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阶级论”的指导思想

十七年时期，严苛的阶级标准是划分正反人物形象的准则，同样也影响到批评的标准。大部分批评以阶级意志为导向，从批评的角度展现出反面人物的塑造局限。《青春之歌》是十七年文学革命历史题材小说中少有的表现知识分子革命斗争主题的小说。与《红日》的批评文章情况大致相同，《青春之歌》的相关评论文章主要集中讨论的是正面人物林道静的塑造情况以及作品情节安排的问题。由郭开发表的两篇批评文章《略谈对林道静描写中的缺点一一评杨沫的小说<青春之歌>》、《就<青春之歌>谈文艺创作和批评中的几个原则问题》引发《中国青年》和《文艺报》的激烈讨论，问题主要集中在知识分子与工农兵结合、改造问题上。显然大部分的讨论都集中于小说中正面知识分子林道静的塑造，并且对其资产阶级的阶级属性也格外关注。相比之下，对于反面知识分子形象的讨论就显得微乎其微。文学批评的走向与文学创作突出的重点在阶级思想的指导下呈现出一致性。

在关于《青春之歌》的论争中，可以看到不管是讨论正面知识分子形象，还是提及相对较少的反面知识分子形象，批评者都十分强调运用阶级的分析方法。正面(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定要经过革命的百般磨练，获得(小)资产阶级身份的转变；反面(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则要充分暴露其本阶级的缺陷。阶级准则成为了批评的重要原则。毛主席曾提到，资产阶级是我们最亲近的朋友，然而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要成为真正的朋友，中间还隔着一道难以跨越的阶级沟渠。阶级原则先行，是大部分批评文章共同遵循的潜在规律。

例如在《青春之歌》同一时期的批评中，对反面知识分子形象的关注较少，而在这部分较少的讨论中，其关注的问题又相对集中，批评者都把关注的焦点放在余永泽人物形象上。然而对于余永泽人物形象审美层面的关注批评者都几乎统一选择忽略，找不到任何对于人物形象审美层面的讨论和分析，反面知识分子形象在同一时期审美批评中的缺席，比在文本作品里的缺席显得更为突出。缺乏审美意义上的关注，批评者把讨论的重点放在了阶级属性，一切的审美都以阶级为前提。

通过梳理相关文章，对余永泽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判断其是不是一个好人以及应该怎样认识余永泽这个人，为此上海《青年报》还设专栏展开了讨论。好人与坏人的所指，在前文分析中己提到分别是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而这一时期判定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的标准则是阶级身份，由此看来讨论从题目开始就忽略了审美意义而把重心放在了阶级思想。而文章一开篇，通常也会清晰地把阶级评判的目的表现出来，例如，在讨论余永泽是否值得同情时，“究竟用什么观点来衡量余永泽这个人?是用资产阶级的观点呢，还是用无产阶级的观点?”而对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形象的批评用词也十分激进，具有煽动性。“余永泽坚持剥削阶级的立场，固守资产阶级的世界观，甘心充当胡适的尾巴，一个十足的唯我主义者，市侩，反动势力的应声虫，革命的反动派……余永泽，是属于时代潮流中的渣滓这一类。”把余永泽定义为剥削阶级、反动派，任何人物性格、内心思想的审美都在阶级批判下显得渺小，虚无。在以阶级标准为批评原则的前提下，任何对反面知识分子形象的批评都将与阶级属性联系，任何批判也都直指其阶级劣根性。在《是什么样的人情味?一一关于<青春之歌>中的余永泽其人》这篇批评文章里，批评者提出对“余永泽有人情味”这个看法的质疑，他认为最关键的不是余永泽有没有人情味，而是“是什么样的人情味?是属于哪个阶级的人情味?”一切都以阶级意志为批评前提，指出任何事物都带有阶级性，包括小说里余永泽对林道静的爱情，在他看来，余永泽的人性、人情以及所谓的人道主义都是资产阶级式的，在以阶级论为先行原则的批判中，彻底暴露资产阶级丑恶的本性。

