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有大量的著作研究了土耳其、塞浦路斯与法国对欧盟-北约合作的影响。在 2004 年塞浦路斯共和国加入欧盟之后，土耳其坚持欧盟与北约的合作仅仅限于“柏林附加协议”规定的议题范围和行动程序，不能越雷池一步；同时，土耳其不允许塞浦路斯参与欧盟借用北约资产所开展的“柏林附加协议”行动。土耳其采取上述政策的主要原因是：土耳其与塞浦路斯之间的矛盾；土耳其丧失了欧盟防务行动的决策权。土耳其曾是西欧联盟的联系国，对西欧联盟开展的行动具有一定的发言权。但是随着西欧联盟的职能逐渐由欧盟接手，欧盟理事会对所有议题具有决定权。对于非欧盟的北约成员国而言，只有在欧洲理事会做出重大决定后，才能成为参与者。这对曾是西欧联盟的联系国且发挥着积极作用的非欧盟成员国而言，丧失了行动的决策权。虽然这种决策权的丧失引起了大多非欧盟北约成员国的不快，但没有一个国家像土耳其一样，对欧盟与北约的合作“设置如此多的困难且如此顽固”。除了决策权丧失之外，土耳其还担心欧洲安全与防务政策的行动会危及到土耳其国家安全；
土耳其害怕北约与欧盟共享的“机密信息”以及欧盟借用北约的资产会被非北约的欧盟成员国，特别是被与土耳其存在矛盾纠纷的塞浦路斯获得。作为一种报复性策略，塞浦路斯利用欧盟成员国身份，不仅阻止了土耳其与欧洲防务局就要达成的联系协议，还否决了欧盟-北约之间的一切正式会谈。
冷战结束以后，法国一面推动欧盟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的建设，一方面向美国提出分享北约领导权的要求。对于冷战后欧洲安全框架的设计上，法国赞成欧盟的防务身份，主张独立并与北约分离。在 1996 年有关西欧联盟借用北约资产的“柏林协议”上，法国对这种安排并不满意，它认为这种协议安排并没有摆脱北大西洋理事会在北约资产借用上的支配地位，这就给“美国保留了否决权”。在对待欧盟与北约的合作问题上，法国也持谨慎态度，主要原因在于法国担心“紧密的欧盟-北约合作关系可以使美国能够对欧盟的外交与防务政策施加过多的影响”，同时也害怕“美国可能会通过北约的行动将欧洲部队用以服务美国的全球战略利益”。在欧洲安全与防务政策的机构建设上，法国力推欧盟建立军事策划总部；在资源共享上，法国则反对北约分享欧盟在军事-民事危机管理方面的优势资源。
欧盟与北约尽管有共同成员 22 个，但是成员毕竟并不完全重合。由于存在现实的争端与不同的国家利益，上述三国对待欧盟与北约之间的关系有着不同的政策打算。但是，对土耳其与塞浦路斯两国对欧盟-北约合作的影响，有学者持不同意见。如斯达·韩贝就指出，那些认为是土耳其阻碍欧盟-北约间合作的观点是错误的，真正的制约因素是欧盟的政治意愿和两个组织的不同特点。阿德里安·温策也持相同的看法，他认为“土耳其-塞浦路斯”问题只是烟雾弹，欧盟与北约间的合作障碍是欧盟大国的结构性战略考虑。法国的情况同样如此。法国虽然很在近五十年的时间内没有参与北约军事一体化组织，但法国一直也是北约对外行动的重要贡献国。2009 年，法国总统萨科齐宣布法国重返北约军事一体化组织，其理由就是不能让法国一方面对北约贡献大量资源但却被排除在北约决策之外。
那么如何审视建构主义视角下的欧盟-北约关系呢？
从建构主义视角出发研究欧盟-北约关系的学者们主要聚焦在两个组织的战略文化、身份或角色转变等维度上。美国学者江忆恩将战略文化看作是一种“符号系统”，它包括两个部分：一是核心范式，主要包括对战争在人类事务中作用的认知、敌人与威胁的性质、武力使用的效用；二是大战略偏好的优先排序。欧盟与北约的战略文化更多表现为精英人物的战略信念、价值与规范。自推出安全与防务政策以后，欧盟建立了欧盟军事委员会、政治与安全委员会、军事参谋部等机构。保罗·科尼什与杰弗里·埃德沃兹指出，这些机构的建立加速了欧盟战略文化的形成，并且，欧盟独特的战略文化既不会阻止欧盟军事能力的后续演化，也不会在范围或者风格上同北约竞争。保罗·科尼什与杰弗里·埃德沃兹并没有详细分析欧盟安全文化的内涵及其对欧盟-北约关系具体会起到什么样的影响。本杰明·左拉对欧盟与北约战略文化的对比分析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种缺失。本杰明·左拉从三个方面比较了欧盟与北约的战略文化：（1）两个组织对未来挑战与威胁所赋予的意义；（2）应对这些挑战与威胁的行为方式；（3）两个国际组织偏好的国际合作模式。本杰明·左拉发现，欧盟与北约战略文化既存在规范重叠，也存在差异。本杰明·左拉提出，北约的战略文化是欧盟战略文化中的“亚文化”（subculture），欧盟的战略文化为北约提供了更宽泛的文化与规范框架。“亚文化”模型意味着北约将集体防务原则作为自己的“核心的规范性责任”，而欧盟则寻求“集体安全的角色”。这种“亚文化”模型解释了北约与欧盟在对外军事行动中行为模式不同的原因。对于欧盟-北约关系，本杰明·左拉认为，二者之间可以形成一种互补性分工。
身份是政治互动中一个关键性因素，是将“自我”与“他者”区别开来的标志。在组织身份上，欧盟常常被描述为经济大国、规范性权力；北约常常被当作是一个军事同盟或者“军事权力”。通过分析冷战后欧盟与北约的“话语建构”，特莱因·弗洛克哈特发现，两个组织的身份在后冷战时代发生了“逆转”——北约越来越多强调规范、价值与伙伴关系；欧盟在安全与防务框架下强调军事权力的重要性。两者的身份区分不再明显，这种身份“逆转”是在欧盟与北约开展的具体军事行动以及“双东扩”的过程中逐步建构形成的。 角色分析也被运用于欧盟与北约的关系研究中。郑启荣、熊炜认为，欧盟具有“民事力量”与“强制力量”两种互补的角色，但“强制力量”与欧美之间传统角色分配（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产生矛盾，由此导致欧盟与北约之间复杂关系，欧盟与北约是在“磨合中建构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