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实践哲学与文化领导权理论的关系
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用“实践哲学”来指称马克思主义，但这不仅仅是为了避开严格的监狱检查，更是说明了葛兰西对马克思主义的独到思考和解读。实践哲学是葛兰西的马克思主义观，是其文化领导权理论的哲学基础。
“实践哲学”并不是葛兰西所首创的，对于他的“实践哲学”，陈学明和俞吾金教授曾指出，“把实践看成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正是葛兰西实践哲学的特色。不管人们对此作何评价，有一点必须肯定:它同传统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体系的分歧是鲜明的。”实践哲学并不是某些人思辨的结果，而是人类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葛兰西对机械决定论和历史宿命论的要害进行尖锐的批判，最终确立了实践哲学的立场。就实践哲学作为文化领导权理论的哲学基础而言，实践哲学的核心是“实践一元论”和“绝对的历史主义”。
(一)“实践一元论”是对二元论的超越
葛兰西并没有在《狱中札记》中使用“实践一元论”这一概念，而是一些学者将葛兰西的哲学概括为“实践一元论”。“在这种情况下，‘一元论’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呢?它肯定既不是唯心主义一元论，也不是唯物主义一元论，而是具体历史行为中对立面的同一性，也就是与某种组织化(历史化)的‘物质’，以及与被改造过的人的本性具体地、不可分割地联系起来的人的活动(历史一精神)中的对立面的同一性。行为(实践、发展)哲学，但不是“纯粹”行为的哲学，而是在最粗俗和最世故意义上的真正的‘不纯粹’的行为哲学。”葛兰西的“实践一元论”表明了人的创造性活动是以人的意识为基础的，是一种自觉的能动性的活动，同时人的创造性活动也是一种历史行为。人的实践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哲学中的物质和精神、人的活动和自然之间的对立统一起来，而且作为人的创造性活动的实践是在历史中生成的。而且，实践哲学在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过程中实现了对传统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超越。
(二)作为绝对历史主义的实践哲学
葛兰西指出，“实践哲学是绝对的‘历史主义’，思想的绝对的世俗化和此岸性，一种历史的绝对的人道主义，人们正是必须沿着这条线追踪新世界观的这条新线索。”葛兰西将“历史”理解为，“涉及活生生的人以及与世界上所有的人相关联的所有的一切，因为人在社会中是联系在一起的，他们劳动、斗争并不时完善自己”。葛兰西认为，历史必然是人的历史，是实践的历史。也就是说，葛兰西强调了历史是由人的创造性活动创造的，强调了人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主体性地位，以及强调人的意识、意志等在人类发展史中的重要作用。葛兰西首先打破了克罗齐的思辨的历史主义，并在此基础上将社会历史生活作为历史性的存在。
在葛兰西看来，无论是“实践一元论”，还是“绝对的历史主义”，都证明了实践是哲学的基石，是核心范畴，历史是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的实践活动，而且整个人类历史也是实践的历史。实践哲学始终强调了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以及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并且可以说，“实践哲学对人的主体地位的强调和文化领导权理论对人在历史进程中的主体作用的理解是完全一致的。”
(三)实践哲学与文化领导权的关系
