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路军的参与和表现
中路军由康熙帝亲任统帅，其主要构成包括:京师禁旅八旗前锋兵、护军、晓骑兵、汉军火器营兵、炮兵、绵甲兵、左翼察哈尔蒙古兵、宣化府及古北口绿营兵、盛京兵、宁古塔兵、黑龙江兵、喀喇沁蒙古兵及蒙古各扎萨克兵。中路军的总兵力，历来研究中说法不一斗，大约应在4万左右。
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二月三十日，康熙帝统率中路大兵自京起行。考虑到中路兵马众多，为提高行军效率、保证军伍纪律，康熙帝决定军队出口前暂分两队行走。一队由康熙帝率领，出独石口；一队由内大臣福善率领，出古北口。
三月十一日，康熙帝所率队伍自独石口出边。十七日，康熙帝所率军行至睽宿布喇克(浑善达克沙地边缘)地方。此时，另一支由内大臣福善所率队伍中的前锋军部分也己赶到睽宿布喇克，而后路八旗、绿营兵等也陆续赶至，两路队伍开始陆续会合。康熙帝在睽宿布喇克驻哗期间，收到了西路统帅费扬古关于师行进度的报告:臣等率领大兵，于三月十三日至喀伦，十四日将京城右卫兵分派，十五日臣费扬古领京城大兵及大同绿旗兵从东路而进，扬威将军、觉罗舒书领右卫大兵从西路而进。细询乡导、约计宿次，凡十八站，于四月初三日可至翁音，又二十一站，于本月二十四日可至图喇，又三站，于二十七日可至巴颜乌兰。
因此，为了配合西路军约期夹击噶尔丹的行动，在睽宿布喇克地方停驻三日后，康熙帝督率中路军继续前行。四月十日，康熙帝率中路军行抵科图地方(今内蒙古二连浩特东南)，渐近喀尔喀地界。科尔沁派往噶尔丹处之俄齐尔还至军中，“言噶尔丹有兵二万，又借俄罗斯火器兵六万”。随征大臣索额图、伊桑阿等产生畏难情绪，试图劝说康熙帝率军还师，引发康熙帝震怒，大军继续前行。
四月十三日，中路军经达里冈噶进入喀尔喀界内。既出汛界，康熙帝又先后严明进入喀尔喀后的军行次序和纪律。四月十七日，因中路军距离克鲁伦河地方日益临近，且先前中、西二路约定夹击的日期将至，而西路费扬古军的行程情况却迟迟未见上报，康熙帝谕命催问西路军行程。四月二十一日，康熙帝再次遣人督促催问西路军情形。同日，费扬古奏报至，言所领军将于四月初十日自乌兰厄尔几起行，奔土喇河前进，预计五月初三日可到“图拉河阿拉克山迪西克勒和朔地方”斗。这意味着西路军比原先约定到达土喇河的日期延宕了9天，这一变故打乱了康熙帝原本“二十五日以内到克鲁伦”的计划，他随即命令中路军各营主事集议进军机宜。会商结果产生三种意见:其一，主张“量西路兵所到之期，缓行以待，两路夹进”；其二，主张“我军似应前进，酌量而行”；其三，主张军队继续前进、近抵克鲁伦河，遣使羁摩噶尔丹，为西路军争取时间，同时中路军可见机行事。对于这三种意见，起初康熙帝对之犹豫不决，他在给费扬古的救谕中说:“欲久待，恐致迟误；欲速进，恐在尔等之前。”康熙帝“左思右想，仍未有定论”，因而暂时“相机徐行”。最终，康熙帝决定大军行至拖陵地方，向噶尔丹遣使。
四月二十四日，康熙帝率中路军进抵察罕布喇克地方，在该处停留七日，休整兵马，等候西路军消息。其间，康熙帝得到费扬古方面于四月三十日可至克勒和朔、五月初七日将至巴颜乌兰的消息，加之中路军休整己毕，遂于五月初一日起程，继续向克鲁伦河挺进。
