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时期的反面人物究竟如何塑造，文学主流话语有着明确的规范。在主题先行的指导下创作，正反人物的塑造都失去了审美自由。周扬曾指示：“英雄人物的光辉灿烂的人格主要表现在对敌人及一切落后现象决不妥协，对人民无限忠诚的那种品质。”歌颂正面人物忠诚于革命事业以及在政治和道德上完美的人性是这种讲话的中心思想。正面人物的创作规范限制了英雄人物只能写他们忠诚于党和革命，那么同理相对，反面人物作为革命正义力量的对立面，则只能暴露其人性、所属阶级的缺点并且严加批判。不仅如此，如何安排反面人物形象在文本中的位置，也有明确的指示一一“文艺作品需要创造正面的英雄人物，但是决不可以把在作品中表现反面人物和表现正面人物两者放在同等的地位”。一系列文学之外的规范使反面人物形象理应具有的复杂深刻人性在文本中呈现出缺失的状态。

作家对文学主流话语的理解，同样也直接影响反面人物形象的塑造。李英儒在《野火春风斗古城》的序言中提到：“写出活生生的反面人物来，可以作为反面教员，提高大家的警惕。另一方面，在中国人民满腔热情地建设社会主义的今天，让青年人回顾一下历史，知道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几十年的革命斗争过程中，扫除了多少个什么样的历史垃圾，从而使青年同志们怀念过去的艰苦斗争，更加信赖与热爱我们的党，更加热爱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因而发挥更大的干劲，用更高的速度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按照此预设目的创作出的一系列反面人物大部分都流于“脸谱化”模式，缺乏人物形象独特鲜明的气质，缺乏人物独立性，其自身存在的意义远不及反衬、突出正面人物的意义，教化作用成为了反面人物存在的最根本原因。

遵循文学主流话语的规范和预设教化目的，构成了反面人物塑造的总体原则。在总体原则指导下，四种反面人物形象的塑造又存在共同的规律。其中阶级身份是这一时期区分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的总体标准。从反面人物形象隶属的阶级来看，这一时期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反面人物来自革命的主要战斗力量无产阶级。那么大致的趋势则是除了无产阶级，其他任何阶级都几乎会被塑造成反面人物，换言之，无论反面人物形象的人性如何，只要来自反动阶级那么就必然被贴上反面人物的标签。例如：隶属于官僚资本主义的国民党军人，(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地主阶级的地主等等。具体来说，只要是来自地主阶级，就很少存在善良的地主以及土匪；只要是官僚资本主义阶级，也几乎没有道德好的敌军形象；只要是(小)资产阶级，也几乎不存在未经过革命历练就正义革命的知识分子……

对阶级区分的强调，并不是在十七年时期才开始。早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毛泽东就己经意识到，要通过区分阶级属性将中国社会划分为各个部分，根据各阶级的具体情况制定革命斗争策略。到新中国成立，大部分主流媒体都纷纷开设专栏讨论并广泛传播阶级斗争思想，从而启发民众的阶级觉悟，肯定过去阶级斗争胜利的正义性。通过把矛盾上升至阶级矛盾的层面，才足以调动大众的革命热情，捍卫革命胜利的果实。那么阶级身份究竟是如何影响十七年文学革命历史题材小说中反面人物人性善恶标准的呢?十七年阶级论思想的盛行，导致人物阶级身份的设定成为小说展开叙述之前必须明确的问题，评判一个人物的善恶并不通过道德伦理，而是看其背后所属的阶级。阶级是被否定的，那么来自这个阶级的人物自然也是被否定的，歌颂或是批判某个人物则代表了对某一阶级的肯定或是否定。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指出要摆正无产阶级的立场，之后周扬在第二次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提出在阶级立场要划清人民和反人民的界线，毛泽东还指出“对于敌人，革命文艺工作者的任务是在暴露他们的残暴和欺骗，并指出他们必然要失败的趋势……”一系列的讲话一再强调阶级划分的前提，并且直截了当地下达暴露敌对阶级恶行本质的任务，反面人物的人性与生动性在条例的规范下则显得微不足道。

