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 50 年的冷战中，欧盟与北约之间并没有建立直接的组织联系。长期以来，学界通常把欧盟与北约作为两个独立的国际组织来进行研究，认为它们代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国际秩序建构路径。冷战结束以后，欧盟在安全与防务政策上建章立制，而北约也高调转型。在此情况下，欧盟与北约的关系也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欧盟-北约战略伙伴关系是欧盟与北约关系发展到一定程度才建立起来的，我们首先回顾学界有关欧盟与北约关系状态的研究成果。然后，我们有针对性的综述欧盟-北约战略伙伴关系成因与效应的相关成果。近几年，国际组织间关系的研究已成为一个理论热点，并且已有部分学者将相关理论运用到欧盟与北约关系的研究中。我们也将综述从国际组织间关系理论视角对欧盟-北约关系研究的相关成果。最后是综合评价。

一、关于欧盟与北约关系状态的研究

欧盟与北约的关系状态就是指竞争关系与合作关系。相比对欧盟-北约战略伙伴关系成因的探讨，更多的学者致力于欧盟与北约关系状态的研究中。他们竭力想弄清楚的问题是：欧盟与北约究竟是合作关系，还是竞争关系？什么因素导致了合作或竞争关系的出现？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寻找答案，我们根据研究视角的不同将现有的研究归纳为五种路径，并评析每一种视角的缺陷。

（一）“软制衡”视角下的欧盟-北约关系

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现实主义流派认为，制衡是大国实现其安全目标的最重要的策略。但冷战结束以后，面对美国的单极霸权，中等大国（如中俄法德印）似乎并没按照现实主义的逻辑行事——它们并没有建立军事同盟或者大力发展军事力量来制衡美国。针对这种情况，现实主义者指出，在美国单极霸权下，制衡的逻辑没有变化，只是制衡的行为发生了变化，也即是从硬制衡转向软制衡。所谓软制衡，就是指次等大国（second-tier state）不直接挑战美国的主导地位，而是利用非军事手段延迟、挫败或者破坏美国侵略性的单边军事政策；这些非军事手段包括利用国际制度、经济、外交来制约美国霸权。软制衡行为发生的条件是：（1）霸权国的权力地位与军事行为虽然引起次等大国的日益关切，但并没有给这些国家带来直接的威胁；（2）主导国家是经济与安全领域内公共物品的主要提供者，且无可替代；（3）这种制衡行为不易招致霸权国的报复。

为什么欧盟要在北约框架之外建立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现实主义认为这是欧洲大国为了制衡美国的单极霸权，只不过这种制衡是一种“软制衡”。按照软制衡的逻辑，欧洲安全与防务政策不仅是欧盟大国提升军事能力和安全防务自主性的体现，更是作为制衡美国支配地位的一种手段。巴里·珀森指出，欧洲安全与防务政策的创建是对美国单极霸权的一种反应。在单极结构下，美国的行为特征是：以最符合美国利益的方式来组织国际政治；美国认为自己不受其行为风险的约束，而其它国家甚至大国联盟则要面对美国行为带来的风险；对美国的朋友而言，美国的行为反复无常。他认为，欧洲安全与防务政策之所以是一种制衡行为，不是制衡美国的安全威胁（这种威胁暂时不存在），而是制衡单极体系下美国自行其事的行为；随着苏联威胁的消失，自行其事的美国可能抛弃欧洲。在罗伯特·阿特眼中，欧洲安全与防务政策是软制衡的典型案例，从欧盟大国的行为上看，它们寻求的是外部制衡；从制衡的结果来看，欧洲安全与防务政策可以使欧盟在自己所处的地区内自主行动，并且能够在一系列议题中影响华盛顿的决策，并且减少美国对欧洲的影响。弗朗兹·奥斯瓦德提出了“朋友间的制衡”的观点，以区分在对待美国霸权上欧盟与中俄等国的不同。软制衡对欧洲安全与防务政策的解读并没有直接涉及到欧盟-北约关系，但是，鉴于美国在北约中的主导地位，按照软制衡的逻辑，欧盟与北约的关系自然是竞争的。 “软制衡”在伊拉克战争后曾经颇为流行。然而，“软制衡”理论无法解释欧盟与北约在危机管理中的合作行为，同样也无法解释小布什总统后期以及奥巴马总统时期美国对欧洲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的支持。按照常理，一个国家是不可能支持一个旨在制衡自己的国际制度。“软制衡”理论对欧洲安全与防务政策的理解是错误的，这主要表现在“软制衡”理论自身的缺陷和支撑该理论的证据不足。

