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村落治理依附化    

慈康公司管理所转入耕地时，借助村干部与村民打交道。具体是，公司利用拥有社会资本和政治权威的村干部的操作，转入土地的同时，还“雇佣”村干部承担工人招募和组织、纠纷协调、工资发放等工作，使村干部成为自己的“代理人”。村干部凭借自身优势，巧妙地将慈康公司的市场话语转化为国家政治话语—对国家土地改革政策的拥护和落实，协助慈康公司招募组织雇工，也藉此应对慈康公司可能面临的村民或雇工的抵制、毁约、偷工减料等不配合，甚至是冲突的难题。有学者总结，外来资本进入乡村时通过吸纳正式权威—村干部顺利在村庄落脚，并通过重组的政治权力掌控了农民的整个日常生活，形成一张紧密相连的“权力一利益”之网(冯小，2014)。政治权力和资本的结合意味着村落治理依附化和资本化的肇始:下乡企业的市场经营实质上被村干部的政治治理话语所掩饰，村干部成为企业的代表和农民打交道，但同时也分担着企业经营中的经济风险和管理成本，村干部呈现出向企业依附的趋势，不再是独立的治理主体。    

从村干部来看，他们以社会政治资本换取来自慈康公司的经济回报，其个体和村干部两种角色之间出现了角色混乱问题。由于夏村治理一直有很强的村干部个人主导特征，村支书和村主任向慈康公司的依附致使很多村内事务决策受到该企业的影响，带来村落治理的资本朝向，以及集体资产的大量流失。这从2015 ^2017年慈康公司先后无偿获得了90余亩的废弃村小学校舍(包括两栋2006年建成，共60多间完好教室的双层教学楼)、25亩左右的4片水塘、12眼深机井和几乎所有田间沟渠河床的使用权等一系列“打包赠送”资源中体现得尤为明显。普通村民未获得提前通告，更逞论参与决策。村干部利用社会政治资本和企业交换利益，自身的政治角色和权威身份发生了相当大的偏离，基层组织很大程度上异化为资本扩张的工具，表现出亲资本、远民众的势头，也首当其冲地沦为村民与企业发生冲突时的矛头所指对象。调查中证实，当和慈康公司产生纠纷时，村民几乎无一例外把怒气撒到村干部头上，指责村干部收受贿赂、“吃里扒外”、“充当(慈康)公司的马仔”……村干部的依附化大大降低了村组织的权威，消蚀着村组织的群众基础。      

(二)村落成员边缘化、外向化    

在“权力一利益”之网的裹挟下，慈康公司将规模农业强势嵌入到村落社会之中。尽管只有少部分村民转化为慈康公司的季节性雇工—约50^-60人，以中老年村民为主，但这一嵌入激荡起的“涟漪”几乎迅速波及到夏村所有村民。普通村民丧失了长期以来的农业生产主体地位，他们要么从经济和空间上被排挤出村落场域而向城镇转移，要么被迫继续留守村中接受资本所形塑的新秩序，前者以原中坚农民为代表，后者以无力转移至城镇的留守老人为代表。特别是，这些从农业中“解放”出来的老年农民因无法转移或就业不足，变得进一步边缘化和贫困化。他们终日无所事事，陷入依靠打牌、闲聊、看电视消遣度日，精神文化极度匮乏的境地，人际纠纷随之大幅增多，一些针对老年人的保健品下乡骗局也趁虚而入。土地大规模集中也影响到了原常年在外务工的青壮年农民，土地经营权的长期转出阻断了他们“半工半耕”的职业行为，并推动其家属向城镇迁移。这些使得他们对家乡的牵挂弱化了许多，失去了农忙时回乡的必要性，回乡频率大幅减少，村落变得更加没有“人气”。如今无论是过春节，还是红白喜事场合，都再难觅到多少青壮年人的身影，村落社会景观急骤退化。    需要强调，农业经营重嵌村落秩序后导致的负面问题必然不限于以上方面，鉴于本案例事件发生、持续时间的短暂，尚未暴露出所有问题。即便如此，也足以有力地证实，大型市场化农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过程中，“农业生活、社区、家庭需求、长期的土壤结构、生态多样化和可持续等问题，或者很难被纳入进来，或者被完全排除在外”(斯科特，2017)。历史上，小农生产和村落秩序之间是一种相辅相成、和谐互生的自然统一体，虽然二者结合也存在一定人为因素—如家庭承包经营制的实行，但这一人为因素与其说是以行政手段强硬联结二者，倒不如说是对中国数千年来稳定性小农社会形态的顺势回归。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小农生产整合村落秩序的意义被大幅削弱，不过二者结成的稳定性结构依旧存在，村落秩序基本形态仍继续保持，这为进城农民提供了退却的空间。市场化土地流转开启后，农业经营经历了在村落秩序中的脱嵌与重嵌，行政和资本联合推进的规模农业不是根植，而是强硬侵入了村民的生活世界之中，村落秩序的各主体不同程度地被框构在资本的运作脉络中，村落秩序呈现出治理依附化、村民生活生产边缘化和外向化等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