实践哲学与文化领导权理论的关系主要体现在实践哲学的历史使命上，获得文化领导权的过程就是实践哲学的运用过程。实践哲学是一种具有批判性和历史性的政治实践，其宗旨就是对现实的变革、对世界的改造。葛兰西指出，“实践哲学有两项工作要做:战胜形式精致的现代意识形态，以便组成自己独立的知识分子集团;教育在文化上还处于中世纪的人民大众。这第二项工作，是基本的工作，它规定着新哲学的性质，并不仅在数量上而且在质量上吸收它的全部力量。”第一项工作，首先就是指要坚持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战胜侵蚀无产阶级的其他非马克思主义思潮。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指出，“实际情况是:实践哲学遭到了双重的修订，就是说，它被归并入双重的哲学结合之中。一方面它的某些要素，或明或暗地被若干唯心主义思潮吸收和融汇(人们只要提到克罗齐、金蒂雷、索勒尔、柏格森，甚至实用主义就可以了)。另一方面，所谓的正统派所关心的却是寻找到这样一种哲学:根据他们极端有限的观点，这种哲学要比对历史的‘简单’解释更加广泛，他们认为自己是正统的，因为他们把这种哲学基本上和传统唯物主义等同起来。”②因此，实践哲学要对其他思潮进行彻底的批判，才能武装无产阶级的头脑。其次指的是实践哲学不仅能构造获得文化领导权的实施主体一一有机知识分子，同时其本身也是建立知识分子与广大人民群众之间的辩证法。知识分子，尤其是有机的知识分子在文化领导权的夺取和保持中肩负着重要的使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主导性作用。但是要夺取文化领导权没有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是不能成功的。也正是在此意义上，葛兰西强调教育的功能问题，强调教育对广大民众的文化启蒙的功能，同时还强调人民群众向知识分子转化的问题。第二项工作就是要将实践哲学同无产阶级结合起来，使实践哲学成为无产阶级的思想武器，上升到“人们头脑中的上层建筑的更高层次的思想建构”③，实现实践哲学的最终历史使命，即最终实现无产阶级自身的阶级解放。
二、“完整的”国家观:文化领导权理论的逻辑起点
在葛兰西那里，文化领导权理论的产生与其国家观密切相关，“完整的”国家观是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的逻辑起点。在对欧洲晚期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结构进行深刻分析的基础上，葛兰西对国家这一概念进行了重新界定，并提出“完整的”国家观。正因为葛兰西在广义上来理解国家，才进而在“延伸了的国家”的基础上提出了文化领导权理论。
首先，就国家的结构而言，不同于传统马克思主义者将国家主要理解为阶级统治的机器，即政治社会的机构。葛兰西认为，“国家的一般概念中有应该属于市民社会概念的某些成分(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国家二政治社会+市民社会，换句话说，国家是披上了强制的甲胃的领导权)”。具体而言，晚期资本主义国家既包括政治社会也包括市民社会，国家不仅仅是作为一个政府机构而存在，同时也包含民间的市民社会，国家是二者的有机结合。其中，政治社会主要是由军队、警察、法律等具有强制性、暴力性质的国家机器所构成的国家机构;而市民社会则主要是由教会、社区、学校、新闻机构、文艺团体等在内的自主性很强的社会组织所构成的。在葛兰西那里，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是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二者统一在国家这一有机整体之中。政治社会主要靠国家的暴力机关发挥强制性的阶级统治功能，而市民社会主要是通过“知识和道德改革”获得社会团体和民众自觉的“认同”和“同意”的方式来获得领导权。而且，随着市民社会的发展，政治社会的强制统治功能会逐渐减弱，而市民社会的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导权功能会逐渐增强。正是在“完整的”国家观的基础上，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才得以提出和形成。
其次，就国家的功能而言，在传统马克思主义者那里，国家对内职能主要包括两种:一种是阶级统治职能，一种是社会管理职能。但是他们主要强调的是国家的阶级统治职能，认为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是一个阶级镇压其他一切从属阶级的机器。但与之相反，虽然葛兰西并没有否认国家的阶级镇压的职能，却更加强调国家的文化和意识形态职能。葛兰西认为，国家是“披上了强制的甲胃的领导权”，它具有两种职能:一是国家作为暴力镇压的统治者，借助军队、警察、监狱等暴力机关来实现统治阶级的政治统治;一是国家作为“教育者”的角色，启蒙和教育广大人民，创造新文化，以及进行“知识和道德改革”来获得人民群众的“认同”与“同意”，从而获得对市民社会的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导权。葛兰西认为，现代国家摆脱了单纯的暴力特征，获得了伦理和文化的规定性。也就是说，现代国家更多的是依靠意识形态的教育功能，占有市民社会的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导权，建立“有效的防御工事”，来赢得其他从属阶级对统治阶级的支持与认同，并以此来巩固自身的政权合法性基础。