首先，“软制衡”理论自身存在缺陷。制衡理论来源于权力均势理论，但是该理论的最大不足在于没有准确界定制衡的概念及其测量标准。在没有清晰的概念和明确测量标准的情况下，人们难以分辨出一种行为究竟是软制衡，还是硬制衡，又或者是外交摩擦，因此，“软制衡理论”容易造成对某种现象或国家行为的过度解读。有学者指出，把欧洲安全与防务政策当作是一种制衡行为的观点，“扩大了结构现实主义均势理论中的制衡概念”，最终导致“制衡行为”与“正常的外交摩擦”难以区分。即便在现实主义阵营内部，对欧洲安全与防务政策的解读也是不同的。比如，有学者认为欧洲安全与防务政策是一种“制度约束”战略：随着美国可能撤离欧洲，欧洲安全与防务政策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把德国约束在安全制度框架下，阻止欧洲大国未来的安全竞争”。此处的悖论在于：按照“软制衡”理论，欧洲安全合作是美国单极霸权所导致的结果；而按照“制度约束”理论，欧洲安全与防务政策是美国对欧洲影响力削弱的结果。二者显然是不兼容的。

其次，从证据支撑来看，“软制衡理论”也缺乏有力证据。“软制衡”理论忽略了欧洲安全与防务政策的发展背景与演变历史。正如霍沃斯所云：“欧洲安全与防务政策并非是政治家的心血来潮和一时冲动的产物，而是酝酿了近半个世纪的计划”。如果说欧洲安全与防务政策是肇始于冷战期间的欧洲政治合作的延续，那么从政策生成的动机来讲，欧洲大国不可能有制衡美国的意图。再者，从现实证据来看，欧盟的军事行动严重依赖北约资产，欧盟在促进地区乃至国际安全方面仍然是一个“有限硬权力”行为体，它需要美国而不是制衡美国。综上所述，软制衡论本身存在逻辑与证据上的缺陷，它无法解释欧洲安全与防务政策的产生，更无法解释欧盟-北约之间的关系。

（二）“损害北约论”与“有利北约论”之间的争论

虽然欧洲大国领导人一再声称，欧盟防务政策并非是与北约竞争，而是对北约的补充，是重振北约的发动机。但是有人认为这些说法不足为信，欧洲安全与防务政策建设必将损害北约，我们把这种观点称之为“损害论”；与之针锋相对的是，也有学者认为欧洲安全与防务政策的出现与发展有利于北约联盟，我们把这种观点称之为“有利论”。“损害论”认为欧盟与北约之间的关系是竞争的，而“有利论”则认为欧盟与北约之间的关系是合作的。

罗伯特·亨特是美国兰德公司的高级政策分析师，是美国国内北约、欧洲、中东事务等研究领域中公认的权威。罗伯特·亨特认为欧洲安全与防务政策必然给北约带来一系列挑战。这些挑战包括：（1）重复建设，欧盟大量的国防预算将用于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发展北约原本已经拥有的军事能力，造成稀缺资源的浪费；（2）导致北约能力的“空心化”；（3）两个组织内部官僚机构与决策程序相互竞争；（4）欧盟与北约拥有两套行动规划系统与防务规划系统，这种规划系统的“分叉”使得两个组织交互操作更加困难，最终造成不一致、不兼容与效率低下；（5）欧盟内部政治一致性要求使得非欧盟北约成员（如土耳其）的参与问题更难解决；（6）北约内部的“欧洲核心”将会损害北大西洋理事会的能力。罗伯特·亨特认为欧美双方必须正视和解决上述问题。罗伯特·亨特提出的解决方案是在坚持北约优先的基础上，在欧盟防务与北约之间建立平衡。 相比罗伯特·亨特，阿南德·梅农的观点略显悲观。阿南德·梅农认为欧洲安全与防务政策不仅会削弱欧洲应对威胁的能力，而且也会给北约-欧盟之间发展高效、功能良好的关系带来危害。作者的理由是：（1）欧盟内部成员间的诸多分歧使得它们无法就欧盟-北约的关系模式达成一致；（2）制度复杂性也会影响高效率的危机反应决策。一旦危机爆发，欧盟与北约首先会评估危机性质与恰当的反应方式，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哪一个组织决策体系更加有效”，欧洲国家可能因此而陷入争论的泥潭。更为重要的是，两个组织的成员并不完全一致，特别

是欧盟中的“中立国”成员势必会给欧盟的防务决策带来影响。（3）欧洲安全与防务政策和北约之间没有明确的分工。阿南德·梅农提出的建议是将欧洲安全与防务政策合并于北约之中，他认为这样做，既可以消除军事能力建设中“重复建设”的风险，又可以规避组织竞争，实现互补。

