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指出：“事件若是发生得出人意外，但仍能表明因果关系，那就最能（或较好地）取得上述效果。如此发生的事件比自然或偶尔发生的事件更能使人惊异，因为即便是出于意外之事，只要看起来是受动机驱使的，亦能激起极强烈的惊异之情。比如阿尔戈斯的弥图斯塑像倒下来砸死了正在观赏它的、导致弥图斯之死的当事人一事，便是一个佐证——此种事情似乎不会无缘无故地发生。所以，此类情节一定是出色的。”这就是说，文艺创作来源于生活，但生活材料在作品中是被重新安排的。艺术家出于某种动机，为了取得艺术效果，往往设计一些出乎意料但又合乎情理的事件。为此，什克洛夫斯基将“情节”和“故事”作了明确区分。他认为“故事”不过是事件的基本延续，是艺术家所遇到的素材。“情节”则是故事得以陌生化，得以被人创造性地扭曲并使之面目皆非的独特方式。

赵本山小品的表演是要给受众以喜剧效果，它所叙说的故事情节，大都给我们一种新奇感，许多情节近乎荒唐，它让我们哈哈大笑，但在大笑之后，又给我们以思考，使我们觉得有一种异样的熟悉。例如《卖车》、《卖拐》里的好腿被忽悠瘸了，智商正常的人被忽悠迷糊了，《策划》里居然把“公鸡下蛋”当新闻进行一番煞有介事地炒作等等。

陌生化的的情节是惊奇的一个重要因素，惊奇能给人以快感，惊奇能够讨受众喜悦。赵氏小品在制造情节的惊奇上，形成了一种独特模式——情节的脑筋急转弯化。

在小品《卖车》、《功夫》里各有一段非常精彩的脑筋急转弯对答，诸如：“1加1在什么情况下等于3？”（不是不可能，是在算错的情况下）“你们家的小狗为什么不生跳蚤？”（不是狗讲究卫生，是狗只能生狗）“青春痘长在什么地方不耽误你美观？”（不是长在自己腰上，是长在别人脸上）等等，这些问题的答案都是出人意料的。脑筋急转弯的特点是不按套路出牌，打破常规，从而获得意想不到的效果。而赵本山的小品其实就是将这种脑筋急转弯情节化。

比如《卖拐》叙述的故事情节是这样的：一个外号叫“大忽悠”的老头到街上卖拐，由于大街上都是腿脚好的，没人买。这时来了一个骑车的，于是大忽悠经过一番巧舌如簧地“循循善诱”，终于让一个双腿健全的人深信自己一条腿长，一条腿短，最后骑车人心甘情愿地买走了拐把自行车留下。这个近乎荒唐的情节，我们很容易把它设计成一个脑筋急转弯问题：一个双腿健全的人在大街上居然把一双拐买了回家，为什么？按照正常的思维，答案不外乎是：送给腿脚不好的人用的。而出乎意料的答案则是：此人被卖拐的人骗了。这种情节和脑筋急转弯“1加1在什么情况下等于3”，异曲而同工。

赵本山的小品在情节设计上不仅新奇独特，而且在情节的展开上跌宕起伏，一波三折。在曲艺界把这种情节多变称作“抖包袱”。“包袱”是舞台表演时运用的笑料，也是小品表演的重要艺术手段。包袱是一种比喻的说法，其本义是用包袱皮包东西，用在二人转、相声或小品中，是指在表演故事时，先铺垫包好然后再“抖开”，好像把包袱皮包好的东西慢慢展开，然后以不可预料的方式突然抖开，表现出令人发笑的“东西”。

情节包袱是赵本山小品最大的最具喜剧效果的表现方式。赵本山小品的包袱性情节表现出这样一种基本模式：情节的展开和发展是包袱的铺垫，而情节的高潮则是包袱的抖开。包袱性情节使赵本山小品别开生面，独树一帜。

小品《心病》里的医生赵大宝本来是给别人治病的，可是在治病过程，病人的心病却变成了医生的心病：病人觉得自己快要不行了，向妻子忏悔，自己曾经有一次对不起她，于是病人的妻子就有了心病，当赵大宝得知这个病人的相好是自己的妻子时，这块心病由病人转移到病人的妻子最后转移到赵大宝这个心理医生身上。赵大宝一开始振振有辞地开导病人，别把钱看得太重，“把钱看淡一点。哥什么都没有，但是活得很快乐嘛!是不是?三百万就当没有这事”。但在得知自己得到了病人的一百万之后，心理医生赵大宝却反而像病人一样，中风了。

最典型的情节性包袱是他的《功夫》，一开始赵本山以诚心忏悔的姿态出现，为了表示诚心发誓要砸轮椅，一贯忠厚的范伟不忍心提出要把轮椅买下，当范伟掏钱买轮椅时，观众都以为范伟被忽悠住了，不过，范伟并没有上当，观众的心可以放下了。然而当赵本山的两个徒弟改投范伟门下，范伟给他们发红包后，观众觉得范伟又被忽悠住了，好人还是容易上当。可是不曾料到的是范伟在红包内放的居然是一副对联，至此，观众彻底放心了，资深上当者小范，终于长记性了。擅长忽悠别人的赵本山，这次却被一向老实厚道的范伟一再识破其目的，并最终被范伟制服。《功夫》极尽情节跌宕之能事，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极大地彰显了赵氏小品的情节魅力。

    当然，赵氏小品在情节构造上并没有纯粹一味地制造新奇陌生的效果，在熟知化方面也是独到的。最典型的就是通过小品系列化来达到熟知化效果。例如白云黑土系列——《昨天、今天、明天》、《说事儿》、《策划》等，忽悠系列——《卖拐》、《卖车》、《功夫》，以及早期的徐老蔫系列《相亲》、《老蔫完婚》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