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东方，不论是对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还是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甚至是对我国文化领导权建设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不仅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推动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转向”，即“转向葛兰西”的发展脉络，开辟了文化和意识形态批判的传统，也为欧洲共产主义产生重要影响，更为新时期中国构建文化领导权建设提供了重要参考和分析工具。
一、继承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和国家理论
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冲破了第二国际教条式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即将马克思主义还原为经济决定论，形成了独立自主的优良传统，它还在没有否定暴力革命的前提下，开辟了一条以文化和意识形态为特征的“阵地战”，这一新型的社会革命和变革道路，同时也以新的内容丰富和创新了马克思主义，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新发展，充分展现了马克思主义的顽强生命力和普遍的适用性。
(一)冲破了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式的理解，形成了独立自主的优良传统
葛兰西对马克思主义的最重要的贡献就在于重新解读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强调实践哲学，反对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庸俗化，始终强调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开创了独立自主的优良传统。自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以来，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误解和争议就层出不穷。20世纪20-30年代，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不良倾向盛行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之中。第二国际的正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教条式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将马克思主义看作是庸俗决定论和历史宿命论，将革命的成功完全归因于经济因素，这一做法不仅歪曲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产生了消极影响，也对遵循所谓的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其他国家的共产党带来了致命的打击。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就是与时俱进，马克思主义是开放的理论而不是封闭的僵化的教条，马克思主义只有与各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才能获得持久的生命力。葛兰西没有盲目地对待马克思主义，没有单纯地局限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本身，对第二国际那些所谓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庸俗化进行了深刻批判，根据意大利的具体实际和文化传统，将马克思主义理解为实践哲学。陈学明教授指出，“实践哲学以历史的方法考察以往的一切，同样也考察自己，决不把自己当作不可改变的教条……它并不是空谈真理的经院哲学，不是某些狭义阶层(例如整个知识界)的常识，它是同实际生活保持密切联系的哲学，是能够在群众中普及的哲学。”葛兰西抓住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实质，在不否定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的基础上，强调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辩证法，强调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葛兰西作为政治活动家，恢复了马克思主义思想中主观能动性的方面，给予实践范畴以应有的地位，在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和人的主观能动性、主观和客观的关系等问题上，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同时，葛兰西的实践哲学对人主体性的强调，以及葛兰西的人本主义的理念，促进西方马克思主义从人本主义的视角来重新解读马克思主义。
(二)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革命道路，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
俄国十月革命取得伟大胜利，但与俄国的命运不同，欧洲爆发的大规模革命却以失败告终，欧洲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纷纷陷入低潮。暴力革命能够在东方的俄国取得胜利，而在西方却以失败告终?这一问题是每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都面临的问题。葛兰西注意到:在西方，19世纪70年代之后，随着资本主义从自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垄断资本主义，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关系发生深刻变化，市民社会的作用和地位逐渐凸显出来，国家的思想文化职能逐渐增强;在东方，市民社会还处于原始状态，国家即是一切，市民社会尚未发展到能够发挥自身作用的程度。葛兰西主张在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下，依靠无产阶级有机的知识分子，采取“阵地战”的革命策略，进行文化变革或意识形态变革，摧毁资产阶级对市民社会的文化和意识形态控制，最终获得文化领导权。葛兰西的以文化变革和意识形态变革为特征的新型革命形式，并没有否定暴力革命的作用，而是说明了要根据不同的革命形势和具体实际采取不同的革命道路。因此，葛兰西的这一崭新的革命道路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补充，更是一种创新。甚至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也深受葛兰西的影响，开始重视文化、意识形态因素在革命中的重要作用，从而使得葛兰西的革命理论获得了发展。