小说《红旗谱》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讲述了农民朱老巩、严老祥两家与地主冯兰池之间的斗争故事。抛开先入为主的阶级思想来看两家的争斗，不过是正常的乡村宗族伦理矛盾，而冯兰池充其量也就是一个贪财好色、刻薄无理的普通地主形象。而“这些琐碎、细小甚至颇有些闹剧色彩的乡村生活事件，其实难以支撑和建构起你死我活的严酷阶级斗争观念。”也许作者也意识到这个问题，在开篇就给小说奠定了阶级斗争的基调，“我写这部书，一开始就明确主题思想是阶级斗争，因此前面的楔子也应该以阶级斗争概括全书。”由此乡村伦理矛盾的性质就上升至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而冯兰池的身份也由普通的乡村地主立马变成剥削阶级的恶霸地主，冯兰池的一切行为品性被贴上与无产阶级大众为敌的剥削反动阶级标签，贪婪、荒淫、恶霸、残忍等也成为批判地主阶级的惯用词汇。从某种程度上可以算作冯兰池相对优良品质的勤俭持家也被淹没在众多阶级批判的声浪里，冯兰池最终被塑造成欺凌劳苦大众破坏无产阶级革命的十恶不赦的地主阶级典型代表。如此看来，对地主阶级的否定在文本创作前就早己加注在地主形象上，即使这个人物不是冯兰池，也会是其他像冯兰池一样具有这些被批判特征的人，反面人物具体是什么样子在文本中己不再重要，因为它早就变为其所属阶级的象征性符号，也正如毛泽东所说“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难以避免的不过是被否定批判的阶级既定命运。

阶级属性成为了判断自然人性善恶的外在标准，阶级身份凌驾于道德之上，从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唯阶级论色彩。而由于十七年时期严苛的排他性，除了无产阶级的其它阶级几乎都在被否定之列，不过也存在少量的例外，并不是隶属敌对阶级就会被否定，其中就包括小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比如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林道静、王晓燕，以及脱离地主家庭关系的革命者形象《苦菜花》中的杏莉，《平原烈火》中的周铁汉等，他们都隶属于敌对阶级，但是文本却并未将其定义为反面人物，也未进行过多的否定叙述。但是在小说发表后却引起了广泛的批评讨论，尤其指出林道静形象还保留着许多小资产阶级的不良气息，作家也为此进行大量删改。文本创作与评论之间关于阶级思想的理解产生了裂痕。总而言之，既然这些人物在十七年时期的确存在，那么应该就有其根据性，具体的合理性与中央不同时期对于各阶级的相关政策有着密切的联系。除开这少部分例外，总体上隶属于无产阶级革命敌对阶级的人物均被否定为反面人物。

在阶级标准的总体划分原则下，被定义为敌对阶级的反面人物无论是何种身份角色，或是被赋予什么具体的性格，都在人物形象塑造上呈现出一致性。总体以否定批判为原则，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首先，在外貌上，作者对于反面人物形象的外貌塑造都不同程度持有丑化的笔调。除了《林海雪原》里对土匪形象夸张地丑化之外，其他形象如国军将领张灵甫、李仙洲、何莽，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余永泽以及地主冯兰池等等，都能在文本中看到作者有意识地丑化其外形，从而使得反面人物在一出场从外形上就暴露了其恶性本质；其次，在道德品质上，必定是表现反面人物形象品德败坏的一面。虽然十七年时期判断人物形象的正反与道德上的善恶并无直接关系，但如果被贴上敌对阶级的标签，那么其道德品质则必然不会存在善的一面。贪婪、荒淫、自私狭隘等恶劣的品质，伴随着反面人物形象的出场而展开。在塑造时尽可能的表现出反面人物的各种败坏品质，将批判的矛头对准，从而起到否定整个敌对阶级的教化作用；再次，在行为能力上，作者倾向于将反面人物形象塑造得愚蠢笨拙，在与正面人物的矛盾冲突中始终处于被动位置，智慧与执行力完全处于正面人物之下。在军事对战方面，大多明显处于下风，被共军打得毫无还手之力。在参与革命方面，又显得畏首畏尾；另外，在文本叙述上，反面人物始终是起次要的陪衬作用。尽管十七年时期是二元对立的创作模式，但一元化倾向显著，作者在反面人物身上所花费的笔墨显然不及正面人物多，反面人物因此也无法和正面人物构成势均力敌的矛盾双方。最后，在人性上，会主要突出反面人物人性低劣或凶残的一面。无论是敌军的残暴还是土匪的凶狠，或是地主的蛮横霸道、(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虚伪，作者在塑造反面人物时，都会选择将其人性不同程度地扭曲甚至夸张，从人性本质揭露并批判其反革命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