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老人农业的发展，和我国打工经济兴起的大潮流、华北平原便利的农业生产条件、当地独特的竞争性村庄结构以及日渐式微的家庭伦理是息息相关的。      

(一)家计模式:打工经济兴起与老人农业诞生    

改革开放后，东南沿海城市经济率先发展，为中西部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提供了释放的出口，由此，打工经济日渐兴起，成为影响各地区农民家庭生计安排的关键性变量。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当地打工经济兴起，最开始主要以中青年男性劳动力外出打工为主，老年人和女性劳动力留村务农、料理家务、照看孩子，逐渐形成了以性别分工为基础的半耕半工的家计模式。在此期间，中国经济所能承载的进城农民工有限，加之传统观念影响，妇女选择外出打工者较少，因此，在土地上辛苦耕作的，除了老人，还有妇女和作为半农业劳动力存在的小孩，老人农业尚处于萌芽之中，在华北当地并不普遍。    

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打工经济进一步发展，这也就意味着中国这艘巨轮所能承载的劳动力数量更为庞大，加之2006年税费取消和收割机等农业机械的普及，进一步释放了匍匐在土地上的农村劳动力。此时，农村女性劳动力，开始同丈夫一道，或独立选择外出务工，或进厂做流水线工人，或进人饭馆等服务性行业。可这一代进城农民工有一个普遍特征，进城就业具有高不稳定性。正如村民A介绍道:    

“我们这一代(60后)人，是中国人口出生的高峰期。老不老?不老!小不小?不小!学历不高，手艺很少，中国经济景气时，建筑行业用工量也大，我们可以进城打工;中国经济不景气时，建筑行业用工量不大，待在城里没活干，还不如回家种地!不种地，吃啥?”(访谈记录:WXP20160925)    

因此，打工经济兴起后，中青年男女选择进城务工，可鉴于进城打工的高风险性，农民工还是会选择种地，只是不一定认真种，但却是作为农民家庭的社会保障而经营的，当然，有相当一部分家庭也不会亲自种，而是选择流转给大户、亲戚、邻居等耕种或交由老年父母代种，就华北当地而言，大都由父母代种。由此，打工经济兴起后，当地农民家庭多选择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耕半工家计模式，老人农业诞生。    

（二）自然禀赋:便利的耕作条件为老人农业奠基    

当地家庭中，中青年人外出务工，家中承包地具体耕作环节便顺理成章地交由已步人老年的父母承担，可问题是，老年人为什么一定会种呢?这与当地便利的农业生产密不可分。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点:一是相比南方丘陵山区，华北平原地势平坦，土地平整，且经过自发调整过的承包地已按户连片，大小机械易进人，大大节省了人力，耕作方便快捷，尤其是2000年后小麦收割机和家用小四轮拖拉机的普及，使得夏忙时间从半月有余缩短到五天之内，且不必耗费太多的人力，如此，降低了对劳动力的年龄要求;二是当地地处中原，气候为温带季风气候，雨热同期，降雨量适中，主要以春旱为主，抗旱时，多为年后的一段时间，这时中年子女尚未外出打工，唯一对身体有要求的抗旱工作也由子女为其分担;三是当地种植结构为冬小麦一油菜、玉米一花生一大豆一芝麻等，均为旱作农业，不比水田作物，需要劳力较少，且经营粗放，对劳动力要求低，老年人体力应付得过来。在便利的农业生产条件下，对当地人而言，种地相当于顺势而为，并不费太多气力，尤其对老年人而言，种地意味着日粮，更意味着生活中的开支来源，因此，对于没有额外收人的老年人而言，种地，成为他们必备选择。    

(三) 村庄结构:竞争性村庄结构形塑压力传导机制    

华北村庄，以多姓村为主，由于历史和自然的原因，向来以自耕农为主体的华北社会，村庄内部竞争激烈，面子攀比兴盛。据了解，当前，村民多选择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耕半工的家计模式，一个家庭，工农两份收人，由于面对同样的劳动力市场和农业市场，因此这一半耕半工户群体经济分化并不严重，一年下来，纯收人在3万元左右，占到村庄农户的70%左右;村庄经济的上层，以进城经商户为主，一年下来，收人多在5万元以上，且部分已经进城安居落户，收人可观，数量有限，在村庄面子竞争中，起着示范带头作用，这一群体，占到村庄农户的10%左右;村庄经济的下层，以老弱病残懒户为主，这一群体，多是因为天灾人祸所导致的家庭劳动力结构残缺所致，年收人几千上万，面子竞争面前，属于被迫跟进、遭受挤压的一层，这一群体，占到村庄的10%左右;此外还有一个群体我们不能忽视，那就占到村庄农户10%左右的中坚农民阶层，这一群体，因为家计安排、孩子教育、老人生病等原因选择留村发展，或务农，或当农资经纪人，或跑运输，或做红白喜事一条龙生意，充分利用乡村这一稍显稀薄却足以支撑家庭生活的经济空间，也可获得与半耕半工户相当的收人水平，数量不多，却非常重要，经济生产在村，社会关系在村，人生价值在村，因此对村庄发展也更为上心，关键也正是中农这一阶层，同老人农业一道，形成了富有弹性的农业种植格局。    

中度分化的村庄社会，使得大多数农户家庭不仅有心、更有能力讲面子、摆排场，一年到头，年轻人早早地便外出打工，以求更好的收人，争取在村庄当中可以说得起话、办得起事、做得起人。如此，便形塑出上层示范、中层跟进、下层挤压的村庄竞争结构，这种竞争性、分裂性村庄结构当中，共生了一套社会压力传导机制，老年人作为家中一份子，也被卷人其中，为自己的生活竞争买单。对于村庄中普通农户而言，作为子代，不得不面对并参与到村庄竞争性结构中来，在房子、车子、彩礼、生子等方方面面与他人一比高低，关注村庄竞争的同时，势必消减对父代的关怀和照料。同时，对父代而言，在“为下一代而活”的人生任务下，少给子女添负担、多为子女分忧，便成为老年父母的行为逻辑。在这一逻辑指引下，老年父母从事农业生产，以减轻子女负担，并如有可能，帮衬一下子女，便成为村庄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