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门学科，历史是科学还是艺术，或既是科学又是艺术，迄今没有确论。在涉及这一理论问题的探究时，主张历史是科学的学者大多会援引英国历史学家伯里(CJohn Bagnell Bury,1861-1927)的“历史是一门科学，不少也不多”这句名言，作为历史学科学性的重要证据。例如，何兆武在题为《译序:反思的历史哲学—评罗素的历史观》一文‘中，在说明伯里赞扬兰克学派的贡献及其实验主义的思想路线时，就援引这句名言来论证历史学的科学性(何兆武:《何兆武学术文化随笔》，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版，第216 }-217页)。李剑鸣在《历史学家的修养与技艺》一书下列举科学主义史学在英国的代表人物时，也谈到伯里的这句名言，认为这句口号式的名言，饱含着对史学方法的科学性和历史知识的确定性的强烈信念(李剑鸣:《历史学家的修养与技艺》，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33页)。周祥森在论述历史学的“科学说”的代表性观点时，也引用了这一名言(]司祥森:《史学的批评与批评的史学》，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4页)。但是，学者们大多只是满足于引证伯里的这句名言而已，而对它的具体含义却不作深人的论析。笔者不揣6陋，尝试对伯里名言的确切内涵作初步的探讨，以期对伯里史学思想的复杂性有个基本的认识。一伯里的“不少也不多”与莎士比亚的“不多不少”    

伯里名言的原是:"She(history)is herself simply a science, no less and no more. "[伯里:“就职演讲(历史I一学)”，"!1n Inaugural  Lecture  (The  Science  of  History)"，剑桥大学神学院，1903年1月26日，hops://archive.org/details/aninaugurallect006urygoog,(发布日期不详)/2016 - 03一。叼这句话的后半句的直译是“不少也不多”，实际上套用了莎士比亚《李尔王》里面的一句台词，即“I love your majesty according to my bond,nor more nor less'，的后半句[莎士比亚著，米生豪等译:《莎士比亚全集》(五)，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30页习。但是，伯里在套用时颠倒了“不多”和“不少”的前后语序，这种颠倒当然不是毫无意义的。    

《李尔王》是莎士比亚的代表作之一。19世纪，由于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发展，莎士比亚在欧洲受到极大的欢迎，欧洲学者极力鼓吹“莎士比亚精神”。在浪漫主义时期，人们赞颂莎士比亚的才华，像崇拜英雄一样地尊崇莎士比亚。例如，在法国大文豪雨果(Victor Hugo,1802-1885)看来，作为天才的莎士比亚的降临，使得艺术、科学、哲学乃至整个欧洲社会都焕然一新。伯里生活在1861-1927年，这正是“莎士比亚崇拜”时代。在这样的时代，像伯里这样的上层人物，不可能不受到“莎士比亚精神”的影响。因此，伯里在就职演讲‘中说了“历史是一门科学”之后，加了“不少也不多”这句话，与《李尔王》上述台词至少在形式上基本相同，就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    

“不多不少”这个典故出现在《李尔王》的第一幕。基本剧情是:李尔王因为自己年纪大了，决定摆脱一切事务，把责任交给年轻人。为此，李尔王让三个女儿表达对他的爱。哪个最贤德、最有孝心，他就给哪个最大的恩惠。大女儿和二女儿都极尽溢美之词来表达对李尔王的爱，但最后一个小女儿却说道:“我是个笨拙的人，不会把我的心涌上我的嘴里，我爱您只是按照我的名分，一分不多，一分不少。”接着，小女儿又解释道:“您生我下来，把我教养成人，爱惜我，厚待我;我受到您这样的恩德，只有履行我的责任，服从您、敬您、爱您，我的姊妹们要用整个的心来爱您，那他们为什么要嫁人呢?要是我有一天出嫁了，那接受我忠诚的誓约的丈大，将要得到我一半的爱、我的一半的关心和责任;假如我只爱我的父亲，我一定不会像我的姊妹一样去嫁人的。”[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全集》(五)，第423-431页习在此剧日，小女儿将自己的爱分为儿个部分，分别给子不同的人。所以，最后她说道，爱自己的父亲只是按照她的名分，父亲得到的只是她作为女儿所能给子他的那一份爱，最多也只是她的全部爱的一半爱。