阶级身份对(小)资产阶级反面知识分子形象的规约十分严苛，无论是批评还是文学创作都无法逾越阶级这个台阶。在描写反面知识分子形象时，不仅要坚持阶级观点“提示他们的灵魂深处原阶级留给他们的肮脏东西，批判他们的缺点”还要考虑“它对于读者会发生怎样的教育作用呢?”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都以阶级意志、思想教化功能为出发点和归宿，这样塑造的反面知识分子形象难免也流于模式化。例如《青春之歌》和《小城春秋》，两部作品中的反面知识分子人物的设置就十分相似，其中刘眉和余永泽两个人物形象的描写异曲同工，都“专注”与自己的艺术和学术，缺乏与工农结合，与革命显得格格不入；赵雄、周森和戴愉，都为反动知识分子，且本质虚伪、生活堕落、政治投机……反面知识分子形象类型化的创作和批评，也都局限在阶级属性的层面上，而对于人物形象自身，却缺乏对其丰富而复杂的内心世界和精神空间起码的开掘。

另一个集中体现阶级意志的讨论，是关于小说《红旗谱》革命运动中农民与地主的阶级矛盾。随着时间的推移，地主形象己经从鲁迅笔下封建旧势力的代表，转变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敌人，由作者正常的审美观照发展至必须根据主流意识形态规约而刻意塑造。文本里地主人物形象的设置不再出于文学艺术的考虑，而是变成暴露和批判反动阶级的恶性符号，十七年时期，革命历史题材小说中的地主形象几乎无一例外地成为了阶级批判的“牺牲品”。从文本的角度我们逐渐发现了地主形象所扮演的社会角色的擅变，以关于《红旗谱》的批评文章为例，从不同的批评观点中，梳理出十七年时期从阶级意志角度对于地主形象塑造批评的局限与问题。

在《红旗谱》引发的热烈讨论里，批评家都集中关注小说所表现出来的阶级斗争，肯定了小说展现的历史背景下的压迫与剥削，并进一步引发读者对名族性的探讨。地主阶级直接压榨与迫害的对象是革命的主要力量无产阶级，致使农民长期在困苦的生活里挣扎，长久以来农民与地主之间的矛盾确实存在，但二者之间的矛盾被有意无限放大上升至尖锐的阶级矛盾，因此，无论是在创作还是批评，阶级性标准被放在了首要位置。作者梁斌在谈及创作时回忆到“我写这部书，一开始就明确主题思想是写阶级斗争……书是这样长，都是写的阶级斗争，主题思想是站得住的。”从作者的这番话不难看出，创作一部小说，其主题思想是否切合文艺的政治标准，是否“站得住”，关键在于阶级性主题的表达。那么在阶级标准先行的指导下，在批评家的眼里地主形象的创作又是如何展开。

由于批评关注的重点并非在反面人物形象的塑造，因此对于《红旗谱》里地主形象的评论就相对较少，在仅有的评论文章中可以看到对于地主形象如此的评价一一“冯老兰的凶狠毒辣、贪财图物、苛刻剥削农民的性格，正是一般地主的共性。”批评者直接揭示了小说里地主形象的特征，同时也概括出了十七年时期地主形象的共性，并认为这是小说地主形象塑造成功之处，同时还提出深刻地描绘出了人物形象的个性一一“他并不以砸了古钟，占了公地、死了仇人为满足。进一步他要把朱老巩的后代斩尽杀绝为快。这样，他的凶狠毒辣就更使人愤怒。”批评者所谓的个性，无非是再次强化地主的共性，就如同地主剥削农民，方式和程度不同，但并未改变剥削的本质。因此，尽管批评家试图在地主形象上找寻个性，但都不得不止于共性。类似这样的地主形象，出现在很多作品中，《苦菜花》中王唯一、王柬之两兄弟以及《林海雪原》里土豪恶霸地主范千金和赵大发等等。这一批地主形象尽管身份不完全相同，但其反动性质，以及贪婪，霸道，剥削的本质都呈现出一致性。

