当增加进口、藏汇于民、利率市场化和开放资本账户。

易纲早年对人民币汇率、资本项目开放和外汇储备的研究，成为他在2009年后担任国家外汇局局长的有力理论支撑，这也使得他成为人民币汇改和资本项目可兑换的重要谋划人。

与周小川一样，易纲是个坚定的改革派。

在他担任国家外汇局局长期间，中国的外汇储备一度直逼4万亿美元，管理如此庞大的资产规模实现保值增值，易纲选择的解决方案就是多元化的投资，不再单调地投资美国国债，而是放眼全球金融资产。为此，他也在国际金融市场上聘请了一批专业人士，引入市场化投资的理念。

易纲在担任国家外汇局局长之初，就强调外汇管理要顺应时代潮流，从重审批向重事后监管转变。他还提出了从“有罪假设”转变到“无罪假设”转变，逐步从“法无明文授权不可为”转为“法无明文禁止即可为”等法治思想。

上述改革思路一直延续至今。去年末，他撰文指出，我国将在2018年正式实行全国统一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实行负面清单制度意味着有两大重要转变：一是它打破了各种形式的不合理的限制和隐性的壁垒，把整个市场的剩余决定权都交给了市场；另一个则是政府从重视事前的审批，转变为加强事中事后的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