从李尔王的角度来说，他拥有大女儿和二女儿全部的爱，却只是分有小女儿的一部分的爱，因为小女儿的爱还要给子口后的丈大，还要给子其他人，比如她的大姐、二姐等，尤其是还要给子上帝，—从这个方面来看，李尔王从小女儿那里得到的爱可谓“不多”。从父女关系所应有之爱的角度来说，李尔王所得到的只是作为父亲该得的那份爱，除了作为女儿对于父亲的爱，小女儿不能给子父亲更多的或额外的爱，因此小女儿给子父亲的爱可谓一点也“不少”。可见，在这里，“不多不少”是小女儿对自己所能给子父亲的爱的一种限定。在这种限定或规定之外，实际上还有更多的否定性内涵，亦即对其他内涵的肯定。用黑格尔和马克思、恩格斯经常引用的斯宾诺莎的名言来说，“限定即是否定”}determinatio est negatio)[斯宾诺莎1674年6月2日给雅·耶勒斯的信。巴鲁赫·斯宾诺莎著，洪汉鼎译:《斯宾诺莎书信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205 -206页。黑格尔在《哲学全书纲要》第1部分即《小逻辑》第91节附释，《逻辑学》第1编《存在论》第1部分第2章关J几质这一节的注释，以及《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第1部第1篇第1章关J几巴门尼德的一节，多次使用斯宾诺莎的这句话，并从辩证法的角度把它理解为“任何规定都是否定”(omnis determinatio est negatio)，因此而广为人们所熟知。马克思和恩格斯也从辩证法的意义上经常引用斯宾诺莎的这一名言。例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第1编《哲学》之《l三辩证法。否定的否定》中写道:“在辩证法中，否定不是简单地说不，或宣布某一事务不存在，或用随便一种方法把它毁掉。斯宾诺莎早已说过:Omnis determinatio est negatio，即任何限定或规定同时就是否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版，第150页，并参见第816页注释72)。    

搞清楚了“不多不少”这一典故的本义，我们就比较容易理解伯里名言的真实内涵了。    伯里所说的“历史是一门科学，不少也不多”，这里的“不少也不多”，在笔者看来，是对历史学科学性的一种限定;或者更确切地说，从辩证法的立场来看，其实更多的是对“历史是一门科学”的一种否定。也就是说，在伯里心日‘中，历史作为一门学科，除了有科学性之外，还应该有更多的其他属性或本质特征。历史地看，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历史学的产生和发展，都离不开文学，历史学一开始就是作为文学而诞生和存在的。

李剑鸣在《历史学家的修养与技艺川，就指出，占希腊神话‘中的历史女神克丽奥，是九大文艺女神之首;《论语》有“文胜质则史”的说法，把史笔当成了华美词章的代名词;占一希腊的《荷马史诗》具有史书的价值;梁启超也认为《诗经》的许多篇章是“‘中国最初之史”;希罗多德和司马迁既是史学大家，在文学史上也享有崇高的地位;直到20世纪前期，文学与史学的联盟仍然存在(李剑鸣:《历史学家的修养与技艺》，第22页)。可以看出，历史学一直是具有文学或艺术属性的，甚至是它的首要属性;而历史学的科学属性是后起的，源自于启蒙运动之后自然科学的发展，欧洲思想界对理性和进步的强烈信念。历史学的文学性或艺术性一直伴随历史学的发展，只是到了近代，历史学家刁‘提出历史(作为一门学科)的科学性问题。所以，与历史学的文学性或艺术性比较起来，历史学的科学属性是“不多”的。

充其量，历史学只是分有了科学的部分属性。作为人文科学，历史学以人的生命的存在和活动为研究对象。和其他人文科学一样，历史学的基本任务是探讨人的本质，建立价值体系和塑造精神家园。科学，以事实与价值的分离为前提，且以揭示规律为根本任务，而历史学很难做到这一点。所以，历史学只能是作为人文科学而分有一部分科学属性，这部分科学性对于历史学来说已经算是“不少”了。要而言之，“不少也不多”限定了历史学作为一门学科的科学特征，而除了这部分的科学性之外，还有其他的属性或特征，如文学性或艺术性等。    

《李尔王中的小女儿，一方面她肯定是爱自己的父亲的;但是，另一方面，她也有义务爱其他人。如果说她把自己全部的爱都给了父亲，不就是违背自己的良心说瞎话吗?正如这位小女儿一样，对伯里来说，如果他认为历史学的全部本质属性就是科学，岂不是违背自己的良心说瞎话吗?当时，正是历史学科学化的兴盛时代，伯里不便明说，却又不愿意说味心话。实际上，在伯里看来，历史学是具有多种不同的属性的。而在就职演讲‘中，他讨论的主要是历史学性质的一个非常具体的方面—科学性。也正是因为伯里这里着重论述的只是历史学的科学性，所以套用了莎士比亚“不多不少”的典故，以此来暗示科学性只是历史学的诸多属性之一，并在实际上否定那种认为科学性是历史学的唯一或全部属性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