葛兰西对新型革命道路的探索:一方面，表明了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具有多样化的统治方式，即不仅包括政治统治，还包括更加隐蔽的文化和意识形态控制，而且后者更加有效，因此夺取文化或意识形态领导权的革命方式是非常必要的;另一方面，说明了要时刻根据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变化，来采取不同的革命道路，打破了教条化对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发展的束缚，使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根据变化了的实际不断向前发展。
(三)创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
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尤其是马克思的国家学说，使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世界依然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和影响力。葛兰西的“完整的”国家学说、领导权理论、意识形态理论等，都为马克思主义增添了崭新内容，谱写了马克思主义的新篇章。
葛兰西提出了“完整的”国家观，他认为国家是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的有机统一整体，并突出强调国家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功能。葛兰西强调，在本质上，不能仅仅将国家理解为阶级统治的工具，国家也是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导权，这拓宽了传统马克思主义国家观的内涵和外延。在马克思那里，市民社会属于经济基础范畴，而在葛兰西那里，市民社会成为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我们目前可以确定两个上层建筑‘阶层’:一个可称作‘市民社会’，即通常称作‘私人的，组织的总和，另一个是‘政治社会’或‘国家’。”葛兰西承认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但更加突出了作为上层建筑有机组成部分的市民社会的重要作用。葛兰西的市民
社会理论是对传统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理论的补充和创新，同时它有助于人们以不同的视角来考察发达工业国家的社会结构变化。葛兰西将“完整的”国家学说作为文化领导权理论的逻辑起点。虽然“领导权”概念并非葛兰西所首创，但葛兰西不仅赋予其全新的内容，也拓宽了领导权的适用范围。在列宁那里，领导权主要侧重于政治领导权，而与列宁不同，葛兰西强调要在获得政治领导权之前就要夺取文化领导权，并且在夺取政权之后依然要巩固和维持文化领导权。也就是说，掌握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导权是获得政治领导权的前提和基础，同时获得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导权是保持好巩固党的执政合法性的重要基石。与此同时，葛兰西还拓宽了领导权的适用范围，即从阶级内部拓展到阶级之间甚至是国家之间，由无产阶级运动的一种策略提升为运动的一般性原则。与传统马克思主义者将领导权限定在阶级内部，即无产阶级政党对工人阶级和广大无产者的领导不同，葛兰西认为文化领导权的获得不仅需要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同，也要争取其他利益集团的支持。甚至葛兰西认为文化领导权具有不确定性，它的适用范围还可以拓展到资产阶级在内的阶级联盟之中。
同时，在意识形态理论方面，葛兰西也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创新发展。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意识形态具有三种不同的含义:第一种，作为唯心主义的意识形态，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批判青年黑格尔派的意识形态时使用了这一概念，它具有两种基本的含义:错误的意识和空想或幻想。第二种，作为观念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这一概念是中立性的，包括正确的意识和错误的意识。第三种，作为掩盖物质利益和真实动机的思想观念。它具有为一定阶级的政治合法性辩护的功能。但马克思和恩格斯更多的时候是采取否定的态度，将意识形态看作是一种“虚假的意识”，并对其进行深刻的批判。与马克思对待意识形态的态度不同，
葛兰西对意识形态的态度是肯定的和积极的。在葛兰西那里，意识形态并不是作为意识形态家们主观的、脱离现实的、抽象的概念集合，而是被处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位置，被用于人们理解他们所在世界的方式，被更多地视为一个斗争的场所。葛兰西认为，意识形态对经济基础的反映并不是消极的、机械的，也不是马克思所说的“虚假的意识”或错误的意识，它是一种人的精神创造性活动。在葛兰西那里，意识形态能够在社会中发挥“社会水泥”的作用，整合人民的思想和价值观。因此，葛兰西始终强调在无产阶级要推翻资产阶级政权之前就要先夺取资产阶级社会中的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导权。葛兰西没有盲目遵从马克思对“虚假的意识”的否定批判，而是对意识形态进行了系统分析，肯定了意识形态的积极作用，不仅深化了对意识形态的理解，也对后人研究意识形态问题具有重要的镜鉴意义。
二、开启和推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与意识形态批判
