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秋收时，夏村机耕路实现了全面水泥硬化，连通了省道和县城公路。就在此时，浙江慈康药业有限公司(简称“慈康公司”)派员紧锣密鼓地与村委会和夏村所属的巴乡政府商讨租赁夏村1300亩耕地用于建设药材基地的事宜。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当地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农田道路、水利设施的建设及完善度，与市场化流转高度相关，即农田道路和水利设施愈齐全或愈完善的村庄，愈容易发生市场化流转，流转程度远高于设施欠缺或落后的村庄。在未通告村民，也没有召开村民或村民代表会议的情况下，村委会、慈康公司和乡政府人员组成的工作队迅速将夏村213户农户的承包地丈量完毕，紧接着村委会要求农户不要再购置种子、药肥和播种小麦，做好有老板“包地”的准备。    

这种基层政府和村委会干预下的流转推动方式一开始遭到大部分农户反对，尤以中坚农民群体反对最为激烈。纵使如此，经村委会动员，先有近30%的农户同意签订了长达15年的流转合同。在“羊群”效应和高于自发流转数倍租金的利诱下，短短一月时间里，竟有210户村民和慈康公司签订了流转合同，流转面积达1280亩，期限同样为15年。夏村大规模土地流转的实现，村委会和慈康公司的“逐一击破”策略无疑发挥了关键作用，该策略的运用又与皖北农村的“小条块”“大井田”的耕地划分特征和平坦开阔的平原地貌，以及建立在地形条件基础上的雇佣小农制不无重要关联。简单地说，少部分农户率先同意了流转，这对承包地和他们毗邻的农户造成很大的压力—这些农户农业生产可能陷入无法使用雇佣机械和雇工的困境，最后反需主动要求慈康公司租赁自家承包地。这种压力使大部分农户口头上极不情愿流转出土地，实际行动上却出现几乎“一边倒”的从众流转。    

具体而言，便利的地形条件和农作物单一化①使当地农业生产中雇佣机械和工人在20世纪90年代便基本普及，农户严重依赖雇佣机械和雇工，自家劳动力投入极大缩减。黄增付(2015b)在同属淮北平原的类似村庄发现，雇佣农业的发展使以往需全家劳动力每年花费60^-90天的农忙季，降低为10^25天即可完成，农业经营几乎不再对非农就业产生明显限制②。在以村组为单位的“大井田”里，每一农户的承包地小地块基本呈整齐划一、规则有序和彼此接连无障的“小条块”状，这是大中型收割机、犁地机和播种机等雇佣机械得以作业的要件，也使雇工(雇工是机械的所有者或操作者，他们每年根据谷物成熟进度自南向北迁移作业)作业时必须尽可能地选择一整片“大井田”里的地块，或至少是相互接连的几十上百亩的地块，即按“小条块”顺序依次作业，以降低成本。这种雇佣农业对地块特征和作物单一化的特殊要求，致使一旦“大井田”中有部分承包地不采用雇佣制后，很容易导致其他地块的承包户因地块无法连片作业而难以雇佣到机械和工人，尤其是相邻地块的承包户不得不改为主要依靠自家劳动力—这在长期劳动力短缺和依赖雇佣制的当地，现实可行性极低。    

市场化流转使农业经营与绝大多数农户(含几乎所有中坚农民)的生产生活相脱离，不仅存在十多年的中坚农民被“消灭殆尽”，被迫进城谋生，而且原400亩左右，由留守老人经营的土地也过半流转给慈康公司，这部分老人定期领取租金，与农业也不再有直接关联。慈康公司用铁丝网将转入耕地圈起来，打破了原有地界划分，使众多“小条块”耕地变成几十至上百亩一块的“大方”，种上不同药材。这些药材生长周期多数在一年以上，近半需种植在温室大棚内，管护相对精细化所需普工很少。这意味着，流转出土地后的剩余劳动力除小部分之外，大部分无法转化为慈康公司的雇工。夏村自发形成的代际间“半工半耕”与中坚农民和外出农民两个群体间接力式“半工半耕”结构被市场化流转所倾覆，农业经营很快脱嵌于村落秩序。本是村落秩序核心的农业经营，变为与普通村民无直接关联的“陌生”农业和缺乏情感满足的地租，致使中坚农民与老弱妇孺组成的互惠社会结构走向解体，自发土地流转及其基础上的农业经营的村落秩序“修复”功能也随即消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