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案应当被纠正，尤其是当案件己经被发现出现错误的时候更应该及时纠正，以避免对当事人产生更大的伤害。但通过查看过往的案例却发现，即使案件己经出现了错误的端倪，但直到被真正的纠正过来仍经历了很长的时间。如前述的清光绪年间发生的河南王树汉案，前后历经了四年时间(光绪五年至光绪九年);杨乃武与小白菜案从案发到最后被洗清冤屈，历经了三年四个月的时间(同治十二年至光绪二年)。呼格吉勒图案从2005年10月发现另有真凶，直至2014年11月才进入再审程序，同年12月15日，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宣告呼格吉勒图无罪，此时距发现真凶己经近10年了，距呼格吉勒图被执行死刑己经18年。同样，聂树斌案的真凶自2005年出现，而直至2014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才指令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复查此案，2016年12月最高人法院改判聂树斌无罪，此时距真凶王书金落网己近11年了，距聂树斌被执行死刑己经21年了。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不禁让人追问:错案被纠正起来为何如此艰难?其难点到底是在哪里?     

(一)案件牵连甚广导致官官相护阻碍案件纠错    

案件的审理往往要经历多个司法机关，从隋唐时期即己经开始了死刑覆奏制度，以达到慎刑慎杀的目的。因此当案件初审之后，根据情况要逐级转给上级司法机关进行复审，直至最终决定判决，对于重大刑事犯罪的案件更是如此。以杨乃武与小白菜案为例，(1)案件发生之后首先由余杭知县刘锡彤进行初审，(2)待查得案情明白之后再将详情报上司杭州知府陈鲁；(3)杭州知府审理之后再上报给浙江按察使蒯贺荪，(4)其审理之后按照杭州知府的意见上报给浙江巡抚杨昌?(5)杨昌根据审讯结果，认为该案证据确凿，维持县、府、臭司原判，上报朝廷。只待刑部回文之后，即可执行死刑了，但不成想因为杨乃武的姐姐进京告御状而引起了朝廷重视，朝廷又委派钦差胡瑞澜复审此案。其实直到此时，该案尚未完结，但己从中可见一个重大案件的审理过程中要经历多少个环节，经历多少个官员，才最终完成了此案的审理工作。而如果该案被发现是错案、冤案的时候，所有参与过审理此案的各级官员可能都难脱责任，因此当案件越是复杂、牵连越广的时候越是难以纠正，涉及的官员则千方百计予以维护，使案件能继续进行下去。纠正刑事冤案的最大阻力来自于形成这一冤案的人本身，而这些人往往受命于国家，甚至是国家的代理人，他们在每一既成的刑事冤案中都存着不同程度的既得利益，纠正这些案件，不仅意味着既得利益的丧失，还可能带来名誉和前途上的损失。    

(二) 案件拖延太久官员更迭使后来者不愿承担相应责任    

影响较小的案件可能在基层司法机关就处理结束了，这种情况下即使发生错案，当事人也可能会因受到的冤屈不大而选择忍气吞声，默默承受，因此也容易被人所忽视。而那些大案要案则因其案情复杂等因素而很少能快速结案，往往拖延较久。少则两三年，多则四五年甚至十年，不一而足，而官员的任期则是有限的。在案情继续推进审理往反的过程中，主办司法官吏可能己经发生了多次变化，当后来者再接触该案的时候，其态度也就可能变得暖昧了。    

以呼格吉勒图案为例，当年侦破呼格案的多名警官，因为“迅速破获大案”获得从二等功到通报嘉奖等奖励，当时办案组组长冯志明，后来辗转升至呼和浩特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职位，还有其他一些参与承办该案的警官、法官、检察官，或升职或退休或调离，因此尽管该案从2005年即产生了疑问，但直到2014年才真正进入再审程序，可见此案纠错之艰难。可以推测，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虽然己经被发现错误，但是因案件拖延较久，没有人愿意趟这样的混水，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既免于使自己成为舆论的中心，也免于得罪同事，因此才使该案件一直久拖不决，难以纠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