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马克思的经济哲学思想，也就是他的政治经济学，作为一条重要的研究主线，贯穿于马克思整个思想发展历程中。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最初动因是为了解决当时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实际经济问题，以此来捍卫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到了1843-1844年，马克思的思想从唯心主义逐渐转向唯物主义。他联系革命斗争的实践对德国古典哲学和英法空想社会主义理论进行批判性的研究，深刻认识到了政治经济的重要性。在对黑格尔的“市民社会”进行分析和批判后，马克思意识到要了解市民社会的本质，就要从政治经济学入手。要研究作为阶级对立和党派斗争基础的经济事实，也要求助于政治经济学。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不同于当时西方主流的经济哲学，即局限于经济学的范围之内去研究经济学中的哲学问题，而是从社会现实出发，对国民经济学中的一些预设好的前提进行批判和反思。

通过前面对马克思历史观的阐述，我们知道，实践是马克思哲学中的一个不能忽视的概念，实践最基本的表现形式是人的生产劳动，而生产劳动属于经济学的范围。因此，通过对马克思经济哲学中一些重要概念的分析，我们就可以看出，在马克思经济哲学的一些重要概念中，也存在着大量的偶然性。

一、偶然性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在马克思的经济哲学中，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考察，是有必要的。尽管马克思在其他著作中认同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关于资本主义必然产生的观点，比如在《共产党宣言》中，他认为是资产阶级的意志和愿望，造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但他在《资本论》第一卷的《所谓原始积累》章节中，却又提出资本主义的产生是一系列偶然性因素交织的结果的观点。

所谓“原始积累”，就是假定了社会存在某种原始的积累，这种积累可看做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起点，它造成了资本和工人的最初分离。古典政治经济学将原始积累仅看作是一种道德上的差异，即资本家和工人的区别是在于资本家的勤奋和工人的懒惰。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并不能简单地归因于资本家具有更多的积累欲望，或是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道德差别。通过分析构成资本生产方式的各种要素，马克思得出资本的原始积累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一过程是资本家使用剥夺和立法，去摧毁其他阻碍他们获得利益的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资本家的目的是改造这些关系，使它们能够为自己创造大量的财富。“因此，所谓原始积累只不过是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分离的历史过程。”这一过程所产生的分离使得资本家积累了大量的生产资料，而工人则被剥夺得只剩下自己廉价的劳动力。

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前提是生产资料和生产者的分离，这种分离，正如工人阶级的劳动力成为商品一样“它本身显然是己往历史发展的结果，是许多次经济变革的产物，是一系列陈旧的社会生产形态灭亡的产物。”而封建生产方式的解体，比如行会制度的解体、农民土地所有制的瓦解等，使得构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要素得到解放。但促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各种因素都具有独立的起源，比如英国的圈地运动使大量农民被迫失去了自己的土地，“珍妮”纺织机的发明取代了大量的手工劳作，这些运动本身并不是要使这么多人失业，后者完全是意料之外的结果。这就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是多方面因素起作用的结果。

当然，在历史发展长河中，从封建主义过渡到资本主义并不是必然性的事情，有些国家就没有经历过资本主义阶段。这种过渡需要法律、国家和新型警察的干预，干预的后果是将失去土地和生产资料的农民和工人变成劳动主体，为资本家的获利提供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这种剥夺往往包含资本家使用的一系列的残酷暴力方法，马克思犀利的写道“对直接生产者的剥夺，是用最残酷无情的野蛮手段，在最下流、最鲤凝、最卑鄙和最可恶的贪欲的驱使下完成的。”在这个过程中，有些方法一部分是以残酷的、有组织的社会暴力为基础，比如殖民和移民制度。这种暴力的国家权力可以大大缩短封建生产方式过渡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时间。可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要受到许多因素综合的影响。

货币也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构成要素之一。马克思说“货币和商品，正如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一样，开始并不是资本。它们需要转化为资本.....一方面是货币、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所有者，他们要购买他人的劳动力来增殖自己所占有的价值总额;另一方面是自由劳动者，也就是劳动的出卖者。”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由货币拥有者和只有出卖劳动力才能维持生存的人的结合形成的。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结构中，这二者缺一不可。正是因为拥有了大量的货币，资本家才能够购买大量的生产资料和工人的劳动，不断地扩大生产规模，创造出更多的利益。但货币并不天生就是资本，货币的产生是人们交往活动的产物，是人们在进行商品交换中长期发展的产物，而人们交往活动的产生本身就具有一定的偶然性。

