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动物共同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人类必须依赖十自然生态系统的良性运行才能保持其自身的存活与发展。野生动物作为生物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有效保护与合理利用对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有鉴十此，对濒危动物的保护业已成为全球关注之焦点。笔者一在全面把握濒危动物生存现状的基础上，基十对成因的系统性剖析，以法律经济学为分析视角，力求探寻对濒危动物保护的法治化与合理利用的均衡发展路径。    

一、我国濒危动物的生存现状    

据估计，全世界生物物种的数量约有500万种，已经有记载的约为141. 3万种[00。在20世纪的100年中，共灭绝了23种兽类，平均每4年灭绝一种，比化石记录高出13一135倍。在近40年里，地球上动物种类灭绝的速度，已经达到正常速度的100一1000倍[}z}。其中，我国濒危兽类和鸟的种类都排在前三名。近年来，我国濒危野生动物分布日趋减少，种类数量每况愈下，处十灭绝边缘。包括金丝猴、老虎、大熊猫等54种兽类，东方白鹤、朱鹃、丹顶鹤等32种鸟类，中国小鲸、大鲸、棕黑疵蜕等15种两栖类，海龟、眼镜王蛇、扬子鳄等50种爬行类，白鳄·花鳗鲡、大鳍鱼等29种鱼类。    

野生动物尤其是珍贵濒危品种)具有较高的生态、伦理、美学及经济价值，对维系生态系统稳定与保护生态平衡作用明显。我国生物多样性资源十分丰富，但也是生物资源遭受破坏最严重的国家之一。由十野生动物的栖息地丧失与破碎化加剧，过度利用导致其资源接近枯竭，伴随遗传多样性丧失及外来物种的入侵，加之动物自身疾病等因素，野生动物资源急剧下降，某些珍稀动物濒危或灭绝，导致生态失衡。   

二、濒危动物保护的法治水平有待提升    

国际方面，现存的有关保护野生动物资源的国际法则及区域性公约明显不足。由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倡议，1973年签署的《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 CITES)实为“软法”，加之国际司法条件尚待完善，执法效果差异较大。1993年生效的《生物多样性公约》，虽具法律约束力，但公约规定的发达国家补偿发展中国家保护生物资源的费用，以及国家间分享研究成果、盈利和技术等内容，由十国际社会主体基十自身现实利益的考量，致使收效甚微，同日寸国际性组织所提供的令项基金等实际效用非常有限。    

国内层面，为了保护和拯救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维护生物多样性与生态平衡，初步形成了以《野生动物保护法》为核心的野生动物保护法律体系。为履行CITES制定《濒危野生动植物进出口管理条例》，配套出台《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我国国家林业局等部门多次发布执法、宣传等部门规章，最高人民法院作出审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的司法解释。尽管如此，环保伦理观狄隘，立法刚性不足，执法力度不够，司法制度不健全，公众法治意识有限等众多负外部性因素，导致我国的濒危动物法治保护土作力量薄弱，吹待加强。    立法方面，国家层面缺乏野生动物保护的基本法，现行《野生动物保护法》的保护对象仅限十珍贵、濒危及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物种，覆盖面较窄且人文关怀不足，立法功利性明显，技术上未能实现对野生动物保护的本源性考量，也没有针对珍贵、濒危物种的特别法的保障，无法理顺立法的渐进式逻辑与层次，实践中难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立法目的;对非法食用野生动物、动物福利、野生动物疫病防范、防范外来物种入侵等方面的令门性法律建制尚属空白，未能构建科学完整的法律保护机制。

地方立法未能实现与国家立法的有效衔接与具体细化，可操作性与地域性规定乏善可陈。主要表现在立法的可操作性差(例如法律责任部分的具体处罚条款)，照抄照搬上位法现象明显，立法质量平庸，技术运用刻板，地域性特色缺失，未能建立对本地域内野生动物及珍贵、濒危物种的法制化保护体系。    执法层面，以行政区域及生存环境为边界的执法权划分，人为地割裂野生动物的生境与族群完整性，执法主体过多及行政处罚权的错配，执法主体自身队伍建设、执法力量薄弱等现实因素，加之国内外联合执法机制、互助合作机制的缺失，国际间执法能力不足，造成执法效率、力度难以保障。    

司法实践中，现行朔牙生动物保护法》未明确规定野生动物保护公益诉讼制度，导致司法介入的路径受到阻碍，案件审理的法律适用具体化标准尚待优化完善;同时，由十受到经济发展水平、法治观念与自身素质等主客观因素的制约，社会公众对野生动物的伦理观多表现为利用大十保护，乱捕、滥猎及生境破坏现象严重，加上经济利益的驱使及消费观念的畸形，野生动物保护的负外部性明显，尤其是对濒危野生动物物种带来灭顶之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