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技术哲学家唐·伊德开创的后现象学技术哲学，是当代技术哲学研究的新领域。唐·伊德继承了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现象学研究传统，结合梅洛一庞蒂的知觉现象学和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从探讨技术的中介调节作用入手，建构了后现象学技术哲学理论体系。这一理论聚焦于生活世界，拒斥一般性的超验的技术观念，在“人一技术一世界”的关系中研究具体的技术现象，深入讨论了“在人一技术一世界”的生种关系，即“具身关系”“解释关系”“它异关系”以及“背景关系”，因而是一种“关系本体论”。手机作为一种特殊的技术人工物，也遵循技术中介作用的一般规律。而恰恰是以上4种关系在手机上的耦合与突显，导致了人对手机的过度依赖，进而丧失了理性的自主性。    

1.“具身关系”导致自主性的非理性扩张   

伊德认为，“人是通过技术这一中介来感知世界的，因此人与技术就体现为具身关系”。“具身关系”将技术的应用视作我们参与环境或世界的方式，直接影响了我们的知觉能力。    

从使用者角度看，人与手机的“具身关系”结构为:(人一手机)→世界，主体对世界的认知经验被手机居间调节，人与手机共生为一体。这种技术关系使手机展现出部分透明性，手机本身并不是主体关注的焦点，手机作为海德格尔所说的上手事物在使用中退隐，主体关注的焦点是手机的意向性和反映的信息。人使用手机与使用其他工具不同，手机意向性指向的是虚拟世界。由手机创设出来的世界并不是一个自然世界，而是人为构造出来的，是经由手机的使用来实现的，这使得手机对使用主体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具身关系”在这里会明显影响知觉和判断的理性程度。    

一般情况下，人在面对外界有吸引力的事物时具有一定的权衡能力。当外界信息的通道几乎一样，没有更吸引人的方式时，人们会较为理性。而手机带来的是强烈的刺激信号，把人了解外部信息的渠道放大，这能够改变使用者的权衡能力，因而容易使人的自主选择变得非理性。在手机出现之前，人的自主性建立在人们相互接触的范围相对固定、信息交流渠道相对固定、知识范围相对固定的框架内，一个人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的价值观和道德规范体系也相对固定。在这个固定的框架里，人的自主性当然会较为理性。随着手机功能与互联网技术的紧密结合，人们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自主选择空间，很多人在这样的空间中呈现出自主权的任意扩张状态。他们缺乏理性层面的自我主宰，缺乏反思，不能控制那些由欲望带来的非理性冲动，自主权的任意扩张最终使手机的社会功能和时代价值受到严重扭曲。马尔库塞认为，“现代工业社会的技术进步给人类提供的自由条件越多，给人的种种强制也就越多。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使手机承载的功能越来越多，使用者在控制手机的同时也受制于技术。人的自主性是人作为活动主体在对客体的作用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创造性或能动性。当技术在“具身关系”中被异化为支配人类的工具时，人的自主性也必然遭受异化。   

2.“解释关系”导致主体被隐蔽地操控    

伊德认为，“解释关系不是扩展或模仿感觉和身体能力，而是语言及解释能力”。“解释关系”表明，人需要通过技术展现出来的数据对世界进行感知，世界变成了一个文本，人和世界之间具有不透明性。    

从获得内容的角度看，人与手机的“解释关系”之间的结构为:人→(手机一世界)，手机成为世界的解构者，向主体展现的是一种表象，主体通过手机所知觉到的并不是世界本身，而是获得间接性的经验。然而，在人与手机的解释关系中存在一个谜团，主体一般无法确认手机展现的世界是否为真实世界。当手机出现故障时，主体会怀疑手机展现世界的真实性;而当手机正常运行时，主体就会信任手机所展现的世界。“解释关系”增加了使用主体对手机的依赖程度。    

因此，“解释关系”可能导致一种主体隐蔽地被操控状态。手机制造和使用领域的技术专家在不知不觉中引导了整个手机自媒体行业的发展方向，使之变得统一化、单向化，而使用者对这一行业的影响逐渐被弱化甚至忽略。正如伽达默尔所说:“交往的现代技术导致一种对我们头脑的愈加有力的操作。人们可以有目的地把公众舆论引向某个方向，并出于某些决定的利益而对其施加影响力。”“手机的功能设计充分考虑到使用者的感知和需求。人们接触手机的整个过程都在专家的设计、测评、反馈之中，个体的实践体验实际上被专家所控制。手机信息的发送建立在后台数据流交换的基础上，其实质就是“信息编码→传输→解码”的过程，而这一过程又是实际用户难以见证的。手机技术的开发者却可以依据营销目的对数据流进行筛选和控制，进而深刻影响人与手机展现的世界之间的“解释关系”。因而，手机使用中的“不由自主”是自主性与“他者”控制不断较量的产物，而在这种较量中“他者”控制又往往通过使用者的“不由自主”而占上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