对于欧洲安全与防务政策会损害北约的观点，乔利恩·霍沃斯则针锋相对地提出，欧洲安全与防务政策的兴起有内外两种力量推动：内部力量是欧盟一体化的动力；外部力量是美国要求欧盟分担责任和全球性分工。霍沃斯认为，欧洲安全与防务政策无意也不应该成为北约的竞争对手，最大的可能性是欧盟与北约将保持和谐与合作的关系。理由是：冷战后，大量“北约作为整体不介入”的情形将会增多，这给欧盟参与危机管理提供了机会；北约正处于转型之中，其未来活动的范围并不清晰。在此情形下，通过与北约协商，欧盟发展自主的军事能力，同时避免不必要的重复建设是一种“合乎逻辑”的行为。在分析欧盟与北约的制度联系时，霍沃斯指出，欧盟虽然创建了欧洲安全与防务政策并投入运作，欧盟在发展军事能力以及决定海外军事行动时，不可避免要与北约进行“结构性对话”。客观的讲，“损害北约论”与“有利北约论”都是只看到了欧盟-北约关系中的部分真相。前者反映了在欧洲安全与防务政策建立之初部分欧美政界与学界人士的担忧，但“损害北约论”忽略了一点，如果欧盟与北约能够在尊重组织自主性的前提下就彼此之间的关系建立起一种制度性安排，“损害”是可以避免的。“有利北约论”看到了资源依赖在欧盟与北约关系中的作用，这也成为笔者研究欧盟-北约战略伙伴关系成因的主要灵感来源之一。但我们也应承认，即便是欧盟在资源上依赖北约，但如果没有成员国的支持和赞同，欧盟与北约之间也不会建立起良性的互动。

（三）组织特性对欧盟-北约关系的影响

另外一部分学者从组织特性的角度开展对欧盟与北约关系的研究。他们认为，欧盟与北约具有不同成员、功能、历史、文化等组织特性，正是这些不同的组织特性使得两者之间合作关系前景黯淡。霍沃斯指出，欧盟与北约这两个组织在本质上完全不同，组织形式与功能领域存在不对称；成员不完全重叠，特别是北约包括了当今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美国，欧盟中则存在着中立国，这就决定了欧盟与北约很难有相同的政治议程；北约与欧洲安全与防务政策的兴起背景与发展轨迹不同：从建立到发展的 40 多年，北约主要是为了应对单一的、巨大的体系性的外部军事威胁，这种威胁不仅仅局限于西欧，而是针对整个西方世界；欧洲安全与防务政策的建立更多是因为欧洲周边地区的不稳定与风险。北约的出现与美国成为欧洲不可或缺的安全行为体的进程相一致，它意味着美国对欧洲的安全承诺，并且欧洲也是美国防务的“中心舞台”；而欧洲安全与防务政策的兴起正好发生在美国从欧洲逐步撤军，欧洲在美国整体战略布局中地位下降之时，而且也正是完成了单一市场、单一货币进程的欧盟继而谋求成为全球行为体之时。不同的发展轨迹造成二者在重大安全议题上很难有共同的理解，几乎无法达成共识。也正是这个原因，在恐怖主义的起源、伊拉克问题、联合国授权等问题上，欧盟与北约存在分歧。

汉娜·欧亚内从欧盟超国家防务的视角来分析欧盟-北约之间的差异与存在的问题。汉娜·欧亚内指出，欧盟是欧洲一体化的产物，欧盟安全与防务政策即便在目前仍停留在政府间主义阶段，但它的最终目标是追求一种超国家防务。反观北约，作为军事联盟，它一直保留着政府间主义的特色。汉娜·欧亚内认为，作为两种“竞争性的防务政策”，欧盟与北约之间的关系可以采用两种形式：一是两个组织彼此独立，各自沿着不同轨迹发展；二是建立起某种联系。如果采用第一种形式，那么两个组织的任务、能力不可避免的重复与交叠；如果采用第二种形式，欧盟与北约建立起诸如“柏林附加协议”的制度安排，欧盟与北约便会出现部分的“融合”——欧盟借用北约资产，特别是欧盟需要北约行动策划能力以及军备政策指导。这种“融合”会减慢欧洲一体化进程，其理由在于：欧盟与北约的部分“融合”会给非欧盟北约成员国提供干预欧盟内部事务的机会；为了避免这种干预，欧盟将被迫把防务事务同其它议题隔离开来；这种建立“防火墙”式的应对办法事实上也阻碍了欧盟内部不同政策领域内的“溢出”效应。汉娜·欧亚内对欧盟-北约关系的分析独具匠心，分析视角也颇为新颖。按照她的观点，我们可以推断欧盟与北约之间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困境：两个组织如果独立发展，那么重复建设将不可避免；如果建立联系，又会损害欧盟一体化进程。这一切正是基于欧盟安全防务的超国家性质。

汉娜·欧亚内的推论前提是欧洲安全与防务政策是迈向一体化进程，然而欧洲安全与防务政策是否要走向超国家防务尚存不确定。艾德里安·特雷彻认为，新功能主义的“溢出”效应在欧洲安全与防务政策的发展过程中几乎没有发挥什么作用，它的兴起与发展主要是欧盟外部作用力的结果，与欧洲一体化进程关系不大。从现实来看，即便在《里斯本条约》之后，欧盟设立了对外行动署以及外交部长等带有超国家色彩的机构，但欧洲安全与防务主要还是停留在政府间主义阶段，欧洲防务的决定权仍然牢牢掌握在民族国家手中。因此，至少到目前为止，欧洲防务并没有展现其超国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