葛兰西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代表人物，他的文化领导权思想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中文化研究的“葛兰西转向”。同时，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也对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拉克劳、墨菲的“话语领导权”理论，以及萨义德的后殖民主义理论都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一)文化研究的“葛兰西转向”
1976年，托尼·本内特在《大众文化与“转向葛兰西”》一文中，提出了“葛兰西转向”这一概念，并对“葛兰西转向”对文化研究的影响进行了系统阐述:一是反文化的阶级本质主义，这使文化获得了更为广阔的认识与理解;二是深化了对大众文化的研究;三是指出了意识形态的多元性和历史性;四是将差异和矛盾看作是文化和意识形态存在的基本方式。“葛兰西转向”最先是伯明翰当代文化中心为摆脱自身的理论困境和范式危机而寻找到的一条出路。英国文化主义研究的兴起主要是由于英国社会危机、马克思主义危机、知识分子自身危机。二战之后，英国开始进行全面调整，福利国家出现，但却引发了一些混乱和失衡，由于美国大众文化的入侵导致英国本土文化受动冲击，而利维斯主义的传统却不能解释这一现象。而且，由于福利国家的发展，工人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所以工人阶级的革命意识逐渐消退，进而英国工人运动也停滞不前，社会主义革命受到了质疑和挑战。当时英国面临着葛兰西所提出的问题:“既然向来存在着剥削者和被剥削者、财富的创造者和自私的消费者，为什么社会主义尚未实现呢?”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英国知识分子，尤其是新左派开始寻求新的理论，他们将文化和政治结合起来，试图超越利维斯主义来对英国社会进行全面的反思。英国文化主义希望从葛兰西的理论中吸取养分，因此英国的文化研究试图通过“转向葛兰西”来摆脱英国文化主义的理论困境，找到新的理论出路。
(二)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
阿尔都塞是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他提出了带有结构主义特色的意识形态思想，即“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这一理论。阿尔都塞自称，“据我所知，我现在走的路以前只有葛兰西一个人有所涉足。他有一个‘引人注目’的观念，认为国家不能被归为(镇压性)国家机器，按他的说法，还应包括若干由 ‘市民社会’产生的机构，如教会、学校、工会等等。”可见，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是在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的影响下而形成的。在国家结构方面，阿尔都塞认为国家是由(镇压性)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两部分组成的，这与葛兰西的“完整的”国家，即“国家二政治社会+市民社会”是一致的。在国家职能方面，阿尔都塞认为国家不仅运用暴力，同时也发挥着意识形态功能，“‘镇压性’国家机器大量并首要地运用镇压，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大量并首要地运用意识形态发挥功能”。葛兰西强调国家是“披上了强制的甲胃的领导权”，具有暴力镇压职能和意识形态职能。显然，阿尔都塞对国家职能的论述也受到葛兰西“完整的”国家学说的影响。总之，不论是国家结构还是国家职能，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都来源于葛兰西的“完整的”国家学说。
(三)拉克劳、墨菲的“新领导权”理论
拉克劳和墨菲是后马克思主义主义的代表人物，他们提出的“新领导权”理论受到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的影响，因此又称为“新葛兰西主义”。拉克劳和墨菲是在话语理论的基础上对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进行重新解读，而形成的一种“新领导权”理论，也可以称为话语领导权。拉克劳和墨菲在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的基础上，对“新领导权”的概念、领导权理论形成的条件、领导权的主体等方面都进行了重新阐释，扩展和创新了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拉克劳和墨菲认为，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虽然十分强调文化领域的领导权，但并没有完全摆脱经济决定论与阶级论这种本质主义的色彩，所以他们将领导权概念建立在话语理论的基础之上。他们认为世界是由话语构成的，话语还链接着实践活动，社会也是由话语所构建的。正因为如此，他们提出话语领导权，并将其作为后马克主义的激进民主策略理论的主题。
根据拉克劳和墨菲的话语理论，他们认为领导权是一种接合实践。他们认为，“领导权出现的一般领域是连接实践的领域，即‘要素’具体化为‘因素’的地方。”拉克劳和墨菲认为，领导权的形成应具备两个条件:一是社会的开放性与不完整性，即“社会的不可能性”;二是存在对抗力量。社会的开放性是领导权实践的前提，同时“正是每一个对抗的这种多义性特征使它的意义在相当程度上要依靠领导权连接才能完成”。拉克劳和墨菲所提出的领导权的形成条件可以在葛兰西那里找到源头，因为葛兰西也认为领导权的获得是一个在社会矛盾、斗争和对立中不断寻求“运动中的平衡”的过程，而并不是预先设定的。对于领导权的主体，拉克劳、墨菲摆脱了阶级的观念，他们认为在话语领域，对话语的认同形成身份。在葛兰西那里，领导权的主体是知识分子，尤其是有机的知识分子，而这一主体具有不确定性和多元性，并且是在革命实践中逐渐形成的。拉克劳和墨菲认为领导权的主体并不必然是阶级主体，他们强调在话语连接的领导权实践中主体身份才得以构建，对话语的认同形成身份认同。但是主体身份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伴随话语连接的变化而改变。总之，拉克劳和墨菲的“新领导权”理论受惠于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发展与超越了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
(四)萨义德的“东方学”
