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契最重要的理论创见，无疑是广义认识论，而以广义认识论解读中国传统哲学的特点又是其哲学方法论的一个重要运用。长期以来，学术界流行这样一种观点:西方哲学讲求知，认识论发达和逻辑严密;中国哲学讲做人，认识论缺乏和疏于逻辑。冯契对此持否定态度，其理论依据就在广义认识论。    

冯契发现，认识论的论争大体上包括四个问题:(1)感觉能否给予客观实在;(2)理论思维能否达到科学真理;(3)逻辑思维能否把握具体真理;(4)人能否获得自由。上述四个问题在中西哲学史上反复讨论，它们包含了对人类认识的感性与理性、绝对与相对、客观规律与主观能动性等重要环节的考察，也对认识的来源、知识之所以可能的条件和认识的辩证发展过程予以了回答。因此，四个问题构成了完整意义上的认识论框架。但欧洲近代以来，形成了一种狭隘的认识论观点，以为认识论只限于研究实证科学知识之所以可能的条件，而不包括对形而上学的研究，也即只限于上述前两个问题的研究。由这种观点形成的认识论，姑且称之为狭义认识论。    

如果以狭义认识论观点看中国传统哲学，便会觉得中国哲学少有认识论。而如果以广义认识论观点来看，则中国哲学认识论也占有重要分量，即中国与西方都有认识世界与认识自己的追求，这是共同的。只不过，西方哲学重认识论的前两个问题，中国哲学重认识论的后两个问题。也就是说，中国哲学重于如何把握“道”，如何成就理想人格，考察的是智慧的问题，而不仅是知识的问题，这与西方哲学不同。    

如果进一步追问这种差异产生的原因，则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不同特点会更多地显现出来。因为没有经历西方那样的近代实证科学的充分发展，中国没能象西方那样较多地考察认识论的前两个问题。并且关于后两个问题，中国哲学着重于天与人、存在与意识的交互作用;而西方哲学则着重于两者的对立，并在近代出现了形而上学取消论的思潮。关于中西形而上学“天人交互”与“天人对立”差异的凸显，借张世英先生的说法作个补充，它实际上是源于西方主体性意识的勃兴、主客二分原则的确立。这也表明，中西认识论差异形成的原因，可以从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上寻找线索。在思维方式上，中国较早地发展了朴素的自然观(元气—元论)，但缺乏原子论一机械论传统;较早地发展了朴素的辩证逻辑，但对形式逻辑有所忽视。基于自身的思维方式，中国哲学家眼里的世界是一个有机整体，人是宇宙的缩影，人与自然应该交互作用而达到一致。并且认识论上的辩证原则、伦理学上的自觉原则和美学上的意境理论是相互联系着的，都重天人交互作用，以天人和谐为旨趣[[G] 72。这无疑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人对认识论问题的偏向，即使形而上学，在中国也主要是非主体性的。可以说，从认识论及其与天道观、人生观相联系的角度看，“天与人的交互作用，认识世界与认识自己的统一”}6}n，是中国传统哲学的总特点。而在这总特点下，中国传统哲学还表现出其他一些相应的特点。一是中国哲学经历了一个特别长的朴素唯物论和朴素辩证法阶段，有着深厚的朴素唯物论和朴素辩证法的传统。二是这种传统使得中国哲学在近代较易接受进化论，从而经历了一个进化论阶段。三是这种传统也使得中国哲学在近代较易接受辩证唯物论，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优秀传统的结合。四是中国原子论传统的缺乏，影响到意志自由的问题被忽视，个人自由问题也难以解决，唯意志论与宿命论的对立在近代一直得不到很好解决。五是中国天人交互观念倾向于讲矛盾之“和”的一面，主张矛盾在动态平衡中实现转化。    

综上所述，冯契以广义认识论解读中国传统哲学，阐释了中国传统哲学的新特点，深化了关于中国传统哲学的新认识。通过这个解读，冯契广义认识论也为中国哲学研究提供了一条新进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