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一统”的政治理念

清入关后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己经完成了对中原地区的统一。而作为政权的主宰者，康熙帝自幼年起就开始接受国家“大一统”政治理念的洗礼和熏陶。到其即位后多年的治国实践，特别是在陆续完成平三藩、收台湾等一系列维护国家统一的行动之后，康熙帝对于继续实现和维护国家大一统局面的信心和决心也更加坚定。

康熙帝自幼好读，通过学习历史兴替故事，掌握历史经验、教训，对此他晚年时说:“时常看书，知古人事，庶可以寡过。故联理天下事五十余年，无甚差武，亦看书之益也。”‘因此，中国古代史上自三代、秦汉以来国家大一统的政治理念更加根植于康熙帝心中。

康熙帝曾自言:“观明史，洪武、永乐所行之事，远迈前王。我朝现行事例，因之而行者甚多。”2而前代帝王为实现和维护国家大一统局面而铸就的恢弘业绩，也自然使得康熙帝心向往之。

在给噶尔丹、达赖喇嘛、策妄阿拉布坦等人所发的救书中，康熙帝屡屡站在“联统御宇内，率土生民皆联赤子”的高度，这正反映了康熙帝所承续的古来帝王一脉相承的国家大一统理念。也正是这一理念的作用，内发地驱使康熙帝对威肋、到其国家一统局面的噶尔丹进行亲征。

(二)满洲尚武传统和父祖英武精神的驱动

作为以满洲民族为统治阶层建立起来的政权，清政权不但是以武立国，而且清历代统治者特别是清前期的统治者们都无不重视对满洲民族传统尚武文化的传承。

清政权(包括后金时期)自开创以来，历代统治者不仅在思想上保持民族尚武精神，而且在国家的重大军事行动上，也往往身先士卒。清康熙帝之前的三代君主一努尔哈赤、皇太极和顺治帝福临，他们或率军亲自出征，或曾计划举行亲征。

满洲民族的尚武文化、乃祖乃父的“列圣相承”，对康熙帝无疑产生了极大影响。康熙帝所受影响，主要表现在两方面:重视国家武备和效法列祖先贤。

一方面，康熙帝多次强调国家武备的重要性。如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康熙帝在训谕中谈到:“从来国家承平，军事不宜废弛。11 6康熙三十年(1691年)，在圈定新科武进士名次后，他感慨道:“自古帝王制治未乱，保邦未危，武备所关亦甚重大。”‘终康熙帝一生，始终不忘对国家武备的关心，直到他去世前两个月，还对大学士等再度申明“承平日久，岂可遂忘武备”之理。

另一方面，康熙帝的法祖效贤之心更是十分殷切，在康熙三十四年出征噶尔丹前，他通过兵部颁发军令，其中就提及“自我太祖、太宗、世祖，以至于今，野战必胜，攻城必克，所向无前”3。继而三十五年四月，索额图等于行军途中劝说康熙帝回师，引其大怒，斥责道:“我太祖高皇帝、太宗文皇帝，亲行仗剑，以建不基。联不法祖行事，可乎?!”。

可见，满洲民族的尚武传统和父祖的英武精神，同样驱动了康熙帝亲征行动的实施。

(三)康熙帝自身条件的优势

康熙帝对噶尔丹展开亲征行动的另一个重要内在因素，是康熙帝自身所具有的几点优势条件，主要有以下几点。

1.康熙帝了解历史上的行军经验

康熙帝对历史上的一些行军经验有所了解，其在三十五年春的军事行动中体现得最为典型。是次出军，康熙帝规划兵分三路，约期夹击。其中，以萨布素统率东路军会集于索岳尔济山，趋克鲁伦河西进，防止噶尔丹东窜;以费扬古、孙思克、博雾等分统两路军会合后作为西路军，自翁金直扑土喇河、巴颜乌兰方向，从西面截击可能西窜的噶尔丹;中路则由康熙帝自将，经睽宿布喇克、科图地方，向北挺进，直抵克鲁伦河，为三路大军中的主攻部队。

