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老重老在传统汉文化中占据重要地位，中原政权自先秦时期即己经形成了一系列食老、养老的礼仪，体现了土朝统治者对奎老者在制度层面的体恤与关怀。契丹人始兴朔漠，带有浓郁的北力一草原气息，传统社会中惯以勇猛刚健为尚，有着贵壮贱老的传统，与中原制度有着较大的差距。辽朝建立之初，阿保机出于政治口的，开启了对中原国家制度文化的系统引进，养老制度即在此时进入契丹社会。一、辽初国家养老制度的引进    

《礼记·祭义》中载“天子巡守，诸侯待于竟，天子先见年百者”。因老者虽“血气筋力有衰”，但“智虑取舍无衰”，问政于老也是养老制度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据《辽史》记载，阿保机时期即曾经有问政高年的举措。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此时己经将中原土朝的养老礼及养老政策引入契丹国家制度体制之中;是否就意味着契丹社会一改传统，己经开启了尊老、重老之风?    

要解决这一问题，首先要了解阿保机时代问政高年的具体情况。兹列《辽史》所载如下:    太祖七年(913)十一月，(阿保机)“还次昭乌山，省风俗，见高年，议朝政，定吉凶仪”。    

太祖八年(914)在处理于越率懒之子化哥的问题上，有“召父老群臣正其罪”的行为。    907年，虽然《辽史》称阿保机播柴告天即皇帝位。但是从前文“痕德荃可汗姐，群臣奉遗命请立太祖”，及后文“诏皇族承遥辈氏九帐为第十帐”等记述来看，似乎此时对于阿保机来说，契丹可汗相较于皇帝而言是个更为适合的称呼。可以说以太祖纪年的这九个年头，是阿保机肇建帝国，建立制度的关键时期。期间阿保机诸弟为夺取最高权力而发生的反叛，则可视为阿保机效仿中原制度建立集权国家的最大危机，而太祖七年(913)正是这一危机解除的关键时期。当年五月，阿保机擒刺葛等，平定叛乱。十月即“诏群臣分决滞讼，以韩知古录其事，只里姑掌捕忘”，开始对统治秩序的整顿。随后便有“省风俗，见高年，议朝政，定吉凶仪”的行动。

从这样的背景来看，阿保机在平乱之后，己经开始国家制度力一面的建设。综合来看，这里的见高年，见的并不是普通的年长者，而应该指的是契丹各部落酋长以及地力一势力代表。见的口的，也并不止于简单的咨询民间疾苦，而是沿袭契丹部落聚议大事的传统，对各力一势力进行笼络和安抚，以稳定迭刺部的统治权。而“定吉凶仪”则是效仿中原土朝进行的制度建设。其后的“召父老群臣正其罪”的行为，更是充分体现了契丹部落议事会的遗风，父老跟群臣同样是不同势力的代表。    

礼仪的变化与政治关系密切，辽初尤其是太祖时期，在打破原来契丹部落联眼，建立中央集权国家的过程中，严峻的政治、军事形势也导致了辽太祖沿用本民族传统统治力一式，并借用问政高年的礼仪来实现对原部落首领及势力的笼络与安抚。因此与其说辽初阿保机见高年是对中原古礼的践行，还不如将其比拟为刘邦与咸阳父老的约法三章。其中不仅带有浓厚的契丹传统部落议事会的遗风，更有与地力一势力联合，巩固自身统治基础的意味。    

辽初统治者对文化建设十分重视，如神册三年(918)五月乙亥，太祖“诏建孔子庙、佛寺、道观”。并于神册四年(919)“秋八月丁酉渴孔子庙，命皇后、皇太子分渴寺观”。辽初阿保机曾经与群臣们就选择什么样的指导思想，建设什么样的主流文化进行过讨论。“时太祖问侍臣曰:‘受命之君，当事天敬神。有大功德者，联欲祀之，何先?”，当时大臣皆以佛对。虽然太祖用“佛非中国教”否定了群臣的提议，但从这个回答中也可以看出阿保机是同意佛“有大功德”，应当在祭祀范围之内，只是与他所要实现的政治口标不契合，因此不是最佳答案。而太子耶律倍提出的“孔子大圣，万世所尊，宜先”，则正中辽太祖下怀，随即在城中“建孔子庙，诏皇太子春秋释奠”。这实际上就确定了辽朝时期主流(官力一)文化，确立了儒学在辽朝的地位。    

在太祖时期推广儒学，引入中原礼制的背景下，有着教化道德功用的养老制度才正式步入契丹统治者的视线。太宗时期己经效仿五代养老制度，出台了优享、给养高年的政策。如太宗天显七年(932)七月“癸未，赐高年布帛”。但是同年七月丙戌，太宗又召群臣曹老议政。其中既有重老的含义，同时也体现了太宗的政治意图。耶律德光皇位的取得是战胜耶律倍派系势力的结果，耶律倍于天显五年(930)浮海适唐，实际上宣告了在皇权争夺之中德光的胜利。与此同时，德光集团内部的关系己经开始重新调整。天显七年诏群臣曹老议政，笼络拥立势力的政治意图远远大于形式上的政府养老。    

会同元年之后，辽朝的养老政策发生了变化，中央养老由原来的礼遇高年、问政父老转变为以优享官员(高年或致什)为重点。土美华在研究中曾指出宋代礼文中父兄事三老五更的礼仪传统，转变为尊君、卑臣为前提的优待老者的仪式。辽朝的养老政策也发生了同样的转变，成为皇权至上、恩赏老者的仁政措施。会同元年(938)九月“壬子，诏群臣及高年，凡授大臣爵秩，皆赐锦袍、金带、白马、金饰鞍勒，著于令”。其中所谓“著于令”，即是指《辽史·仪卫志》之中所记对臣僚朝服的仪制规定。“群臣高年有爵秩者”成为国家中央层面养老的主要对象，这应该是受到唐及五代以来国家优抚高年的政策影响。    

辽朝中后期，随着辽宋间眼约的缔结，土朝的制度文化得到了进一步完善。与唐宋制度相似的是，辽朝时期“皇帝养老于太学”的养老礼仪并未在国家礼仪生活中真正实行，仅在国家施政之中保有养老、重老、恤老的措施。除中央政府对德高位重的高年官员优享之外，在全国范围内都施行以版授高年为主的存问给养老人的措施。且养老多与恤鳃寡结合，成为一种国家倡导孝道、优抚老人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