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亲征活动界定的不同观点
随着康熙帝对噶尔丹的亲征活动结束，清朝即着手组织编纂了专记其事的官书《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后文简称《方略》）。自此，有关康熙帝亲征噶尔丹的记述、研究越来越多地出现，至今不绝。
然而，迄今为止，对于康熙帝亲征的理解和界定，国内外众多从事相关领域研究的学者尚未达成一致。对于康熙帝亲征噶尔丹活动本身理解的不同，即对康熙帝亲征的概念界定不相一致。目前，对康熙帝亲征噶尔丹的理解、界定，其主要观点有以下三种:
其一，认为康熙帝亲征噶尔丹的活动前后共有三次，分别在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二月至六月、九月至十二月和三十六年(1697年)二月至五月。这种观点形成最早，在《方略》一书中即开始采用。此后，沿用此种观点的各类著述较多。清代官修政书中，如自雍正朝起陆续四次纂修的《清会典》及清中期官修“清三通”‘等，俱沿用此种观点。清代一些私家著述，如赵翼《皇朝武功纪盛》等书，亦持此观点。在当代，学者孟昭信、白新良等编著的以康熙帝为传主的传记作品中，也以康熙三十五年二月为康熙帝首次亲征的时间。此外，郭松义主编的《清代全史》、袁森坡《康雍乾经营与开发北疆》、杨珍《康熙皇帝一家》、刁书仁主编《爱新觉罗家族全书·家事本末》‘等著作，均从此说。当代蒙古学学者齐木德道尔吉、乌云毕力格、黑龙、刘忠和等在相关研究中，也都持这一看法。
上述观点不仅广泛见于国内的诸多研究，在国外学者的相关研究中，也不鲜见。如日本学者宫胁淳子在其《最后的游牧帝国一准噶尔部的兴亡》一书中，即表达了相同的认识。又如美国学者史景迁在《中国皇帝:康熙自画像》斗中，同样采用这一观点。
其二，同样认为康熙帝亲征噶尔丹的活动共进行了三次，但具体所指与上一观点不同，分别指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七月至八月、三十五年(1696年)二月至六月和三十六年(1697年)二月至五月。这种观点，较早出现在清代魏源所著的《圣武记》一书中。继之，清代王之春《国朝柔远记》等私人著述开始采用这一观点。民国时期，历史学者萧一山、孟森、曾问吾等也都认同此观点。在当代各类相关著作中，对这一观点的采用则更为广泛。如钱宗范、邓中绵、蒋兆成、宋德宣、王思治、陈捷先、阎崇年等学者对康熙帝所作的多部传记中，均沿用此说。在《清史编年》、《清通鉴》、《清史事典》等清史编年类的工具书中，也大都采用这一观点。此外，在一些军事史、民族史等专门史研究著作中，也可见到对此观点的沿用等等。
其三，则认为康熙帝对噶尔丹的亲征活动共计四次，实际上是对以上两种观点的整合。此种观点，把康熙二十九年七月、三十五年二月、三十五年九月和三十六年二月康熙帝的四次出师，都认定为康熙帝的亲征活动。在研究中明确持此观点的，国内学界还较为少见。在国外相关研究中，如美国汉学家蹼德培(PeterC. Perdue)的《西征:清帝国对欧亚大陆腹地的征服》一书，即采用了康熙帝对噶尔丹的四次亲征说。
二、对不同观点的梳理
以上学界对康熙帝亲征噶尔丹活动的三种不同认识，其根本原因在于对亲征活动的界定不同。而对康熙帝亲征噶尔丹问题进行探究，则首先必须把这一问题界定清楚。
第一种观点，其产生直接源于康熙帝本人的相关表述以及清官修史书、政书的论定。康熙帝曾多次宣说自己统兵剿灭噶尔丹的辉煌业绩，他在《剿灭噶尔丹告祭天坛文》中，即明确写道:“臣用是于丙子春亲统六师，恭行天讨……于丙子秋，再履边境……于丁丑春，复至朔方……”而康熙帝的这一说法，也自然被其时纂修《方略》的史官们所采用。其后，雍正、乾隆二朝也都将康熙帝亲征噶尔丹的活动定调为三十五年春、秋和三十六年春这三次。雍正帝在为其父撰写的《景陵圣德神功碑文》中，直言:“以康熙三十五年春，亲统六师，由中路直抵克鲁伦……其冬，车驾再出，至鄂尔多斯，遣使招附。明年春，又出宁夏，循贺兰山。”至乾隆时，四库馆臣们对《方略》一书所写的案评语斗，则再次明确了对康熙帝三征噶尔丹活动的界定。至此，清官方对于康熙帝亲征噶尔丹的界定己基本完成，被后世修史、治史者广泛沿用，且有所发展。如当代历史学者孟昭信进一步提出了对康熙帝三征噶尔丹的理解，认为“首次亲征，歼噶尔丹主力;二次亲征，绝噶尔丹外援;三次亲征，灭噶尔丹残部”