五月初四日，康熙帝在拖陵布喇克向噶尔丹派出使者，以和议为名，拖延时间、等待战机。初六日，康熙帝派遣的使者将救书交到噶尔丹近臣丹济拉手中，噶尔丹方面由此得知了清朝三路出兵正向自己逼近的消息。同时，通过这次遣使，也使得中路军基本明确了噶尔丹驻军所在。于是，初七日康熙帝重新安排行军次序，率军前进。史载: (康熙帝)躬率前锋兵而行，次八旗前锋兵而行，次绿旗兵居鹿角之中，次左右翼八旗汉军炮位、鸟枪兵，次八旗满兵马上驮载炮位，俱按翼排列而行。其鹿角后头队兵，列各旗内鸟枪手护军，次列护军，次列鸟枪手晓骑，排列而行。二队兵，亦照头队排列。傍队兵每旗子母炮，著满洲鸟枪晓骑兼管、协力看护。此后三旗大臣、侍卫等，领龙鼻而行。诸王及皇子等，各在鼻前进发。内府官兵、执事之人等、部院官员及蒙古兵，俱排队伍，按列而行。
此外，为了防止噶尔丹进行偷袭，中路军加强了营地的警戒工作。五月初八日，康熙帝率领中路军继续进发，途中得到噶尔丹“似遁去二日”的情报。中路军随即进抵克鲁伦河。面对噶尔丹的“仓皇遁逃”，作为中路军统帅的康熙帝做出了“今我军不复有与战之期，但追之为急”‘的战略判断。当日，中路军行进至克鲁伦布隆地方驻扎，因不能确定噶尔丹所在方向，故于四面均派出哨探，内立八旗防卫。初九日，康熙帝率前锋兵向西继续进追噶尔丹，但当天只前进了十八里路程，他认为“若带绿旗步兵追赶，敌皆乘骑，必致远遁。宜留步兵、重械，以便追袭”。为此，从初十日起，康熙帝择选八旗兵和绿营马兵作为前锋部队，率先向前追击，留部分军队在后缓速跟进。一连三日，康熙帝率前锋部队向前追击行进近二百里，于十二日抵达拖呐山南面绥尔哈图地方。
在向前追击的同时，康熙帝仍然为没有得到西路军的确切消息而担忧。因此，他一方面先后两次继续向噶尔丹处派遣使者，通过软硬兼施的手段，既扰乱噶尔丹方面的军心，又为西路军争取有利时间；另一方面，他再次催问费扬古的行军情况，希望得到西路军是否己经近抵巴颜乌兰的消息。
到达拖呐山一带的康熙帝得知噶尔丹军行甚速，其与中路军“计相去己有三日之程”，难于追及。且此时中路军用粮告急，中路所运之米未至而所携之米无多，若全体中路军继续深入，会面临断粮的风险。因此，康熙帝与众臣会商后，决定“派出五、六千匹马组成的分遣部队，携带轻型火炮追赶敌人”这支“分遣部队”由将军马思喀统率向巴颜乌兰地方继续追击，而康熙帝本人则率其余部队于次日返行迎粮。
至此，中路军在本次军事行动中的主要军事任务己经结束。其后，尽管马思喀的追击很大程度地对噶尔丹造成了形势上的压迫，但没有发挥更多实质性作用。因为，当马思喀军尚未追及噶尔丹军队时，西路军在昭莫多一战的捷报即己传来，计划中的两路夹击没能实现。
五月十三日，考虑到马思喀所率军队“无后队接应之兵”，康熙帝又命跟随返行的部分八旗、绿营官兵分两批出发，从后方防护马思喀军，同时也是其后援力量。十四日，回军中的康熙帝接到费扬古疏报于当月初三日到达土喇的消息，并将此消息迅速传达给马思喀，命其尽速追赶，配合西路军夹击噶尔丹。
五月十六日，康熙帝在图尔布喇克地方得到马思喀的奏报，粗略地掌握到费扬古所率西路军在昭莫多地方击败噶尔丹的捷报，同时以行在兵部的名义向费扬古发报，说明中路军现状，并交代了接济军粮及回军路线等重要事项，此时取得昭莫多大捷后的西路军正向东面行进，想要与康熙帝所率中路大军相会，而马思喀获得西路捷报后也加速向西路军会合。两军于不久后会合，顺着中路军行程路线回军。