总而言之，葛兰西的“完整的”国家理论将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组成部分，不仅延伸了国家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更为文化领导权提供了理论前提。
三、创新的观点体系:文化领导权的基本内容
以上，我们概括地讨论了文化领导权的哲学基础和逻辑起点，那么葛兰西狭义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具体包括哪些内容呢?我们将从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的实施场所、实现方式、依靠力量和领导力量四个方面来系统阐述文化领导权的主要内容。
(一)文化领导权的实施场所一一市民社会
与马克思将市民社会定义为“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不同，葛兰西将市民社会划归于上层建筑，是全部思想文化体系，是“整个知识和精神生活”，包含着意识形态领域和社会舆论领域。葛兰西明确指出:“目前我们所能做的是确定上层建筑的两个主要的层面:一个可以称作‘市民社会’，即通常被称作‘民间的’社会组织的集合体;另一个可称作‘政治社会’或‘国家’。一方面，这两个层面在统治集团通过社会而执行‘领导权’职能时是一致的;另一方面，统治集团‘直接统治’或命令是通过国家和‘司法的’政府来执行的。”这明确指出国家是由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组成的统一整体。在市民社会从经济领域独立出来之后，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市民社会的作用和地位也随之发生了巨大变化。市民社会成为一个独立于传统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政治社会)之间的一个新领域，它一经出现就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中的国家和政府的决定和反作用由直接变成了间接，更多的是通过市民社会中的理性化的方式、协商、民主等形式体现出来。同时，随着市民社会的出现和形成，主要由国家和政府构成的政治领域，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干预也不在完全依赖于强制性的暴力机关，而更多的是依赖市民社会的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导权来实现的。因此，在葛兰西那里，传统国家的性质和功能都发生了变化，作为国家有机组成部分的市民社会的地位和作用凸显。而且，政治社会借助国家的暴力机构来行使阶级统治职能，显然文化领导权不会在政治社会获得。而市民社会指的是文化、伦理、意识形态所构成的领域，它不具有强制性，这为无产阶级实施文化领导权提供了可能。葛兰西指出“市民社会是一个进行旨在获得整个社会的舆论的意识形态一一文化的或伦理的一一政治的活动的地方。”显然，文化领导权的实施场所不可能是政治社会，只能是市民社会。
(二)文化领导权的获取方式一一“阵地战”
葛兰西的革命观最大的特点就是指出了革命的重心己经不再是以暴力方式夺取政权，而是获得市民社会的文化领导权。19世纪初，俄国十月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而欧洲无产阶级革命却以失败告终，东西方形成了巨大反差。东西方革命的不同命运，使得葛兰西对东西方社会结构的差异给予了高度关注。葛兰西认为，“国家不过是外在的壕沟，其背后是强大的堡垒和工事。”他还指出，“‘市民社会’己经演变为更加复杂的结构，可以抵御直接经济因素(危机、萧条等等)‘入侵’的灾祸性后果。市民社会的上层建筑就像现代战争中的堑壕配系。在战争中，猛烈的炮火有时看似可以破坏敌人的全部防御体系，其实不过损坏了他们的外部掩蔽工事;而到进军和出击的时刻，才发觉自己面临仍然有效的防御工事。”这说明了，东方俄国的上层建筑主要是由政治社会构成，市民社会尚不完善，还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而西方发达工业国家的上层建筑是由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所构成的。而且资产阶级不仅仅保持着国家的政权，更是己经获得了市民社会的文化和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因此，当国家出现危机时，无产阶级仅仅夺取政治领导权是不能保证革命的最终胜利的，所以无产阶级要获得革命的成功，首要任务就是要获得市民社会的文化领导权，然后再通过暴力革命夺取政权。