第二种观点，有研究认为源自清代学者魏源的《圣武记》魏源对康熙帝亲征噶尔丹总结道:“圣祖三驾亲征，其出塞一由东路，再由中路，三由西路。”对于一改之前官方对康熙帝亲征噶尔丹的界定，魏源做了进一步解释，“圣祖两征准噶尔，一捷于乌阑布通，再捷于昭莫多。今《方略》从第二次亲征起，而初次乌阑布通之役不复追叙，既于事无根”。至民国时期，学者萧一山在《清代通史》中对康熙帝亲征的表述则承袭了魏源的基本观点，“综康熙时准部之役，玄烨凡三次亲征:一由东路，至博洛河;一由中路，至克鲁伦河，及拖诺山;而第三次则由西路，循贺兰山北征”。之后，凡持此论者，也多由此继承而来。
上述两种观点，实际上各有其道理，它们的共同之处在于:二者都对康熙三十五年春、三十六年春的这两次亲征不持异议，因而无需多做讨论。二者分歧的焦点在于:前者认为二十九年七月康熙帝的出边巡师应不属其亲征之列，后者则认为三十五年九月康熙帝的边外巡行不应算作其单独的一次亲征。
而第三种观点则把以上康熙帝对抗噶尔丹期间的四次出边活动均看作其亲征活动。因此，综合三种不同观点，厘清对二十九年七月和三十五年九月这两次康熙帝出边活动的性质是界定康熙帝亲征活动的关键。
三、如何界定康熙帝亲征
首先，界定康熙帝亲征的问题，要先弄清什么是“亲征”。所谓“亲征”，指古代天子和帝王亲自率军出征的行动。在中国古代社会，帝王亲征是一项重大的国家级政治军事行动，早在上古三代时期即己出现，著名的武王伐封就是典型。帝王亲征的传统日益发展成熟，亲征礼仪在周代的制度化是其重要标志。自此，帝王亲征一直发展延续到清代。
构成“亲征”的核心条件有二:一是“亲”，帝王亲自参与;一是“征”，率军出征。只要符合这两项条件，即可视为“亲征”。
具体来看，认定康熙二十九年的军事行动不属于康熙帝对噶尔丹的亲征，其大体上受到清官方相关表述和论定的影响。那么，清代官方为何要淡化对康熙二十九年军事行动的定性从而把它排除在亲征之外呢?其主要原因有三:其一，与之后三次军事行动中清政府处于主动出击的态势不同，二十九年的军事行动中，清政府处于被动防御状态‘;其二，在二十九年的军事行动中，康熙帝因病半途折返，因之未能亲临前线，可理解为此次康熙帝出边行动的目标未能达成;其三，从军事上对噶尔丹的打击效果来说，三十五年春至三十六年春康熙帝一连三次出边行动，对噶尔丹造成致命性打击，直接导致其覆亡，而二十九年的乌兰布通之战，实则清政府一方未能取胜，且对噶尔丹力量的打击和削弱作用十分有限。
但从本质上讲，康熙二十九年的军事行动，康熙帝亲自率兵从北京出发，且经古北口出塞，一直向北行进至博洛和屯(今河北隆化)，因其在口外染病、身体极度不适才未能继续前行、直抵前线以便“躬近指示”。并且，康熙帝此行的目的是明确的，他自言“联来此地，本欲克期剿灭噶尔丹，以清沙漠”，这与其后他所主导、参与的几次军事行动在本质上相同。
而认定康熙三十五年秋的军事行动不属于康熙帝的亲征活动，其主要理由在于这次军事行动，无论从名义上还是实际的行动轨迹上看，都不似三十五年春及三十六年春两次具有较强的征讨性意味，而更像是一次巡边之行。而且康熙帝的这次出边行动距离其年初出征还师相距不过三个月，故而有人认为康熙帝这次军事行动是他继清军在昭莫多取胜后为了进一步扼制噶尔丹去路和分化瓦解噶尔丹有生力量而进行的一次巡视部署活动斗。但按照同样的判断标准，康熙帝亲自参与和领导，而且这次出行历经三个月，经停归化城、进达鄂尔多斯，一路严密部署。且达到了断绝噶尔丹外援、招抚噶尔丹降人的主要目的，为次年春再次出征作了重要铺垫，是康熙帝亲征噶尔丹活动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据此，康熙二十九年七月和三十五年九月的两次军事行动均符合“亲征”的核心标准。因而，两种版本的“三征说”似乎都难以完全成立。而以蹼德培为代表的“四征说”则可能局限了对康熙帝亲征噶尔丹问题的研究视野。
在对前面各种观点进行分析、再认识的基础上，本文认为康熙帝亲征噶尔丹应是对自康熙二十九年至三十六年之间在康熙帝坚定主导和亲自参与下、清政府对噶尔丹进行的军事、政治等多方面抗击活动的统称。即康熙帝亲征噶尔丹是一个相对完整的历史过程。
综上所述，对康熙帝亲征噶尔丹问题的界定，不宜局限在微观上把它定性为具体几次亲征，而应把它看作一个历史过程、一个整体。而康熙二十九年至三十六年间清政府所进行的诸次军事行动，则都是康熙帝亲征噶尔丹活动这一宏观整体的重要组成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