尽管地主形象的塑造类型化，但是从部分批评观点还是可以发现批评家也意识到大部分的反面人物形象缺乏鲜明的个性生命，也在试图探寻塑造反面人物形象的典型个性。即使无法回避十七年时期对于地主阶级既定的塑造标准，也力图在个性中塑造出具有代表性的典型性格。因此提出“典型性格必须通过个性化的形式体现出来，才能使它具有尖锐性和鲜明性，也才能使他像活人一样，或被人蔑视，或被人憎恨，或被人喜爱。”然而批评家理论的建议与作家实际写作的具体情况往往也存在巨大的分歧。梁斌回忆他如何写反面人物时提到，曾有人提醒他“要注意反面人物，要从头至尾压倒正面人物的话，那就要出问题了。”作者想出的对策则是“让他篇幅占得小…压缩反面人物的阵地”不仅如此，“写反面人物容易落笔生花，作者爱给他们打什么花脸就给他们打什么花脸”如此一来，创作带有强烈先入为主的阶级思想，地主形象还未开始描写就己经被规定好创作的方向，任何个性，典型性格在阶级的规约下逐渐消逝。因此，具体的创作受到具体年代环境的限制，理论的探索是必要的，但在强大时代话语前却又显得无能为力。

批评对文本创作的规范

十七年时期，批评标准自身受到思想教化作用以及阶级论指导思想的限制，因此批评活动呈现出标准先行、审美分析其次的倾向，这一时期文学创作和批评在这一点上产生了共性。虽然创作和批评分属不同的审美领域，作者与批评者也具有相对独立的思考范畴，但两者实则密不可分，而在十七年这一特殊时期，二者在总体实行原则上达到了高度统一。显而易见的是批评受到创作的影响更为明显，批评必须根据具体的创作内容而生成，没有具体的创作文本批评就无从谈起。就比如小说写了地主形象，对其批评的内容必定在统一标准的指导下围绕地主形象展开，绝不会写到土匪或者其他形象。而批评对于创作的影响也同样不容忽视，不同的批评观点会以不同的方式解读创作文本，使得文本在批评的引导下得到不同层次的诊释，例如关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余永泽的评论，有批评将其解读为诗人骑士，也有批评将其定位反革命分子。在十七年时期，突出思想教化以及阶级论的批评不仅仅是给创作文本做出不同的诊释，甚至还引导了大众的思维，影响到文本的具体创作。批评对文本创作的影响首先表现在直接指出了反面人物的塑造规范。前面章节的内容也己提到批评者从思想性和阶级性角度对文学创作中反面人物塑造进行评论，强调思想教化作用以及阶级意志体现不仅是批评的标准，同样也是批评对反面人物创作提出的具体要求。因此，梳理关于反面人物形象的评论观点时能够看到这些具体的要求其实都具有相对的统一性。

在关于《青春之歌》的激烈讨论中，有观点直接提出描写(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们要“提示他们的灵魂深处原阶级留给他们的肮脏的东西，批判他们的缺点。”在同一时期，对《红旗谱》的批评中，也有不少批评者认为“作者着重写述了官商勾结、反动统治者对于恶霸地主的庇护、效劳，以及反革命政变带给人民的苦难等等，这样就更清楚地暴露了那个社会的反动本质了。”从这些批评观点中能够总结出两个词汇“批判”和“暴露”，这两个词语是批评者对反面人物形象评论中十分常见的词汇。“批判”和“暴露”用在反面人物形象上显然是贬义词汇，而需要通过反面人物来暴露和批判的必定是丑恶的一面。如关于《红日》中塑造的国民党军人形象的批评，批评者提到“反动军队的阶级本质注定了他们要灭亡。”灭亡是既定的事实，而批评者指出的阶级本质则是作者在文本中应当“暴露”和“批判”的内容。因此，这两个词语不仅潜移默化中阐释了写反面人物的方式一一表现反动阶级的最肮脏的一面，同时也点明了创作反面人物的目的一一否定反动阶级的阶级本质，似乎不按照这样的方式进行塑造就不切合这一时期批评的主流。反观十七年时期在这些评论之前或之后出版的小说，其中反面人物的表现也几乎都遵循这样的塑造方式，这不仅仅是作家在主流话语权力影响下的结果，批评者直接或间接的批评内容也形成了对创作的一定规约。