康熙帝方面，五月十九日，皇长子情提受命配合明珠等在拖陵地方料理军粮事务，康熙帝则率军正式返京。中路军的全面回军，意味着此次中路军全部军事任务宣告完成。
(二)西路军的参与和表现
西路军由抚远大将军费扬古、扬威将军舒恕等率领的归化城军和振武将军孙思克、西安将军博雾共同率领的宁夏军合力组成，由费扬古总统全军。其中，归化城军的主要兵力构成为:右卫驻防八旗兵、大同绿营兵、增发京师八旗兵、部分内外扎萨克蒙古兵等，大约在3万人左右。宁夏军的兵力构成主要有:绿营兵方面，孙思克甘肃提督标兵和凉州、宁夏、肃州各镇标兵，共计七千兵；八旗兵方面，博雾所统西安驻防八旗兵三千。
费扬古军于二月十八日自归化城(今呼和浩特)进发，孙思克军随后于二十二日陆续自宁夏城(今银川)进发，两路军计划在四月初旬先后抵达喀尔喀境内翁金地方会合，之后共趋土喇河，与中路军合力夹击噶尔丹。
两路军在行军过程中面临许多困难，诸如因气候恶劣且变化无常而阻滞军队前行，又如因地形障碍而难于保证行进速度等。特别是孙思克和博雾所领导的宁夏一路军，还存在士兵出发前不及休整而状态欠佳、行军马匹喂养不足且负担过重而导致大量疲毙等严重问题。加之行军途中遭遇气候突变、大量马匹受冻死伤，导致宁夏军行进到郭多里地方时，兵丁每人的可用马状况出现“有剩两匹者，有剩一匹者，甚且并无一马者”，而出发前每兵的配马额是三匹。此外，由于马匹疲弱、数量减少，兵士为之不得不中途丢弃驮带口粮，因而军中迅速出现粮荒。军中不但是人饥马弱，更甚者出现了兵士斗志不坚、难于吃苦的现象，在行军途中“渐有溃逃，虽追斩之弗止”斗。面对种种不利情形，主帅孙思克认为继续如此行军则断不可行，他说:“此去彝巢尚远，我兵粮米不继，不但临敌制胜易能有济，行且深入不毛，悉归于尽矣。”5为此，孙思克决定采取拣选精兵、汰弱留强的办法，缓解衰局。与此同时，费扬古一路的行进也充满坎坷，受到雨雪滞阻。并且由于随军所带的重型火炮押运不便、影响行军速度，费扬古遂将该类重型炮“留于哨所，派绿旗官兵看守”，而主要携带轻便型火器一一子母炮和京师新造炮等前进。
四月初六日，费扬古所率军到达翁金口东面席喇呼鲁苏台地方，军队分作两路掘井安营。初八日，费扬古军进驻乌兰厄尔几驻扎，自此停留三日，休整队伍，等候宁夏军。初十日，见宁夏军尚未赶到，费扬古不敢多作耽延，领兵继续北向土喇河挺进。
四月十一日，费扬古所率军驻扎察罕和硕地方，孙思克、博雾率500名西安八旗满兵轻骑赶来，将宁夏军的窘迫情状报陈。经共同会商，费扬古接受了孙思克与博雾各自精选所带兵丁加速跟进以便两路汇合、一处进军的提议，并与孙思克共同上疏康熙帝请旨说明，最终得到批准。于是，宁夏军一路分别于孙思克所率绿营兵中选带精兵两千名、博雾所率八旗兵中选带精兵两千名，集中配给粮、马，随同西路进征。其余不再继续从征的宁夏军兵，一部分负责护运米粮，另余4500名绿营兵则由“副、参、游、守等官带领回边”。
在康熙帝尚未获知西路两方面军的具体情况之前，考虑到噶尔丹有可能“由俄侬巴尔济之后，绕道向塞棱格逃窜”，因而担忧西路军“两路兵俱随后进”则塞棱格地方缺少防备兵力。为此，他决定从西路军中分调陕西一路兵前往堵御。后经费扬古奏明西路军情况，以为“令留此四千兵于塞棱格，以遏噶尔丹之逃窜，则兵势单弱”，请求两路仍作“一路进发”，获准。
归化城、宁夏两方面军会合一路，向土喇河进发。在前进途中还因噶尔丹预先焚烧了“布尔车克地方以南十余站”7范围内的草地，使得西路军不得不“觅草趣行”，再次延迟了进军土喇河的时程。
