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生理结构来自于自然演化，经历了从低等生命到猿类再到人类的逐渐演化过程。与此相对应，人类共同体形态也必然经历从自发到自觉的演进过程。“自然共同体”是人类共同体的早期形态，是人类在社会生产力形成之前为了适应自然环境而被动生成的自发共同体形态。此阶段人类的主观能动性对于共同体结构的影响有限。      

“自然共同体”的生成可以追溯到生命的起源与生命体这种特别的有机体形态。在我们的经验范围之内，生命无一例外表现为个体形态，但个体形态的生命无论是在时间维度还是在空间维度都是被严格限制的。生命之所以能够在时间和空间中得以延续和蔓延，在于个体生命背后所存在的基因共同体、种群共同体等各种共同体形态。生命的共同体形态与生命的自然演化具有同步性，其在本质上是属于共同体的存在而非孤认个体的存在。生命从无机物的存在中演化出来，属于特别的物质存在方式，但生命体具有特别的生理结构，这种特别的生理结构导致了生命的脆弱和短暂，同时也导致了生命体内部以及生命体与环境之间的特别关系。按照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思想，“任何一个有机体，在每一瞬间都既是它本身，又不是它本身;在每一瞬间，它消化着外界供给的物质，并排泄出其他物质;在每一瞬间，它的机体中都有细胞在死亡，也有新的细胞在形成;经过或长或短的一段时间，这个机体的物质便完全更新了，由其他物质的原子代替了，所以，每个有机体永远是它本身，同时又是别的东西。”可见，生命这种有机体始终与环境处于辩证运动之中，生命体在对环境进行否定的同时也在对环境进行肯定。生命体自无机物演化而成，无机物是生命体之母，这种来源决定了所有的生命体始终保持对环境中物质元素的基本依赖和对环境中能量的依赖。也就是说，生命体必须不断进行新陈代谢才能维持自身的结构和功能，这也就决定了个体生命最终必然走向死亡。所以生命要想长久延续下去，生命体必须要找到某种传递信息的渠道来维持种群特殊生理结构的存在，而最普遍有效的方式就是繁殖。生命体的繁殖功能决定了生命体之间存在着必然的继承性和关联性。所以，生命存在的特性都是在生命演化过程中形成的，是所有生命体无法逃脱的命运，人类也不例外。今天展现在人类面前的所有生命都是自然演化过程中有幸生存下来的物种，而之所以能够延续至今，在于每个种群所构成的一个共同体。该共同体由过去、现在及将来的所有的生命个体构成。      

“自然共同体”是生态领域的普遍现象。早期人类的“自然共同体”所表现出来的形态虽然与昆虫鸟兽等形成的自然共同体有着巨大差异，但就其自发性而言，“自然共同体”与动物群落之间的边界是模糊的，“自然共同体”相当于人类社会与动物群落之间的交织与模糊地带。在达尔文进化论之前，无论是东方文化还是西方文化都把人类认定为天地间某种有灵魂的特别生灵。而其时的人类也习惯于以人造物的制造生产模式来主观臆断生命的起源和人类的起源。这种认知模式掩盖了人类对自然的依赖关系，也遮蔽了人类与其他生命的同源关系以及人类与祖先之间的基因传承关系。人类作为自然界中的物种之.，必然服从“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规律。早期的人类对于‘火的依赖性”源自于人类对自然的依赖和自然竞争对人类的压力。那时，人类只有通过彼此联合才能克服力量、速度、灵敏度等方面的生理弱点而获得更多的生存机会。当然“火的依赖性”也源自于人的生存本能和繁殖本能的需要。人类情感的依赖及家庭式劳动生产合作的需要促使原始人类形成家庭，而家庭通过姻亲关系及血缘关系拓展出家族，融人地缘关系以后，便形成部族或者部落，这些都属于“自然共同体”。“自然共同体”生成的个体能力基础是早期人类的生物性本能，这种本能与其他群居型灵长类动物共同体形态类似。在“自然共同体”阶段，人类天性与共同体形态具有统一性和协调性。由于此阶段的人类文化处于原始蒙昧时期，人类的思维缺乏抽象思维能力，表现出直观、简单、具体的特征;人类劳动工具简单、生产力低下，人类活动属于自发活动，其活动范围和影响力非常有限，所以“自然共同体”只能在个体成员能够直接接触的小范围内自发生成。马克思说:‘火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式，在这种形式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小的范围内和孤认的地点上发展着。”马克思这里所说‘火的依赖关系”就是指对周边熟人的依赖性。早期的人类与黑猩猩、楼黑猩猩、猿猴、拂拂等群体生活颇为相似，不会形成大的群落和村落，更没有能力形成国家;人与人的关系是熟悉、简单、淳朴，这一点在近现代社会仍然保存较为真实的非洲原始部落、澳洲原始部落、亚马逊原始部落等地方可以获得实证。    

费尔巴哈对于人类共同体的观点具有人本主义的合理性，但他把人理解为了.种具有抽象“类本质”的存在。费尔巴哈认为，人是以身体为基础的感性和理性的物质统一体，是以“类”为基础的“个体”与“类”的物质统一体，人与人的感觉和思想都是在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中产生、形成和证实的;由于“个体”在一生中的交往有限，要解决认识中的无限性和有限性的矛盾，就需要把“个体”与“类”统一起来，在世世代代相传的文化体系中获得认识进步。费尔巴哈与马克思、恩格斯皆属于“青年黑格尔学派”成员，后来费尔巴哈虽然对黑格尔哲学展开批评，但由于费尔巴哈在对待历史的态度上仍然属于唯心主义历史观而受到马克思的批判。费尔巴哈关于人类社会形成与发展的思考只停留在“自然共同体”的生成阶段，没有认识到劳动实践对于人类社会生活和动物群居生活的区分所发挥的关键性作用，而忽略了现实中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和生活关系。实际上，物质资料的生产从.开始就不是依靠单个人的力量能够完成的，而是永远只能采取一定的共同体结合的形式，也就是说，人们只有在共同体中才能获得满足生产生活需要的各种条件，只有共同体才能构成人最基本的存在方式。可以说，费尔巴哈虽然看到了人类感性和人类理性在“自然共同体”生成过程中的自然纽带作用，却没有发现社会实践才是决定人类社会关系的现实性作用。马克思克服了费尔巴哈形而上学唯物主义人本观，批判了费尔巴哈把‘火的本质理解为‘类’，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纯粹自然地联系起来的共同性”的观点。正是在上述基础上，费尔巴哈与马克思形成了不同的逻辑序列。在费尔巴哈那里，形成了“交睛、爱情、家庭”的旧唯物主义逻辑序列;而在马克思那里，则形成了“实践、社会关系、共同体”的历史唯物主义逻辑序列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