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布迪厄看来，个人主观意志与社会环境的客观结构之间并不存在径渭分明的界限。相反，社会结构并非是抽象的，而是行动者发生象征性实践的关系网络空间，它始终同行动者的惯习、行动者在资本竞争中所进行的各类实践活动紧密相连。〕因此布迪厄提出了具有中观意义的“场域”概念，来解释特定群体的实践动力和行为逻辑，以证明主体行动和客体环境间存在的“双重转化”关系。在这一视域中，“场域”是象征性实践得以存在的关系空间，用以表征并划分社会权利结构和关系网络。+, F},习”依托场域而存在，是指导实践发生并同时被环境结构所建构的性情倾向系统，用来代替行动者的主观心理和行为模式。而“场域”同“惯习”间的双向建构关系则是通过行动者持续不断地竞争和占有场域资本得以实现的。由此，“场域”观实现了行动者与环境的主客二元性向主体间性的转变，达成了微观行为与宏观结构在中观层面的统合。
“场域”观为对贫困本质的解读提供了理论基础。立足“场域”，贫困是一个具体场域中发生的现象。贫困场域并非实体化的、人类活动的地理空间，而是各种客观位置的关系网络。在场域中，多面向的社会关系网络是其基本要素，它“不是固定不变的架构或形式，而是历史的和现实的、实际的和可能的、有形的和无形的、固定下来的和正在发生的，以及物质性的和精神性的各种要素的结合”川。可以说贫困场域聚集了各种致贫的必要条件，如地理位置的封闭性、社会交往的单一性、资本占有的匾乏性等，正是这些消极性客观因素的存在，建构了贫困者的实践行为，也限制了贫困者的生计发展。
贫困惯习是贫困场域中的核心要素。布迪厄认为，行动是由关于在社会世界中如何运作的“实践感”控制的，它首先指代的是一种组织化行为的模式，具有前结构的特征，其次它也指一种某人之所以为某人的存在样态，包括他的习惯、嗜好、行为倾向，这即为惯习。布迪厄进一步将惯习定义为“一种可持续的、可转换的倾向系统，倾向于使被结构的结构发挥具有结构能力的结构的功能，也就是说，发挥产生与组织实践与表述的原理的作用，这些实践与表述在客观上能够与其结果相适应，但同时又不以有意识的目标谋划为前提，也不以掌握达到这些目标所必须的操作手段为前提”贫困惯习是贫困者在贫困场域中的行为指引，其源于贫困环境的结构内化和贫困文化的代际传承。在行为方式上，贫困惯习表现出行动者强烈的拒助感、持旧感和孤僻感，渴望改变又拒绝外力扶持的内在矛盾心理;在价值选择上，贫困‘喷习具有显著的物质妥协倾向，即当外力强行介人剥夺场域资源时，贫困者往往选择出让资源以维持现有的稳定和平衡;在策略选择上，贫困者具有短视且自利的倾向，即面对资金或物质型援助时，贫困者常常在最短时间内将经济援助“享受”殆尽，而非投人长远且理性的生计生产。可以说贫困惯习的存在和传承并非促进群体和社会的积极发展，而是维持贫困状态的存在，将贫困者排斥在外部先进文化的改造之外。
贫困场域与贫困惯习是相互依赖且相互构建的荆合性概念。贫困惯习在实践和传递中获得，又持续不断地作用于贫困实践;贫困惯习不断被贫困场域的客观关系所形塑，又同时不断参与场域结构的生成。所以在贫困场域中，“场域与惯习之间不是简单的‘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而是一种通过‘实践’为中介的‘生成’或‘建构’的动态关系”困。要想理解这种双重互动的关系，就必然要基于一种“相关性”思维，这也是布迪厄构建其理论的基础工具，从而打破极端主观主义或客观主义的狭隘理论框架，避免片面地研究贫困者的实践本身或不利于其发展的客观环境，即主客二元对立的传统思维范式。场域作为由关系性思维所建立的抽象的研究空间，存在的基本逻辑就是实践者的惯习同场域结构之间存在双重的二元互动关系，其实践结果既是主观和客观的，同时也是主观和客观相互嵌人，共时性的运作结果。因此，以场域为视域也就必然肯定了主客体间互动关系的核心价值，进而将研究焦点由主客体之上转移至主客体之间，针对实践者的惯习同场域结构间的相互构建规则展开探索。
实践既为链接场域与惯习的中介，那么实践又是如何进行并操作的呢?这就必须谈及场域内的另一要素—资本。资本是行动者在场域中的实践对象。布迪厄反对将资本的意义禁锢在物质性生产关系中，而是广纳了各种社会性因素，如关系、文化和象征。布迪厄进一步将社会空间中的资本划分为四类: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和象征性资本。①经济资本指具有积极意义的生产要素(如土地、工厂、劳动等)、经济财产、收人和经济利益，同马克思所论及的资本含义相似，是基础性的物质生产资源。②社会资本指有价值的社会关系，人们借助社会网络来把握并转化社会资源和财富。而在贫困场域中，行动者建立社会关系受阻并遭遇社会排斥是贫困群体的主要特征之一，也是纯经济型援助无法发挥效用的重要原因。③文化资本指内化于个体的享性或才能以及物化的文化财产和制度化的文化水平。由于贫困场域缺乏正向的文化资本积累，因而贫困文化等亚文化的消极影响导致了贫困惯习的产生和延续。④象征性资本指声誉或威信资本的获得和积累。贫困场域的象征性资本因群体特征而畸形，如“暴发户”、“贫困户”等都带有标签和污名化的消极影响。
基于四类资本要素的存在，行动者在场域中的实践本质就是在惯习指引下的对于场域内资本的争夺与占有。即便在贫困场域中贫困者的竞争结果以失败告终，但也无法掩盖场域竞争的本质是社会生产性关系，逻辑是资本的逻辑。资本的占有是衡量贫困者在场域中所处位置的唯一标准，因为资本的分布正反映了客观社会环境的阶层分化以及权利分布。在此过程中，贫困的实践具有三个显著特征，即经济资本缺乏所导致的基础性物质资源的缺乏、社会资本缺失所带来的社会关系网络的断裂以及由消极的文化资本和象征性资本所固化的贫困惯习，这三者具备其一便可导致贫困的发生。但若想通过外力干预贫困场域，从根本上改变贫困面貌，则必须针对这三个领域同时介人。首先，要输人可供生产的基础性物质资源，以经济资本的占有为前提条件;其次，要补充社会资本，重建正式和非正式的社会关系支持网络;最后，要输人文化资本和修正象征性资本，改变贫困惯习的非理性策略。由此可见，传统扶贫实践的误区在于忽略了贫困主体和客体间的内在联系，要么只关注贫困者干瘪的钱包，要么只控诉贫困者不公平的境遇，却没有从中观视角进行宏观结构和微观个体的整体统摄，没有针对特定场域结构和惯习的特征进行结构化扶贫的介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