五月初三日，费扬古、孙思克等统率西路军陆续进抵土喇，之后继续顺延土喇河东进，于十三日行近昭莫多地方(今蒙古国乌兰巴托东南方宗莫德一带)，此时西路军的总体兵力大约1. 4万。随着西路军在土喇河一带日渐深入，五月十一日，费扬古派遣喀尔喀向导和蓝翎侍卫布达等前往哨探，以便及时掌握敌情、合理布置作战。十三日，布达在特勒尔济口发现噶尔丹军踪迹，回报费扬古处。费扬古、孙思克等商议，认为西路军“马力不能驰击”，故要取胜则“非反客为主、以佚待劳不可”。于是，派遣硕岱、阿南达等率四百前锋兵前去“接战”，意在诱噶尔丹军深入至昭莫多，再与之展开决战。费扬古等率领军队也加速向昭莫多行进，以便抢占有利地形、做好战前部署。
硕岱等前锋兵派出后不久，西路军加速行进，到达昭莫多地方。其处有小山一座，在两军对战中是十分重要的地利条件，在宁夏总兵殷化行的反复强烈建议下，西路军统帅决定在噶尔丹军之前抢先占据山丘。因此，殷化行指挥所部兵率先上山，抢据山巅。
大将军费扬古当即根据战地依山傍河的地理形势和其地树林茂密的自然特征，加速部署兵力。一方面，他指挥、部署更多兵力集中上山据守；另一方面，他命令部分右卫八旗兵、大同绿营兵和喀尔喀扎萨克兵在山下沿河布阵，“以防林中伏贼”。然而，当西路军士尚未完成大规模登据山丘，也未在据守点上完全布置好阵型时，噶尔丹军万余兵力即大举扑来。
据准噶尔降人丹巴哈什哈回忆当时的情形，“见西路兵先据高阜、己得地利，我厄鲁特就一小坡，徒步拒敌大兵，亦发枪炮，甚整甚暇”。这与殷化行对噶尔丹军“止东崖下，以崖为蔽，而举铣上击”斗的记述完全相合。这样，西路军和噶尔丹军在昭莫多以争夺山丘为起点，展开了一场漫长而艰困的激战。
在山上进行对阵的西路军以孙思克所率河西绿营兵居其中，费扬古所率京师、西安满汉八旗兵则分左右两翼，而蒙古诸扎萨克兵则又分布在两翼八旗兵两侧，与绿营兵协力作战。噶尔丹军从山腰处猛力向山顶发起进攻，其兵士“不知在前者为何物，拥木而进，又以圆且红之物蔽身直前”。而西路军方面，为了便于战斗，官兵全部采用步战的方式，孙思克所率河西绿营兵则以居中，故首当敌锋。
西路军在对噶尔丹军“据险俯击”的过程中，充分利用了自身在火器装备上的优势，“弩铣迭发”，且“发上颁皇炮及自制子母炮叠击之”。虽然西路军方方面火力威猛，但噶尔丹军的整体战斗实力较强，“冒矢铣崖斗，至暮不退”，“自未至酉，战数十合”两军对战近两个时辰后，战局却如殷化行所说，“击伤相当，胜负未决”。
天色将晚而两军犹胜负未见，使得数年前乌兰布通的尴尬战局极有可能重现，甚至西路军还有被噶尔丹军击溃的风险。为此，宁夏总兵殷化行向主帅费扬古提出两项建议:其一，调动山下沿河布阵的兵士，让他们在树林的掩蔽下从左面杀出，冲击噶尔丹军队的左肋；其二，另遣一支部队向南绕行，从右面袭扰噶尔丹军队的后方辐重和家眷人等，进一步扰乱噶尔丹的作战部队。这两项建议被费扬古果断采纳，并立即着手实施。
按照殷化行的建议，西路军三管齐下:一攻其左胁，一扰其辐重，在山上据守的主力部队则在殷化行等率领下，向山下噶尔丹军进行猛冲。如此一来，噶尔丹军的首、中、尾三部分均遭到西路军的猛烈冲击，是以人心慌乱、首尾自顾不暇，势渐披靡。而此时，见噶尔丹军势力转弱，费扬古下令“官兵上马、鸣角”斗，西路军气势大增，从马上继续冲击噶尔丹军。