后殖民主义是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是一种具有很强政治倾向的社会思潮，它主要关注的是宗主国和前殖民地之间的文化话语权和文化对抗的关系。后殖民主义的核心思想就是文化霸权，并在萨义德的“东方学”中表现最为突出。而萨义德“东方学”的形成离不开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的影响。在一定意义上，萨义德的“东方学”是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思想的一种延伸，是其权力逻辑在东西方文化、知识、话语与表达等方面关系上一个新方向上的拓展。萨义德强调“要理解工业化西方的文化生活，霸权这一概念是必不可少的。正是霸权，或者说文化霸权，赋予东方学以我一直在谈论的那种持久的耐力和力量”。而且，萨义德扩大了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的适用范围，即从表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的领导权关系扩大到不同国家之间、东西方之间的文化霸权的关系上。萨义德借助福柯的知识(话语)/权力理论，对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进行了改造和扩展，建构后殖民主义体系中的“文化霸权”。萨义德的“东方学”主要指的就是西方对东方的霸权和控制，并主要通过东西方的文化和文明的冲突而表现出来的，也就是文化霸权，但他并不赞同东西方文化的对立，而是主张两者的多元共生、相互促进和相互包容。
三、欧洲共产主义的理论基础和思想来源
20世纪70年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了一种思想流派，叫做欧洲共产主义，它主要指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探索一条不同于苏联的革命道路和社会主义模式。欧洲共产主义者将葛兰西看作是欧洲共产主义的思想先驱。葛兰西非教条式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直接推动了欧洲共产主义这一思想流派的形成，而且葛兰西对西欧革命道路的探索，也直接影响着欧洲共产主义的革命策略。葛兰西在对东西方社会结构的深刻分析的基础上，得出结论: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由于市民社会的形成和完善，无产阶级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只采用暴力革命推翻资产阶级政权是不够的，还要在夺取国家政权之前首先获得市民社会的文化领导权，因此，在西方不能像俄国那样采取暴力革命的方式，而是应该采取“分子式入侵”的“阵地战”。葛兰西的这一革命观对欧洲共产主义主张通过议会民主的道路走向社会主义产生直接影响。欧洲共产主义否定暴力革命的普遍性，认为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并不适用于所有的国家，各国应该根据本国的具体国情走不同的社会主义道路，而具有民主传统的国家可以通过议会选举和群众运动等民主方式走向社会主义。西共卡里略就曾指出:“在一个根据宪法走以民主形式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道路的民主制度中，暴力不仅不是合理的，而且正如全部实践所表明的那样，也不是现实的道路。”因此必须放弃“武装起义夺取政权的原则”。此外，葛兰西的工人自治思想、群众性政党的观念、广泛的联盟思想等都对欧洲共产主义革命战略的制定提供了重要的依据。总之，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是欧洲共产主义的理论基础和思想来源。
四、中国文化领导权建设的重要参考和分析工具
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反映了20世纪初欧洲无产阶级革命失败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应该采取何种革命方式来推翻资产阶级政权，进而建立无产阶级政权。同时，葛兰西指出，无产阶级不仅在夺取政治领导权之前就要夺取市民社会的文化领导权，而且在夺取政治领导权建立无产阶级政权之后，依然要继续保持和巩固市民社会的文化领导权。因此，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也同样契合了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政权的保持与巩固以及社会发展的要求。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对于当今时代己经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建立了社会主义政权的国家，尤其是对于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来说，仍然具有借鉴意义。葛兰西就指出:“一个社会集团的霸权地位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即‘统治’和‘智识与道德的领导权’。一个集团统治着它往往会‘清除’或者甚至以武力来制服的敌对集团，他领导着同类的和结盟的集团。一个社会集团能够也必须在赢得政权之前开始行使‘领导权’(这就是赢得政权的首要条件之一);当它行使政权的时候就最终成了统治者，但它即使是牢牢地掌握了政权，也必须继续以往的‘领导’。”我们看到，无论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还是社会主义的建设和改革时期，文化领导权始终是无产阶级政党面临的重要课题。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关键时期，仍然面临着文化领导权的建设和巩固问题，而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为我们提供了有效的理论工具和重要参考，并且葛兰西思想中的基本精神，也对新时期中国文化领导权的构建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不断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牢牢掌控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