葛兰西指出，夺取文化领导权的方式不是暴力革命(运动战)，而是与之相对的“阵地战”。葛兰西认为，争取文化领导权的方式，不能采取夺取政治领导权的暴力革命，而是要采取“分子式入侵”式的“阵地战”。具体而言，“阵地战”指的是无产阶级要在市民社会领域以“分子式入侵”的方式不断对资产阶级的思想文化阵地进行入侵，将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瓦解，并最终在市民社会建立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
市民社会构成现代国家的坚强的“堑壕”和“堡垒”，而暴力革命只能破坏国家的外部防御工事，而不能破坏市民社会的领导权。因此，无产阶级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就必须采取“阵地战”的方式，通过无产阶级政党和有机的知识分子传播无产阶级进步思想，瓦解资产阶级对市民社会的控制，进而建立无产阶级的思想阵地，最终争取市民社会的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导权。夺取文化领导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与疾风暴雨式的暴力革命截然不同，无产阶级要在市民社会中不断夺取新的思想阵地，并逐步夺取文化领导权，最终获得国家的政治领导权。葛兰西非常重视要掌握市民社会的“教育”和宣传领域，教育是“阵地战”的重要环节。葛兰西认为，教育能够启蒙和教化广大民众，能够不断提高广大民众的知识水平和道德素质。因此，顺利开展“阵地战”来获得文化领导权，不仅要依赖有机知识分子广泛宣传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更要用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对人民群众进行广泛的教育。
但在这里，我们要强调，虽然葛兰西主张利用“阵地战”夺取文化领导权，但他并没放弃暴力革命(运动战)这一夺取政权的方式。葛兰西认为，在无产阶级夺取文化领导权之后，可以通过暴力革命的手段夺取资产阶级的政权。可以说，阵地战是运动战的序幕，运动战是阵地战的继续，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而不是完全对立的。
(三)文化领导权的依靠力量一一“有机的”知识分子
美国学者卡尔·博格斯指出，葛兰西是“直接将知识分子问题作为一个理论问题来谈论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十分重视知识分子尤其是“有机的”知识分子在夺取市民社会文化领导权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戴维·麦克莱伦曾指出，“葛兰西一直被称为上层建筑的理论家，而最能清楚地说明他受如此看待的原因，莫过于知识分子的作用在他思想中所占据的中心地位。”因此，葛兰西着重对知识分子的内涵与划分及其在夺取文化领导权过程中的作用与地位进行了系统的研究。
与马克思的划分标准不同，葛兰西没有按照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区别来划分知识分子，而是基于社会关系这一新的划分标准，从广义的视角区分了两种知识分子:即传统知识分子和有机的知识分子。传统知识分子，指的就是与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具有相对稳定性的知识群体。传统知识分子，主要包括在旧社会中任职于政府的官吏和活跃于旧社会中的知识分子。有机的知识分子是伴随着新的生产方式的产生和新阶级在经济社会中的发展而出现的知识群体。有机知识分子在国家各个领域都发挥着重要的职能。在葛兰西那里，“有机性”指的是统治集团与知识分子的同质性。每一个社会集团都会有与自身同质的知识分子群体，而且这样的知识分子也可以被造就和培养出来。同时“有机性”也指知识分子与广大人民群众的相关性。知识分子不是一个孤立的阶层，知识分子可以对普通群众进行改造，最终将普通群众纳入到知识分子群体中来，形成新的文化知识分子。有机的知识分子代表着先进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发展的未来方向。