货币的产生经历了四个阶段，其中第一阶段是偶然的物物交换。在原始社会末期，由于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没有很多剩余产品，发生在部落之间的交换，只能是偶然的多余产品的物物交换。从货币的起源阶段来看，货币最初得以出现的契机是人们的交换活动，这种交换活动的产生并不是必然的，而是偶然的。马克思有个观点认为，交换活动成为人和人之间普遍的交往方式仅仅在现代社会才形成，也就是说，在资本占据了统治地位的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仅仅限于交换，其他状况下，人们是独立于他人的。但是，在自然界支配着人的情况下，由于生产力水平不发达，因此，“自然形成的联合方式”占据着主导地位。这种自然形成的联合方式与落后的生产状况之间形成了一种必然性的关系。但在这个必然性关系之外，却出现了偶然性的“物物交换”。

马克思写道:“这一规定(交换价值)并没有支配整个生产，而只是涉及到生产的多余部分……因此，交换只是在少数地方进行，它的消失和它的发生都是偶然的。”这表明，在“自然支配着人”的时代，主导性的必然性关系是不发达的生产，导致了人们之间的“自然形成的联合方式”，但在此之外，却出现了无法纳入其中的偶然现象，即“交换”。这种交换在人受自然界统治的时代是一种偶然性的存在，但到了现代，交换已经越来越变成了必不可少的存在。交换给方便了人们的生活，同时提高了社会生产率，最大限度的减少生产力的浪费。我们已经很难想象没有交换的生活将是多么麻烦，这也说明了在一个时代作为偶然性存在的事物，到了另一个时代，则有可能变成必然性的存在，主导着人们的生活。

由构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因素所具有的偶然性可看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带有一定的偶然性，并不是绝对必然的。细究“原始积累”一节，马克思将其放在《资本论》第一卷的末尾，可以理解为是他提醒我们要注意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纯粹的偶然性。就像阿尔都塞曾说过“原始积累持续到今天，它本身就是一个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心脏上刻下了偶然性的长期进程。”原始积累发生的范围广泛，并不局限于资本主义社会，更不可能只是所谓的资本家勤奋和工人懒惰之间的差异所导致。

二、偶然性与劳动价值论:劳动价值论作为一种资本主义的偶然性学说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从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则出发，提出人的劳动是人类社会存在的基本前提，是人类获得不断发展的基础。透过复杂的商品现象，只有人类劳动才是商品价值的惟一源泉。他指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不仅商品的价值和剩余价值，而且资本的最终源泉也只能从人的劳动中去寻找。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与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学说相比，认识到了商品和价值并不是永恒的范畴，二者体现的是商品生产者之间相互交换自己的劳动成果的生产关系。在劳动价值论中，商品的价值量是由凝结在商品中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结合马克思的市场价值理论，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劳动价值论在马克思的经济学中，也成为了揭示资本主义再生产中的偶然性的一种学说。因为决定商品价值量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被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选择的结果。

关于商品的市场价值，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写道“市场价值，一方面，应看作一个部门所生产的商品的平均价值，另一方面，又应看作是在这个部门的平均条件下生产的，并构成该部门的产品很大数量的那种商品的个别价值。”这句话可以理解为，市场价值是由该部门的生产的标准技术条件决定的。

同时，商品供求条件的改变，也会对商品的市场价值有影响，它调节着市场价格同市场价值的偏离。第一，供给和需求的变动会引起市场价值由某一种生产条件决定向另一种生产条件转换。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劳动生产率的变化同时影响着供给和需求的变化他强调，劳动生产率在引起商品价值下降的时候，相应的会引起使用价值量的激增。当商品价值下降，价格变得便宜，就会有更多的人有能力购买使用。这两个过程其实是由同一个原因引起的前后过程，可以推动资本积累过程中所存在的矛盾发展，从而推动生产部门要不断做出调整，以适应新的需求，尽量减少商品市场价值的流失。

第二，一种商品生产部门的市场价值总量是由社会对它的需求量决定的，一方面，商品的市场价值决定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另一方面，市场价值也调节着商品的供求关系。在一个社会内，如果商品的市场价值降低，社会需要就会增加，能卖出更多的商品;如果商品的市场价值提高，社会需要就会减少，商品会出现积压。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资本主义再生产中的供求平衡的实现是偶然的“供求实际上从来不会一致;如果它们达到一致，那也只是偶然现象。”资本主义再生产的平衡只是特例，其常态是动态的非平衡，这一点不可避免地影响到资本价值的确定。也即是说，供给和需求的关系对于市场价值的确定也有着一定的作用，而资本家并不能预先衡量出供求关系的平衡。

事实上，一种商品的市场价值总量，是由社会为了满足人们对这种商品的需要，按比例投入到这个部门的社会必要劳动总量决定的。比如社会需要10万本书，每本书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1小时，那么社会将按比例分配给生产这本书的部门10万小时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如果生产书籍的部门实际生产了14万本书，超过社会需要4万本，那么社会也只承认它所需要的10万本所包含的10万小时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当某种商品的供给超过了社会的需求量，这个商品量在市场上代表的社会劳动量就比它实际包含的社会劳动量小很多……因此，这些商品必然要低于它们本来具有的市场价值出售，其中一部分甚至会根本卖不出去。”当供给大于需求时，一部分资本的市场价值将贬值、甚至得不到实现。由此可看出，决定商品的市场价值的生产标准技术条件并不是资本家可以预先设定的，而且也不能预先得到设定，这种生产的标准技术只能在资本积累的动态且不平衡的过程中被资本家发现。