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指导思想。葛兰西对文化领导权的存在和重要性的阐述启示我们要将文化领导权建设问题提高到不断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高度。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过程中，社会主义国家应该时刻重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牢牢掌控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导权。因为，如果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能得到持续的巩固，那么无产阶级政权的合法性就会被削弱、无产阶级政权的巩固就会受到威肋、，党的前途命运和国家的长治久安也就无从谈起。列宁曾经指出，“即使在最困难的条件下，也要挖矿石，炼成铁，铸造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以及与这一世界观相适应的上层建筑的纯钢。”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发展，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西方的社会思潮不断涌入，不同的“声音”和“思想观念”相互激荡。目前，我国面临着苏东剧变带来的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危机、西方文化渗透和“颜色革命”的威肋、，多元文化碰撞的危险，以及人们思想意识多元化和差异性不断增加的危险，因此，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导权的获得和巩固仍然是一场硬仗，我们必须加以重视。保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牢牢掌控我国公民社会的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导权，是无产阶级政权稳固的坚实基础。因此，我们将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和掌控文化领导权提高到在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健康发展的战略高度。
(二)增强广大群众对主流意识的自觉“同意”和“认同”，巩固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的有效性
葛兰西指出，国家具有镇压职能和意识形态职能，但他更加重视国家的文化和意识形态职能。随着国家治理现代化，现代国家统治方式逐渐由“统治”向“治理”转变，从主要依靠暴力机关的镇压转变为主要依靠民主方式获得广大人民对主流意识的自愿地、积极地“同意”和“认可”。葛兰西将“同意”划分为两种:一种是心甘情愿地“同意”，一种是选举创造出来的“同意”。葛兰西重视的是人民群众自愿地“同意”，因为只有这种具有持续性的“同意”才能为无产阶级的政权合法性提供更深层次的道德支撑。而要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的自觉“同意”和“认同”就要重视无产阶级政党社会心理基础的构建。意识形态从来都不是一个虚无缥缈、脱离实际的领域，而是真实的存在于人们生活之中的，所以要将马克思主义置于大众生活之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使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内化为人们的思想。同时，我们党要始终将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自己的重要任务，确立和巩固其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增强广大民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自觉认同、接受和践行，并最终达到巩固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有效性的目的。
(三)加强有机知识分子的培养，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人才队伍建设，保持党的先进性
在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中，他认为知识分子尤其是有机知识分子是统治集团的“管家”，有机知识分子是夺取市民社会文化领导权、传播统治集团思想观念和价值观的主体力量。有机知识分子职能的发挥直接决定着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导权是否能够获得与巩固。葛兰西对有机知识分子的阐述，表明执政党要培养大量的有机知识分子，充分发挥他们在文化领导权的夺取和建设中的作用，尤其是在当前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环境更加复杂，改革进入关键期和深水期之时。毛泽东曾指出，“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我们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社会主义国家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人才队伍建设，培养一批政治素质极高、理论水平极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来传播无产阶级的先进思想，教育传统的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捍卫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稳固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导权。
由有机知识分子构成的无产阶级执政党是夺取和巩固文化领导权的领导力量，文化领导权的夺取和巩固离不开无产阶级政党的正确领导，因此无产阶级政党要自觉提高自身的思想水平和理论水平，时刻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头脑。“要实现牢固掌握领导意识形态主动权，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历史使命，关键在于加强对党员尤其是领导干部的主流意识形态教育，培养有较高马克思主义素质和坚定共产主义信仰的党员队伍。”因此，要建设学习型政党，增强党的纯洁性和先进性，不断提高全党的政治思想水平，推进党员的专业化、知识化，提高党的先进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