可见，康熙帝的这次军事布局十分周密，从多方面考虑战争发展的动态，采取相应的对敌拦截手段。但必须注意，康熙帝的这种布局并非其自创，这从西路军拦截噶尔丹的路线上即可看出。历史上，中原王朝对北方游牧民族的进攻，如汉时进击匈奴就曾经由此路进军。再如，明成祖朱棣“三追阿鲁台，一追瓦刺，皆饮马于护胸河，一至土腊河而还，一至斡难河而还”。对此，康熙帝后来解释说:“宿将皆言，自古战阵之事，皆于旧战地交战，从无战于不可战之地者。明成祖出塞时，亦尝战昭莫多。是知行军、立营必视水草，攻占必视地利。”‘此外，康熙帝所统中路军行进轨迹，亦属朱棣北征时曾所经行。对此，齐木德道尔吉先生评论道:“在将近三百年之后，康熙皇帝为了平定蒙古，巩固国家，几乎在同一个季节经过明朝皇帝征讨蒙古所经过的地方，这绝对不是偶然的巧合。”

2.康熙帝粗识边外地理、道程

康熙帝在对噶尔丹展开亲征行动之前，自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起，就开始进行频繁的巡边活动。兹将康熙二十二年至二十九年亲征噶尔丹前康熙帝的巡边活动简列如下:

表2-1康熙帝二十二至二十八年巡边活动一览表

资料来源:《康熙起居注》《清圣祖实录》

客观上，康熙帝屡次巡边的活动，主要达成了三方面效果:巡视边外蒙古地方，通过随围、校射、颁赏等方式，从情感上进一步加强、维系与漠南蒙古的关系;在边外地方行围，保持发扬满洲骑射文化，同时兼有检验和训练士兵的性质，即所谓“间或幸塞外行围，以习武备”斗;对边外的地理环境和道程有了一定的了解乃至进一步熟识。这三点效果对于不久之后康熙帝对噶尔丹展开的亲征行动而言，都大有助益，因此也是康熙帝所具备的一项优势条件。

3.康熙帝的身体素质相对过硬

如前文所述，建立清政权的满洲民族有着尚武的传统文化。因此，作为政权的领导者，康熙帝十分重视对武职人员在武功方面的锻炼和培养，对自身要求尤其如此。

康熙帝通过常年到南苑、塞外等地行围以及开展其他的演武活动，强化了对满洲民族传统骑射文化的传承，更重要的是锻造了其过硬的身体素质。晚年的康熙帝为此自诩，“联自幼强健，筋力颇佳，能挽十五力弓，发十三握箭，用兵临戎之事，皆所优为”。

此外，在清代官书记载中，表现康熙帝强健体魄之处，不胜枚举。当然，考虑到官书的政治立场，其中夸张的成分自是在所难免，但基本反映出一个事实，康熙帝的身体素质整体过硬。

假使康熙帝没有较好的身体素质，是很难坚持在相隔不久的时间里对噶尔丹进行多次军事亲征的。对此，美国历史学家史景迁也说:"42岁的皇帝看起来觉着特别的英勇和健壮。”

4.康熙帝对噶尔丹的情况有所掌握

以康熙帝为首的清政府在噶尔丹进行四向征伐时，就己开始了对其军事动向的关注。如在康熙十七年(1678年)，噶尔丹准备进军西海，甘肃镇守将军张勇向清廷进行汇报。当时的康熙帝正忙于应对“三藩之乱”的平叛，无力顾及噶尔丹势力的扩张。因此，康熙帝做出如下批复:

厄鲁特如远从达布素图、瀚海而去，则无庸置议。若来至近边，欲经大草滩前去，则将军张勇、提督孙思克等，务须令其坚立信誓，不许骚扰人民。仍整饰我军，严加防护，一面放噶尔丹过往，一面奏闻。倘或肆横，强欲入边，将军、提督等固守地方，一面坚拒止之，一面星速奏闻。

可见，此时的清政府对噶尔丹的军事扩张行动不予干预，只是严守“不得侵犯清朝域内”这一底线。

但此后，康熙帝加强了对噶尔丹方面军事动向的侦察，对噶尔丹方面的情况也日益了解、掌握，这不能不说是康熙帝亲征所具备的又一优势。

(四)出于对亲征行动阻力的回击

历次亲征行动前，朝廷内部的反对和畏难势力，在一定程度上更加刺激了康熙帝。因此，康熙帝决意对噶尔丹进行亲征，从一定角度看也是回击朝中阻力的表现。

事实上，康熙帝亲征对敌的思想并非始于征服噶尔丹一役。在平定三藩的过程中，康熙帝就曾两度提出要御驾亲征。康熙十三年(1674年)十二月，陕西王辅臣兵叛、杀经略莫洛，引起清廷震动，康熙帝乃议亲征。另一次，康熙十七年(1678年)八月，康熙帝再次提出“联欲亲统六师，躬行伐罪”。但是，这两次亲征提议均被王公大臣们劝阻而未得实现。