因此，“商品的市场价值概念与资本主义再生产中的“自组织”和不确定性联系在一起。这种不确定性是指资本主义再生产的手段和目的、条件和结果之间具有不确定性的联系。生产的技术条件是决定市场价值的因素，但资本家事先不仅没办法确定得出价值增值的程度，甚至也没办法确定什么才算生产的标准技术。因为资本家并不全是为己知的社会需求而进行生产，也不全是为了满足人们的真正需求，他们的真正目的是生产剩余价值，追求最大的利润。有时并不是人们的需求主导生产，而是资本家的生产改变了人们的需求倾向。在生产领域内，想用统计方法精确的计算出确定的市场价值，是不可行的。就像量子世界中的粒子没法精确衡量，因为它们没有确定的行为方式，是偶然的和随机的，表现出极大的不确定性。总之，市场的波动是无常的，人们的需求变动也很难确定，商品的市场价值也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一种充满偶然性的存在。

三、偶然性与市场经济秩序

关于市场经济秩序，有一种观点比较普遍，即资本主义国家应该实行自由的市场经济，而社会主义国家应该实行计划经济，这是一条不可冒犯的戒律。有些学者比如哈耶克，就简单的将社会主义简化为计划经济，他通过否定社会主义国家实行过的计划经济的效率低下来否定社会主义运动的合理性。哈耶克对社会主义的批判并不是毫无根据，他批判的是苏联曾实施过的集中计划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当然，我们承认，斯大林实行的集权性计划经济体制与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的理论构想之间是有关联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构想未来社会的特征时，他们的立场都是否定现存的商品货币关系，即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必然导致商品货币关系的灭亡，以及作为一种替代性的社会生产组织方式的计划出现。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写道“在一个集体的、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中，生产者不交换自己的产品;用在产品上的劳动，在这里也不表现为这些产品的价值..…而是直接作为总劳动的组成部分存在着。”这表明，马克思认为，未来社会将通过有组织的计划来分配社会劳动，每个人都可以发挥自己的专长，创造出最大的价值。商品经济将退出历史舞台，由劳动者组成的联合会取代现在通行的竞争原则。在马克思上述理论的指导下，自俄国社会主义十月革命后，包括苏联、东欧、中国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实行过计划经济体制。

但结合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发展来看，各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并未完全符合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设想。即便是最具有代表性的苏联，集权性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也没有完全消除商品交换的关系。并且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没有得到长久的发展，相反，随着时间的推移，它阻碍了苏联生产力的继续发展，使苏联社会矛盾激增，并最终使苏联的经济解体。

纵观全球范围内的各个国家的发展，不管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商品交换关系都还存在，并且已变成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环节。但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的理论构想是错误的，因为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生产关系的构想，是以高度发展的生产力水平为基础的。在此条件下，单个人的劳动不再需要借助商品交换这样的迂回途径，而是直接成为了社会总劳动的一部分。要实现高度发展的生产力条件，社会须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我国现在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还有待提高，要达到马克思构想的未来社会水平，我国依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如果共产主义运动的实现能遵循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那问题就简单多了。但事实是，现实比理论更丰富和复杂。“无产阶级革命的成功首先发生在苏联和中国这样生产力落后的国家，而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设想的生产力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高度发达的国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消灭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建立是通过无产阶级政权的暴力革命实现，而不是通过两种所有制经济的和平竞争获得。”这说明，马克思的思想只能作为一种理论指导，最终的选择还需要结合各个国家的具体情况。如果照搬照抄马克思的理论，忽视社会实情，也许不但得不到很好的发展，还会陷入各种危机。

我国自建国以来，吸取了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失败的经验，最终决定实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体制打破了只有资本主义国家才能实行市场经济的传统认知。生产资料公有制保证了国家能对经济开展有效的干预和介入，但我国对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介入程度，在各个时期也是不一样的。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对生产资料的介入很全面，对国有企业采取直接经营管理的形式，并取得了很显著的经济效果。但随着社会劳动分工的发展，国有企业的发展积极性不高，国家采取放宽对国有企业管理的手段，使一批国有企业渡过发展难关，并壮大为优秀的企业在市场经济中存活下来，为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贡献了不小的力量。

自实行市场经济体制以来发展至今，我国政府从具体国情出发，认真总结国内外改革和发展的经验教训，逐步丰富了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在多次金融危机中，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不仅使中国的经济发展最小限度地受到经融危机的影响，同时也为其他国家经济的复苏提供了借鉴经验。可以说，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打破了社会主义国家只能走计划经济道路的必然性链条，从偶然性出发，结合我国的国情，使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重大成就的同时，也是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偶然性思想的很好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