最终，噶尔丹军溃散，死伤惨重。西路军则乘胜于暮色中继续从后追击噶尔丹残军，“且射且逐，戴星月追三十余里”。至特勒尔济口，西路军在对噶尔丹军的一番斩获后，费扬古传令收军回营，而噶尔丹则率残余部队脱出敌阵。
在此战中，噶尔丹妻子阿奴可敦战死，噶尔丹兵力折损严重，而且丧失了大批物质资源，对其经济基础也造成不小的打击。虽远不像马思喀奏报中所言“噶尔丹仅亲率四五十人败逃”那般凄惨，但不可否认昭莫多一役的失败对噶尔丹势力的发展具有不可低估的打击力。昭莫多之战也是清、准间第一次交锋过程中的重大转折点，从此清朝掌握了在这场交锋中的主动权，将噶尔丹步步紧逼，迫使其走向失败的终点。
至此，以费扬古和孙思克为主帅的西路军较为出色地完成了此次的军事任务。之后，费扬古将昭莫多之战的捷报传递给最高统帅康熙帝，并在其安排下与前来追击噶尔丹的大将军马思喀加紧会合。不久，饱受饥困的西路军得到了来自中路的军粮接济，与马思喀军一起向东顺中路军轨迹回师，并沿途收集准噶尔降人。
(三)东路军的参与和表现
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正月，边外巡行中的康熙帝对今后与噶尔丹战争中东北方面军所能发挥的力量进行了思考。他命黑龙江将军萨布素整兵待命，并具体指示:“设有事进剿，盛京、乌喇及尔处兵，可会于形胜地，相机前进。科尔沁兵，亦令随行。”
将军萨布素随之“遍历阴山前后”，考察、寻找适合东北诸路兵会合齐进的形势之地，最终索岳尔济山中选。其后，康熙帝再度指示萨布素随时侦探噶尔丹军行动向，严阵以待。此外，若噶尔丹军进入车臣汗部境内，则命萨布素“酌量御剿，即踵其尾以进”。
三十四年十一月，康熙帝下令清军三路出师，其东路军基本按照年初的作战构想进行部署、安排。
东路军即由萨布素统领，由盛京、宁古塔、黑龙江等处八旗兵以及科尔沁蒙古兵等共同组成，兵力大约1万人。东路军所承担的主要任务是“定期会合，沿克鲁伦进剿”，也就是从东面阻截噶尔丹军的东窜之路。
由于相较中、西两路军，东路军的行军距离相对较短，因此无需过早起程，以免对噶尔丹军打草惊蛇。
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三月，康熙帝派遣前锋参领纳林传令萨布素率各路兵起行。萨布素分析东路军实际情况，建言:“众兵会合之后，日间各取路并行，各设斥猴。昏夜驻扎，亦各结营垒。战阵，则各行排列，分派队伍。”斗康熙帝采纳了萨布素的建议，命令盛京、宁古塔等处兵先行出发，黑龙江兵则待四月初起行。
四月初三日，率领中路军到达苏勒图地方的康熙帝发文咨问萨布素所率东路军计划行程，指示萨布素军“若于二十五日5以内到巴颜乌阑，犹可追及同行。如二十五日以内不能到，则勿得急行以劳人马，当遣人至克鲁伦上流来奏”应当注意，此时康熙帝对萨布素做出这番指示，其前提是事先接到西路费扬古奏报“四月二十七日拟可到巴颜乌兰”的消息，同时中路军行进顺利、料于四月二十五日后即可到达巴颜乌兰。因此，从康熙帝当时的考量来看，他对战争总体局势的预期偏于乐观，因此希望东路军所能发挥的作用不只局限于对噶尔丹预防性的东遏其冲，同时对东路军提出了其与中、西两路共同深入作战的期许。
四月初九日，康熙帝得到萨布素于三天前方率军向克鲁伦河前来的军报，其三路军队合力夹击噶尔丹的计划因之落空，他认为东路军“来亦无及，兵马徒然劳顿”，故而改变令东路军沿河进剿的计划，命萨布素率兵暂驻喀尔喀河，“相近好水草处，喂养马匹”。
