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在小说中描写了多个具有真实身份的现代文化名人，包括宋庆龄、林琴南、齐自石、辜鸿铭、王克敏等，但傅增湘是最为重要的一个。“在叙述时事的演变时又往往以人物活动为中心，写到不少真人，这是其他现代小说作品所少见的。有的真人已进人作品的故事情节中，如来自四川的学者傅先生，就是清末的著名藏书家、在北洋政府当过教育总长、鲁迅在书信和文章中多次提及的傅增湘(玩叔)。傅增湘和林语堂同样互为印证，两人的妻子都同样受过现代教育，在北京居住时同样到名山游览古迹、在山里度过一段隐居生活。傅增湘的旅行途中的起居生活习惯也与林语堂相似，“在旅行途中，他只带一卷铺盖，里头有几双袜子、几件长袍，就是行李，另外是一箱古版书籍，穿脏的袜子也塞在书箱子里。"[I Z]林语堂早年在学习英语过程中，先是钟情于《简明牛津英文字典》(Concise Oxford Dictionary )，后又沉溺于研读《袖珍牛津英文字典》(Pocket Oxford Dictio-nary。他在《我所得益的一部英文字典》M930)一文中，极力赞赏这本袖珍字典在英语习得和教学中的重大影响。他说:“十年以来，无论家居远游，确乎不曾一日无此书。因《袖珍》名副其实，不满盈握，携带便利。既可开卷有益，自不妨于行李夹袋中，留出两双袜子的空位，来放这本不可须臾离的枕中秘。而且在我几年教书的经验中，确乎单单依靠这本《袖珍》，作为疑难时的参考…...”。   他在《八十自叙》第4章《圣约翰大学》中回顾自己在圣约翰大学的求学经历时说:“我学英文的秘诀就在钻研一本袖珍牛津英文字典上……”。他还详细列举该字典的编排体例、英文短语用法和词汇搜罗等特色，“……这本字典也不过占两双袜子的地方，不论我到何处旅行，都随身携带。

小说中的傅增湘是才华出众的学者，他除了喜欢游历名山大川外还有搜集并编辑古书的癖好。1916年，大学毕业后的林语堂到北京清华学校任英文教员，他深切感觉到国学知识的贫乏。“我对于中国历史、中国诗、中国哲学，及中国文学的知识，充满了漏洞。现在我是在北京，中国文化的中心。他反感自己在基督教学校受大学教育而弱化了国学的积累，于是带着羞耻的心浸淫于中国文学及哲学的研究，从阅读《红楼梦》开始补课，“借此学北京话，因为《红楼梦》上的北京话是无可比拟的杰作。……我找到了卖旧书出名的琉璃厂，那条街上，一排一排的都是旧书铺。林语堂通过购买与阅读国学书籍，很快可以与书商讨论古籍版本问题。留学回国后的林语堂在1923年发表《科学与经书》，提出用西方的学术方法、手段来整理国学。1934年，林语堂等人还倡议和推动出版了由他亲自校阅的《袁中郎全集》，并在《论语》《人间世》《宇宙风》等刊物上掀起了一股“袁中郎热”，积极提倡性灵文学。林语堂曾搜集新印的大批古籍，1935年12月16日，他在《宇宙风》第7期发表《记翻印古书》，赞赏出版界大量翻印旧籍的做法，售价低廉能使古书普及流通:“……书一便宜，读者便增多，且不论版本好坏，提倡大家读书之习惯，其功就不小。此习惯养成，其间接影响于我国文化也非同小可。他还详细拟定一张价值五元钱的“颇称完备的国文自修丛书”的清单以及大量中国文学珍本丛书、国学珍本丛书、国学名著、文学名著丛刊等。1936年6月1日，他又在《宇宙风》第18期发表《古书有毒辩》，以幽默的言语驳斥当时社会盛行“古书有毒”这一偏激的论断，同年8月林语堂在离沪赴美时“带着20箱中国古籍，其中有他多年搜集的关于苏东坡的一百多种研究资料。身在国外的林语堂在参考多种中国参考书籍的基础上完成了《苏东坡传》等著作。如刘炎生所言:“林语堂不仅十分重视重新印行古代文化书籍，而且对许多国学著作也是颇熟悉的。在某种程度上，林语堂能够在翻译中国古代文化典籍上有所成就，其根源是他长期搜集、阅读中国古籍这一习惯的养成。除此之外，傅增湘与林语堂在大学授课的方式也互为表述，形成文本之间的对话关系。

六、结语    

互文性是文学艺术的重要属性之一，一个文本的意义是在与其他文本相互依存的过程中产生的。林语堂的多种自传资料及其相关的传记材料与《京华烟百》的小说文本存在明显的互文性特征。《京华烟云》的生成和理解既和林语堂的生平(自传和他传)之间存在不少平行的、隐约相似的、曲折反映的关系，又依赖于《浮生六记》《冥寥子游》等其他文本。林语堂在该小说中塑造的众多人物形象或多或少使用其亲身经历中的素材，小说中诸多的历史事件、情节、人物等在其个人实际生活中可以得到验证。如美国现代作家托马斯·沃尔夫所说:“一切严肃的作品说到底必然都是自传性质的，而且一个人如果想要创造出任何一件具有真实价值的东西，他便必须使用他自己生活中的素材和经历。艾布拉姆斯和哈拍姆在论述小说的虚构文本的真实性问题时也认为:“应该把‘虚构句子’看成是指代作家‘创造’的一个特殊世界，这个特殊世界近似于现实世界，但它有自己的背景、人物及其衔接模式。但这绝不意味着《京华烟云》仅仅是作家生活的真实摹本。相反，林语堂在小说虚构中通过引用、拼贴等互文写作手法对一系列文本进行吸收和改编，以塑造新文本，小说与其他文本的互文性既包括历时层面上的前人或后人的文学作品(包括自传和他传)，也包括共时层面上的社会历史文本。总之，从构建生活中的作者个性的角度，即通过参照林语堂的性格、生平、家世、环境等具体个性因素。阐释《京华烟云》的具体文本发现，该小说通过众多男女主角、配角展现林语堂强烈的自传色彩，小说文本与作家的自我形象和经历存在互为指涉、遥相呼应的现象，作者有意识或无意识的让自我穿上他者的外衣，以独特的小说虚构来表现自我意识。具体而言，除了姚木兰之外，林语堂在小说中以自我为模本的人物创作主要体现在孔立夫、姚思安、姚阿非、傅增湘等众多男性人物形象中，这些人物形象的创作来源其实就是林语堂本人经历的复制。纵观小说里众多人物形象的塑造，林语堂在小说中的创作手法不仅呈现出碎片化、杂揉、拼贴的特征，这种多元化的写作带有后现代的典型特征，而且他还力图表明自身、心中的理想人物与小说的众多人物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这层意义上说，《京华烟云》是林语堂独具特色的自传体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