批评对文本创作的影响，其次表现在作者会根据批评者提出的修改意见对小说进行相应的改编。小说《红日》、《青春之歌》以及《林海雪原》出版之后，作者根据文艺界批评或者读者来信等各方面的批评意见对小说进行了大量的删改，其中三部小说都涉及到一个共同的问题：关于爱情部分的描写。《红日》里大胆表现了军事领导的爱情生活，这部分描写招致了许多批评，其中认为梁波和华静的爱情写得尤为不合适，不仅体现了小资产阶级的不良气息，还抹黑了军事领导的光辉形象。之后作者自己也承认“《红日》里的爱情可以不写。我以为这个意见是深刻的。”另外，也有批评者指出《青春之歌》里林道静的三段爱情描写不合时宜，不仅使作为革命者的林道静显得轻浮，还使共产主义战士卢嘉川的形象也有所连累。为此作者杨沫针对批评者提出此问题以及其他意见，花了3个月的时间对《青春之歌》进行补充和修改。再次，对《林海雪原》里白茹和少剑波的爱情批判也十分集中。批评者指出对白茹初恋情怀的描写不仅成为结构上的赘统，还使其精神境界显得狭窄和卑俗，同时还损害了少剑波性格的塑造。之后作者在小说再版时对这部分感情描写进行了相应删改。

之所以对小说里爱情部分的批判会如此集中，是因为“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仿佛写爱情是对社会主义文艺的裹读，与反应革命战争更是水火不相容似的。”而在十七年时期，这些被看作不合时宜的爱情描写损毁了正面人物的光明形象，迫于批评的压力，作者也不得不修改原著。尽管这些批判都是针对正面人物提出的规范，但是十七年时期严格按照二元对立的书写方式，则引导人们把对正面人物规范的相对面投注在反面人物形象之上。既然爱情描写抹黑了正面人物，那把同样的爱情描写放在反面人物形象上则效果如何呢?也还会遭到批判吗?答案也许是肯定的。试想以云淡风轻的描写手法把同样一段美好的爱情放在反面人物形象上，忽略了暴露和批判反面人物阶级本质的目的，以这样的方式来塑造反面人物显然是不符合十七年时期主流话语规范的。所以，对反面人物塑造的规范不仅仅是正面人物规范的对立面，还要继续往对立面的极端深入发展。如是说在塑造反面人物形象时，不仅要描写爱情，还要将爱情扭曲、丑化。体现在具体的创作中则是单纯美好的爱情对于反面人物是几乎不存在的，表现在反面人物形象上的情爱更多地被扭曲为卑俗、不正当的男女关系甚至是赤裸的肉欲。比如座山雕和蝴蝶迷，白莉苹和潘秘书长、戴愉和女特务上司、冯兰池和春兰……这也正好印证了一些评论的潜在话语规范一一有评论指出革命战争作品是可以写爱情，只要“他们的爱情都是健康、美好的”潜藏的意思则似乎可以理解成，反面人物也能够写爱情，只要他们的爱情是肮脏、低俗的。

针对批评者提出的关于几部小说中爱情描写的意见，作者都对小说进行相应的改编，体现了批评对创作的规范。虽然规范的是正面人物，但从其规范内容的对立面却可以看出对反面人物创作的影响。无论批评是直接提出反面人物的描写要求，还是间接的影响反面人物形象的塑造，都无法回避十七年时期的批评话语对文本创作的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