四月十四日，形势又为之一变。中路军方面得到噶尔丹顺克鲁伦河而下的消息，而此时中路军距克鲁伦河尚有一段距离，无法阻止噶尔丹军可能向东窜走的行动。为此，康熙帝再次紧催行动稍显迟缓的东路军，命令“盛京、宁古塔兵，前往索岳尔济山屯扎，黑龙江兵亦赴彼会齐”。又通过在京留守“监国”的太子情扔，再为反复敦促、探问东路军行动。
五月初四日，萨布素率黑龙江兵自喀尔喀河起行。随后萨布素率军在索岳尔济山后噶尔达苏台等处屯兵防守。而盛京、乌喇等兵则于五月中旬才抵达索岳尔济山一带。此后，随着康熙帝统率中路军北上进抵克鲁伦河、噶尔丹率军战略西移，则东路军的实际军事行动还未及展开却己形同宣告结束。
五月十六日，经过对东路军实际情况的审慎思考，康熙帝决定将驻扎索岳尔济山一带的东路军，仅保留黑龙江和盛京兵各一千人，由萨布素、穆泰等统领，至七月前继续驻扎索岳尔济山，进行对噶尔丹的东面防守。其余兵丁，则各自遣返。
六月十六日，东路驻扎索岳尔济山兵士所备军粮将尽，康熙帝下令撤回其处驻守之一千盛京兵，并命萨布素及所属黑龙江兵移驻科图地方，“驻防、侦探”斗。至此，东路军在本次军事行动中的任务基本完结。
(五)总体分析
康熙三十五年春的军事行动是康熙帝亲征噶尔丹过程中最为关键的部分，也是清朝在与准噶尔初次交锋中取得胜利的核心所在。因此，探析八旗和绿营兵在这次军事行动中所发挥的作用就显得尤为必要。通过对这一问题的总体分析，可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第一，作为清廷整体军事部署的东、中、西三路军队在战争实践中各自发挥了预期的战略作用。东路军驻扎索岳尔济山，虽未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出击，但从东面给噶尔丹军施加压力，使其不能轻易向东展开行动。中路军挺进克鲁伦河，康熙帝亲率前锋对噶尔丹军进行追击。西路军从西面赶到昭莫多地方，阻击了仓促前来迎战的噶尔丹军，并致其以重创。正是在三路军队的密切配合下，清军才能取得这场军事行动的总体胜利。
第二，从三路军各自的实际军功来看，西路军当居其首，中路军次之，东路军则最为逊色。
首先，西路军在昭莫多与噶尔丹军展开艰难激战并最终取胜，造就了康熙帝这次军事行动总的成功。而对比噶尔丹军，西路军在兵力上并不占优，西路军兵力大约1. 4万，而噶尔丹则领万余兵，双方大体持平。此外，噶尔丹军虽系连日急速行军而消耗了部分体力，但其兵皆久经战阵，具有较强的战斗实力。反观西路军方面连续艰难行军两个多月，且出现了人马饥疲、军粮不敷的窘迫局面，史称西路军“马僵其半，士多徒步”‘。正是在这样的不利局势下，西路军抢占有利地势、灵活运用战术策略，团结一致、奋勇作战，才最终在对战两个多时辰后扭转战局、乘势追击，进而艰难取胜。为此，康熙帝在事后褒扬说:“噶尔丹慑我军威溃遁，而西路以疲困之众遇敌战胜，势如破竹，实为可嘉。”
其次，中路军由康熙帝亲自统率深入克鲁伦河，其前锋兵随康熙帝沿河向西进追五日，直达拖呐山一带。而后，再由将军马思喀领兵继续向巴颜乌兰进追。中路军的追击，为西路军在昭莫多的迎击创造了条件。