在此，我们需要指出，传统知识分子与有机的知识分子的划分并不是绝对的，他们也并不是完全对立，传统知识分子经过改造完全能够转化为有机的知识分子，进而成为夺取文化领导权的依靠力量。因此，有机的知识分子还有一项重要任务就要加强对传统知识分子的教育、理论宣传，以便同化和征服传统的知识分子，并将其吸收到自己队伍中来。
知识分子尤其是有机知识分子是获得文化领导权的依靠力量，他们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着统治集团的“管家”的作用。葛兰西指出，虽然“人人都是知识分子”，但不是所有的知识分子都能够发挥这一职能，只有有机的知识分子才能肩负此项任务，成为获得文化领导权的依靠力量。葛兰西认为，“知识分子是统治集团的 ‘管家’，用他们来实现服从于社会领导和政治管理任务的职能。”他还指出，“知识分子可以通过制定和传播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来整合其他阶级的、阶层的知识分子，使广大人民群众在这种潜移默化的熏陶中‘自愿地’认同统治集团的统治，维护统治阶级的地位，保证市民社会组织和群众‘同意’统治阶级的社会秩序与规则，从而维持统治阶级政权存在的合法性。”有机知识分子在文化领导权的获取过程中发挥着指导、组织、教育等功能。统治集团通过有机知识分子向广大民众传播本阶级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在市民社会中开展“知识和道德改革”，提高人民群众的思想道德和知识水平，并在潜移默化中使他们积极地自觉地认同统治集团。因此，有机的知识分子不仅肩负着维护统治集团政治统治的重任，同时也肩负着获取和巩固市民社会的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导权的重任。
(四)文化领导权的领导力量一一“现代君主”
尽管有机的知识分子在夺取文化领导权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知识分子功能的发挥离不开无产阶级政党。知识分子只有在“现代君主”，即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下才能发挥其职能，无产阶级政党是夺取文化领导权的领导力量。
葛兰西指出，“政党的全体党员应当看作知识分子”，无产阶级政党是“集体的知识分子”，是文化领导权倡导者和领导者。葛兰西指出，“一个政党要存在需要同时具备以下三个基本要素(三组要素):1、群众的要素，由普通平常的人组成;2、主要的凝聚力量;3、中间要素，它是把第一要素和第三要素联系起来，并使它们保持实际、道德以及精神方面的联系。”其中，中间要素就是由无产阶级的有机的知识分子所构成。无产阶级革命不仅需要政党的领导，需要有机的知识分子的力量，更需要广大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葛兰西重视政党与群众的密切联系在革命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如果党与工人阶级群众不能紧密联系起来，那么，那种认为某些个人或集团的暴力行动可以使工人群众摆脱被动状态的说法是不成立的。”无产阶级的有机的知识分子将无产阶级的思想向广大群众传播，来提高群众的阶级意识，进而使他们参与无产阶级革命。这样就将政党和群众紧密地联系起来，扩大了党的群众基础。
葛兰西认为，无产阶级政党肩负着“培养自己的干部、一定社会集团(作为‘经济’集团发生和发展的)分子，直到把他们变成熟练的政治知识分子、领导者、各种形式活动的组织者和整合社会一一公民社会和政治社会有组织发展所具有的职能的执行者”，还要“教育”工人阶级和普通民众，激发他们的阶级意识和革命热情，凝聚他们的力量。有机的知识分子的形成和培养都离不开无产阶级政党的作用。为了获得市民社会的文化领导权，进而获得国家政权，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培育自己的知识分子队伍，使每个党员成为有机的知识分子，而且无产阶级政党在培育有机的知识分子的同时，要对传统知识分子进行教育和改造。“任何在争取统治地位的集团所具有的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它为同化和‘在意识形态上’征服传统知识分子在作斗争，该集团越是同时成功地构造其有机知识分子，这种同化和征服就越快捷、越有效。”与此同时，有机知识分子发挥教育、宣传、组织等功能也离不开无产阶级政党的有效领导。
文化领导权理论贯穿葛兰西整个思想体系，内容丰富多彩。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是一个包括实施场所、获取方式、依靠力量和领导力量等方面所构成的完整的观点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