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马克思恩格斯在论述社会结构与世界市场的关系中对工业文明及其技术的全球性扩张，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揭示了市场的国际化对资本主义发展的作用，并指出:“大工业便把世界各国人民互相联系起来，把所有地方性小市场联合成为一个世界市场，到处为文明和进步做好了准备，使各文明国家里发生的一切必然影响到其余各国。这种现象反映了传媒技术迁移过程中深层次的文化问题。    

文化是人类在探索自然规律、适应社会规律以求生存发展过程中，留下的全部印记及其表征。它包括有形的器物文化形态，也包括思想、观念、意识形态、制度规章等无形的精神创造。因而，可以把广义的文化分为器物、观念、制度三个文化层次。传媒技术在社会实际应用中表现出普适性与特殊性两大特征。

传媒技术文化也同样具有上述特征。传媒技术的普适性与特殊性分别是指，所有的传播技术本质上都具有的共性和每一个传媒技术所具有的个性。传媒技术普适性具有以下基本特点:(1)所有的传媒技术在器物文化层而上都具有效用即有用性，又具有正负效应及其中立的工具性特征。(2)传媒技术的基本原理及操作使用可以用于不同的时代和地域，传媒技术设备的制造与操作规程具有普适性。(3)传媒技术规范可以改变人们的生产、生活、思维和交流方式。    

传媒技术的特殊性具有的基本特征:(1)不同时代的人们根据不同的自然环境资源和社会需求，创造出不同的传播技术。(2)不同时代的人们赋予传媒器物文化以不同的意义。收藏于英国伦敦大不列颠图书馆和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的中国唐朝的进奏院状，是迄今为比世界上最古老的报纸形态，被现代人视为弥足珍贵的历史文物。(3)不同时代、不同国家有不同的传媒技术、媒体管理方法和管理制度。按不同的组织结构、功能体系和运行规则划分，不同时代、不同国家对传媒及其传媒技术的管理有很大的差异。（4）社会不同阶层和类型的人们对传媒有不同的价值追求和评价标准。可见，传媒技术在其器物、制度和观念三个层次上都具有普适性又具有特殊性，是普适性与特殊性二者的矛盾统一体，正如马克思所言:“两个相互矛盾方而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成一个新范畴，就是辩证运动。传媒技术的特殊性则和其所处时代、所在地区的“特定价值观念”和民族文化背景对它的自然选择、文化选择有关。

由此，得出结论一:传媒技术在本质上具有普适性，在形式上具有特殊性。前者是基础，是潜在的，它使传媒技术迁移成为可能；后者是前者的表现形式，是显在的，它影响传媒技术迁移的方向和效果。    

二、从狭义上讲，文化的普适性源于人类的共同特征。以传播艺术和传播科学为例，产生于西方古希腊时代的亚里士多德的演讲术，揭示的口语表达(传播)的艺术，在今天看来仍然有其价值。在传媒技术领域，这种“文化悖论”，表现在为了追求传播行为的“生态平衡”，使媒介发展与社会进步协调有序，人类在一定的传播观念的指导下，创造了各种传播制度，它既规范了人们的传播行为，协调了人际关系，却又使人们受控于传播制度规范的约束。   

同样，文化的特殊性也是普遍的社会现象。虽然人们掌握着相同的传播技术，但在传播理念、传播制度、传播意识形态等方而则具有显著的特殊性。“土壤的差异性和它的自然产品的多样性，……促使他们自己的需要能力、劳动资料和社会方式趋于多样化”匡；文化人类学家施本格勒更有极端性的论述。

此外，文化的特殊性还表现在不同的时代和地区。文化的普适性与特殊性是相互转化的。同样，文化的特殊性也具有超时代和超区域的普适性，因为在每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化中，都具有不以时代和区域的不同而变化的，而以纯粹的文化共性为主要内容的文化，也正因如此，传播学虽缘于西方和美国，但它却能被传播到中国、日本等东方各国。    

由此得出结论二:上述可见，文化在本质上具有普适性，是潜在的；文化在形式上具有特殊性(如先进和落后等)，是显在的。前者是文化传播的基础，后者决定着文化传播的方向和效果。    

三、前而考查了传媒技术和文化的普适性与特殊性。这里来分析“传媒技术文化”系统的普适性与特殊性问题。“传媒技术文化”系统的普适性是指，所有的“传播技术文化”系统都具有的共性或相通性，其特殊性是指每个“传播技术文化”系统所具有的个性或相对独立性。它主要取决于上述传播技术文化系统的普适性与特殊性之间的相互作用。