再次，相比西、中二路，萨布素所统东路军则起步晚、进军缓，随着战场形势的发展，其“己失去意义而很快退出了战场”3。对此，《清史稿》作出如下评论:“是役也，中路上自将，走噶尔丹，西路费扬古大败噶尔丹，唯东路萨布素以道远后期，无功。”‘
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九月，吏部奏请优先拔用乌兰布通军前效力监生，引发康熙帝不满。他特别指示:“应先用西路人员，次用中路人员，后用乌阑布通监生。由此也可印证在康熙帝看来三十五年春的军事行动西路和中路军所立军功之地位。
第三，从康熙三十五年春的整体军事行动来看，八旗和绿营兵在国家统一征调和号召下，都广泛参与其中，且各自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与绿营兵比较而言，无论从动员规模、兵员数量或是军事地位等方面来看，八旗兵都无疑居于主导地位。
第四，虽然八旗兵在清朝对准整体军事行动中居于主导，但必须认识到绿营兵在其中所发挥的至关重要的作用。特别是西路军中绿营兵的表现对昭莫多之战的胜局起到决定性作用。西路军中的随征绿营兵包括孙思克统率的甘肃河西各路绿营兵、康调元所率山西大同绿营兵以及唐希顺所率少量贵州威宁绿营兵等，但其在昭莫多一役中发挥关键作用的是甘肃河西绿营兵。
甘肃河西绿营兵由甘肃提标兵、凉州、肃州、宁夏各镇标兵共同组成，自宁夏起程前来共兵力七千，在宁夏军全部一万兵力中占有七成。后经孙思克与费扬古等决议精简士卒，河西兵虽只带往2300人，但在裁减后的宁夏军总兵力中比重仍旧过半。在昭莫多战役中，河西绿营兵率先倡议应抢占制高点，并迅速登控山巅，占据有利地势。在山丘争夺战中，孙思克等率领河西绿营兵居中奋战，直迎噶尔丹兵锋。其后，同样是河西绿营兵在两军相持不下的关键时刻向统率费扬古建议“三管齐下”之策，从而扭转了僵持的战局，奠定了该战的胜利。对河西绿营兵在昭莫多一战中的表现，随同康熙帝中路出征的传教士张诚在日记中评论道:“这里汉人军队主要地显示了威力。”‘因此，应当充分肯定河西绿营兵在西路军乃至清军整体军事行动中的出色表现和所发挥的制胜作用。
此外，不只是西路绿营兵发挥了决胜的关键作用，其中路军马进良、白斌、岳升龙等所率各路绿营兵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共随将军马思喀进追噶尔丹，迫使噶尔丹军队快速西移，在无暇多作整顿的情况下与西路军接战于昭莫多，继而败北。
对于绿营官兵在此次行动中所建功绩，康熙帝事后予以高度肯定。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兵部请旨议叙绿营军功，得旨孙思克等绿营有功军官“从优加二等议叙”，并且凡绿营“在事有职任、守备以上官员，著给与拖沙喇哈番，令承袭一次”。
第五，康熙三十五年春清朝对准军事行动的胜利是建立在八旗和绿营兵以及诸部蒙古兵等通力协作、团结奋战的基础上的。昭莫多之战清军之所以能够获胜，其根本原因即如俞益漠所概括，“满汉协力，将士用命，人怀必死之心，士奋乐斗之志”。因此，在分析和认识八旗与绿营兵在战争中各自表现的问题时，可以将二者进行适当的横向比较，但不应将二者割裂观察、孤立分析乃至使之对立，否则将无法得出客观、合理的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