对于以上两次亲征提议被阻，可以从三方面去认识。从当时三藩战争纷乱复杂的角度看，康熙帝想要真正进行一场有效的军事亲征是很难的;从诸臣们谏阻的角度看，他们所提出的“京师根本”的核心立场说服了康熙帝，如果在当时动荡混乱的局势下贸然离京出征，京师安全是无法保证的;从康熙帝提议亲征的实际初衷看，其屡屡提及亲征的根本用意或许并不在于想要真正进行亲征，而更多是希望从侧面督促、激励将领们在前线更加奋勇效命。

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六月，面对噶尔丹南下入界，康熙帝下诏亲征。不久，又遭到了廷臣们的反对和劝阻，而且反对的理由与十年前完全相同。康熙帝此次虽没有取消亲征，但仍“俯允群臣所请，决定推迟亲征”。而推迟亲征的结果，或许间接导致了当年的亲征行动未能达到预期效果。

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冬，噶尔丹再度东进至克鲁伦河一带，康熙帝决定再次发兵出征，召集三品以上诸臣商讨意见，结果“举朝之言宜征讨者，不过三四人而己”3。事后，康熙帝对此直言指斥:“方亲征之初举也，在廷诸臣多持异议。狙于目前之计者，谓凶锋挫蛆，无足深忧;惮于征缮之烦者，谓大漠游魂，难以就缚。不知除恶务尽，制胜在谋。”

随着康熙帝平三藩、收台湾以及抗击俄国侵略者取得一系列军事胜利，国家发展日趋稳定、渐开新局。此时，康熙帝的治国手腕日益成熟、统治基础日渐稳固、对王朝战争的经验也不断丰富，且他对噶尔丹问题有一定深入认识和思考。基于这样的情况，康熙帝对噶尔丹的军事亲征己如箭在弦上，其计划不可能再为朝廷内部的阻挠和反对势力所扼杀。而上述群臣的异议、畏难，让康熙帝“心深咎之”，进一步坚定了其“风寒雨雪皆所不辞、习于战斗之劲寇亦所不避”‘的亲征决心。

(五)康熙帝的内在顾虑较少

最后，还有一个方面值得注意，就是康熙帝亲征噶尔丹期间，其内在顾虑较少。所谓内在顾虑，主要来自于康熙帝对长辈的牵挂和康熙帝出征期间中枢朝政的运转。

康熙帝在平定三藩之乱期间提出亲征，当时诸臣所持谏阻理由之一，即“太皇太后年高”。康熙帝对祖母极尽孝敬，而祖母则成为当时其实行亲征的一个心理挂碍。至亲征噶尔丹时，其祖母太皇太后己经过世，太后其时刚刚年过五旬，对康熙帝而言征途中对长辈的牵挂或可不至太重。

在朝政的运转上，昔年康熙帝两次提议亲征，其本身尚属亲政未久，一旦离京出征，朝政运作则难保平稳无事。至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七月康熙帝出征期间，朝政运作日益制度化，“部院奏章日送内阁，内阁三日一次，骚送行宫听理”。而到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春进行出征行动时，太子撒扔早己成年且经过多年培养，康熙帝认为“在京诸事，皇太子年长，可以办理”斗。为此，康熙帝对出征期间的朝政运作给出的安排是:“此次各部院衙门本章停其驰奏，凡事俱着皇太子听理。若重大紧要之事，着诸大臣会同议定，启奏皇太子。”可见，康熙帝在对噶尔丹亲征的关键阶段，朝政运转不但没有出现大的问题，而且康熙帝也借此机会考察和锻炼政权的接班者。

当然，出征途中的康熙帝虽然没有以上两方面的太多顾虑，但他仍然时刻心系身在北京的太后和监国理政的太子。这从现今保留下来的出征期间康熙帝与太后、太子间往来密切的奏折、书信等材料即可看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