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尤·乌塔米(Ayu Utami )是印尼当代女作家、新闻工作者，她于1998年出版的首部小说《萨曼》因犀利地揭露了苏哈托统治时期的黑暗现实而被看作是后苏哈托时代印尼文坛的先锋之作。同年，《萨曼》获得了雅加达文艺委员会( Dewan Kesenian Jakarta)颁发的“莎耶巴拉小说奖”( Sayembara Roman )，此后被翻译为多国文字畅销海外。乌塔米是一位笔耕不辍的女作家，她的小说作品纵跨印尼20世纪50年代至改革初期的历史与现实，大胆地触及政治、宗教与性等长期被“新秩序”政权压抑的话题，清晰地描绘出一幅幅变革之际的印尼社会画卷，为后苏哈托时代的印尼文坛带来一股新风。本文拟从文学对历史的重塑性、印尼现代宗教信仰与女性主义思潮三个角度透视她对历史的重塑和对现实的批判。
一、苏哈托时代的落幕与改革时代的开始
20世纪90年代末是印尼经济和社会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最终导致苏哈托在内外交困中被迫辞职。在长达32年的执政期间，苏哈托以军队为强力后盾，以专业集团党为执政工具，推行威权统治。苏哈托政权自称“新秩序”，以彰显与苏加诺“旧秩序”时代的界线。苏哈托领导的专业集团党在“新秩序”时期一党独大，仅有的两个在野党在六次大选中都充当陪衬。苏哈托宣称的民主成为极权的装饰品，印尼社会组织和个人的政治自由空间急剧萎缩，政府权力失去监督，司法独立和人权均难以保障。苏哈托政府甚至出台《社会组织法》插手社会组织内部事务，使得社会组织和民众的言论自由名存实亡。 苏哈托政府认为媒体机构也如同社会组织和政党一样必须接受政府的管理，因而对大众媒体采取了严格的管控政策。报刊杂志遂变成维护当权者利益的工具，发表反对意见的出版物均遭到取缔。“新秩序”时期的印尼文坛也因苏哈托政府的文化高压政策而变得死气沉沉，1965年以来基本上没有召开过真正的文学会议，作家的创作积极性也大受影响。任何反对“新秩序”政权的积极人士都会遭到当局的指控，“新秩序”政权更是成立了特别军事法庭专门对被认为是“叛乱分子”的人进行秘密处决。
印尼著名作家普拉姆迪亚·阿南达·杜尔(Pramoedya AnantaToer)在“九三O”事件后被禁锢达14年之久，直至1979年底才获释。而他在狱中坚持以口头形式创作的《人世间》( Bumi Manusia )《万国之子》( Anak Semua Bangsa)等经典作品被许多文学评论家认为“不比那些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巨著逊色”，却被“新秩序”政权宣布为禁书，禁止在印尼全境收藏和传播。在苏哈托的威权统治下，文学越来越远离政治，极力回避当时社会的现实矛盾，印尼的文艺事业发展受到了极大打击。而这样一个严格而残酷的政治氛围直至1998年苏哈托下台后才结束。
苏哈托的继任者哈比比总统在17个月的任期内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政治改革，其中包括解除党禁、实行三权分立、削弱军方对政治的影响和放松对新闻出版及言论自由的管制等。这一系列非渐进式的民主改革措施让印尼社会力量获取了更大的活动范围，使民众对过去和现任政府的不满情绪有了发泄机会。而在改革时代的印尼文坛也出现了一批青年作家通过文学大胆发声，阿尤·乌塔米便是其中典型一位。
二、阿尤·乌塔米与她的文学创作
阿尤·乌塔米于1968年出生在印尼西爪哇省茂物，年幼时便随父母搬至首都雅加达生活。乌塔米自幼酷爱读书。她曾在一次采访中提到，幼时家中没有很多书供阅读，因此她对《圣经》爱不释手，“我把《圣经》看作一本引人人胜的故事集”，“我把它当作文学而不是经文在读”⑥。后来，乌塔米进人印度尼西亚大学文学院学习俄语专业，此间她在报刊杂志上发表了许多时事评论文章。1990年乌塔米又被印尼一个选美活动评为冠军，但她也没有在模特事业上继续发展，而是投身于自己热爱的新闻事业当中。此后乌塔米曾辗转在《维度》( Matra )《正义论坛》( ForumKeadilan)和《民主与改革》( Demokrasi&Refor-masi )等多家报刊杂志社从事新闻记者工作。
然而，由于苏哈托政府对新闻界的严格管控政策，“新秩序”时期的大量新闻媒体都遭到封禁，全印尼只有一家为当时政府承认的新闻记者组织即印尼记者工会。1994年包括《时代》( Tempo)在内的三家周刊被时任宣传部长查封，身为新闻记者的乌塔米便走在了反抗“新秩序”政权压迫新闻和出版自由的前列。她与其他几位进步青年记者联合成立了“独立记者联盟”( Aliansi Jurnalis Independen)以表达对“新秩序”政权高压政策的抗议，然而却因积极参加社会民主活动而丧失了记者的职业资格。“独立记者联盟”随后也被取缔，其中三位记者成员被捕人狱，其他成员不得不从事地下新闻出版工作。面对“新秩序”政权的独裁统治和文化高压政策，当时的印尼文艺界出现了一句名言:“当新闻被封禁时，文学就应当发声。”乌塔米正是在这一理念指引下创作了小说《萨曼》，以此作为对“新秩序”政权的有力回击。“小说常常就是对现实的抗争”，“《萨曼》正是为了反抗这一时期的束缚”，乌塔米曾这样表达她对《萨曼》的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