轮船的发明导致铁甲舰取代了靠风力的帆船，产生革命性的改变。蒸汽机不仅缩短了海上航行的时间，而且改变了海上武力的性质，铁甲舰既可载重炮，也可以从多方向攻击敌人。康有为有鉴于此，特别敬仰发明蒸汽机的瓦特(Scot James Watt) ,蒸汽机的使用大大减缩航程而改变了世界，他因而曾前往瓦特在苏格兰的故居瞻仰。他也注意到轮船虽在1801年才发明，但已经能使西方国家自19世纪以来在世界各地建立殖民帝国。他更注意到英国仅派两艘铁甲舰驶人广东，就大败总督叶名深的三千帆船、两万水师;之后中国门户洞开，至1860年英法联军竟攻陷北京。同时期的日本、缅甸、越南诸国，也在坚船利炮下屈服，足见现代海军之伟力，莫可抵御。    

军事科技无疑是建立在物质基础之上，强权无不拥有强大的陆海军，配备了新型武器。康有为认识到，任何一个被尊重的文明国家必须有赖于军事实力对内自保、向外扩展。曾国藩与李鸿章虽知军备的重要，亦曾建立北洋海军，却在甲午一役全军覆灭，失去自卫的能力。康有为对颐和园工程挪用海军军费导致甲午北洋丧师，继之以庚子之乱，甚感悲痛。他指出除了领导者的问题之外，缺少坚实的物质基础更是主因。中国军队既缺乏足够的物质条件，又无足够的科技知识制造器械。所以他警告说:中国若不使军事现代化将在世界上无立足之地。现代化的军队更需要大量的经费来建设，康有为痛感花两万万两“为慈禧太后祝寿，”赔日本败款“两万万三千万两”，“赔八国赔款则有十万万两之款”，总计十五万万两，若以此巨款来治理海军，“则中国于地球莫强焉”。    

康有为见及欧洲强权无不在壮大其海军，英国皇家海军实力最强，故能主宰世界，并拥有最多的海外殖民地。他也见到外国的现代炮舰在中国沿海口岸，如人无人之境。所以强调海军的重要性，若中国“濒太平洋而无海军，何异万宝储藏，海盗环集，而孤岛无舟，坐待贼至耶?”康氏强调海军乃保护海上通路与贸易安全之必须，似乎在呼应美国军事家马汉(Alfred T.  Mah-an)的海权论，虽然康氏未必得知马之名著。马汉说:英国成为海洋霸主，因其完善地将海军战略与国际经济与政治紧密连接在一起。不过，康氏确实知道美国“罗士福”总统(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大治海军，将欲与英比矣”。    

康有为于1905年环游列国之后，强调治理海军之重要，因觉得如无海军保护，即使国内再改良，亦不能抵御外力人侵。不仅如此，治理海军需要较长的时间，建造船舰与训练人员至少需要十年。康氏心目中的现代海军，不能再向国外购买，而须将新海军建设在物质基础之上，包括炼钢、制造机械以及建造新型铁甲舰。他游英时，曾访阿姆斯庄(the Armstrong shipyard造船厂，印象深刻，说有工人二、三万，“船渠若大河，其宏大之气象固非他国所能比”。他当然不会不注意到德国的船厂，汉堡最大的船厂已造船“八十余艘，近五十万吨，冠于大地焉”。即使小国如荷兰、丹麦、瑞典等船厂，规模也很大，而以中国幅员之广大，在福建的船厂经营二十余年，“无少长进，迄今犹之老旧之小厂也”，使他感到警惕。    

康有为认为以中国之大与人口之多，实在需要很多的船舰，而造船并非十分艰难的任务，除了取得必要的材料如铁板与铁钉之类，应该及时采用日异月新的造船技术，要讲究速度与精巧。他在西欧博物院内从模型看到自古以来建造军舰与商船技术的进步，于此可比较各国最新型的船舰，才知道改良的原由，然而以中国之大却没有博物院可以提供知识。康之所以如此重视博物院，因博物院一清二楚地呈现了物质文明进步的过程。    

康有为见及军事现代化不能仅靠向国外购买军火，曾说:“不求自制，愚又何可及也”!他指出没有国家会出售最精良的武器给其他国家;事实上中国过去所能购得者，都是过时的旧武器。他访问德国著名军火工厂克虏伯，看到许多中国所无的新型武器，痛感“袁世凯、岑春煊昔曾来购，皆旧式者耳”!康有为将武器视为国家的“托命之物”，而中国一直“依命于外国”。他抱怨数十年来呼号自强，却不知在经营何事，“是犹居朔雪玄冰之地，终岁不豫制衣裘，至朔风凛冽，大雪漫天，乃赤体而号寒也，惟待冻死而已”。他的比喻充分说明了他的忧虑。    

康氏更深一层认识到自制武器要靠科技知识，所以必须培养科技人才。他发现在阿姆斯庄船厂有不少日本军官，在克虏伯军火工厂学习的日本人也很多，而竟无一个中国人!若无学识又如何能造得出舰炮?而舰炮不过是两项，精美的现代物质文明尚有许多其他项目，所以必须“大派学生，多聘名匠，学之，学成而又必有实在演武试之，如是数年，然后真能传其法”。不过，他并不赞成盲目向外人学习，要能“不泥其迹，而更新其法，其新制者又能与万国竞”。总之，康有为周游西方列国，亲眼目击欧美物质文明的富盛，痛感1860以来自强运动之事倍功半。他的结论十分明确:不去掌握科技自造舰炮，绝对达不到富国强兵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