就一个“传媒技术文化”系统而言，传媒技术的普适性与文化的普适性相协调，使得该系统在整体上表现出普适性，成为传媒技术迁移的基础；传媒技术的特殊性与文化的特殊性相协调，使得该系统在整体上又表现出特殊性，成为导致文化摩擦的重要原因，也决定着传媒技术迁移的方向；传媒技术、文化的普适性与传媒技术、文化的特殊性相矛盾，又使得该系统在整体上既具有普适性又具有特殊性。正如马克思所言:“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方式的改变，人们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需要说明的是，这种变革(迁移)的成功主要表现在传媒器物文化层而。伴随传媒技术迁移，以及大陆各行各业技术文化的迁移，使得中国步入了现代化建设的快车道。从国外情况看，古代日本因一直转移中国的“技术文化”而表现出东方技术、文化的特点。

在今后一段时间内，中国传媒技术文化的普适J哇特征将由“显态”转化为“隐态”，具有中国特征的传媒技术文化特殊性，将由“隐态”转化为“显态”形式。此外，从国外情况看，近代日本经过明治维新的文化变革，虽然大规模地引进西洋“技术文化”，但未机械地照搬照抄，而是根据本地区和本民族特殊性要求，经过创新，使之民族化，形成具有日本特色的“技术文化”。    

由此得出结论三: 1.上述过程是在传媒技术转移过程中先后出现的两个阶段，即传媒技术(器物)文化迁移在先(即超前迁移)，传媒制度文化及其意识形态迁移在后(即滞后迁移)。2.在传媒技术迁移过程中，如果A,  B两个系统的迁移是单向转移(如上所述)，那么，受方系统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发生显著变化；如果A,  B两个系统的迁移是双向迁移，那么，这两个系统的普适性和特殊性均发生变化。3.在传媒技术迁移过程中，“传媒技术文化”系统在普适性与特殊性上所发生的变化，是通过实施文化变革和技术民族化来实现的。4.在传媒技术迁移过程中，“传媒技术文化”系统在普适性和特殊性上虽然发生了变化，但仍既有普适性又有特殊性，是亦此亦彼，而不是非此即彼。因此，不能盲目地夸大一方而忽视另一方。5.在传媒器物层而上进行传播技术迁移时，“传媒技术文化”系统的普适性(呈显态性)大于特殊性(呈潜态性)，开放性大于封闭性。但在传媒制度层而尤其在观念层而上进行传播技术迁移时，“传媒技术文化”系统的特殊性(呈显态性)大于普适性(呈潜态性)，封闭性大于开放性。

四马克思在论述社会结构及其历史变迁的时候，特别重视经济规律在一切社会经济形态中所起的作用。他说:“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commerce)和消费形式。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相应的社会制度形式、相应的家庭、等级或阶级组织，一句话，就会有相应的市民社会。这是因为，在传媒技术迁移过程中，接受方虽然通过实施文化变革，接受授方某些文化体制和观念，并改进自身的文化，但这充其量只能变革自身的文化观念，决不会完全根除自己的传统文化精神和核心价值体系。

中国改革开放所走过的传媒技术文化迁移之路表明，当代中国并没有由于外来文化观念的进入而产生传统文化的衰弱，相反，正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走出了一条具有自身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制度文化，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找到了其走向世界的路径，以自身独特的“软实力”，在西方国家文化中发挥着补偏救弊的作用。总之，从马克思恩格斯的技术文化哲学视角看，传媒技术迁移决不会产生文化全盘异化，这是由“传媒技术一文化”体系的特殊性决定的。文化异化消除了文化的多样性，而文化的多样性是技术发展的源泉，也是文化发展的动力。

“技术一文化”的普适性和特殊性关系理论，要求迁移者既要通过促进传媒技术迁移，实施文化变革，实现文化的一体化交流，实现世界各民族“传媒技术一文化”的共同发展；又要通过实施传媒技术民族化过程，保持本民族文化的相对独立，从而达到文化的一体化传播和多样化的交流，使每一个民族文化既有鲜明的民族特征，也要具有全球化的共享魅力，达到东西方文化的互补与融合。当代中国为世界体系治理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方案，再一次证明了“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全球文化多元共赢的美好愿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