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壮族文化中最能代表稻作文化的一个词，壮族聚居地中很多以“那”命名的地名是其缩影。壮族的稻作文化，内涵丰富，从人们的日常生活到各种独特的节日和隆重庄严的宗教祭祀活动等都与之有关，“那文化”和“那文化圈”的提出就是体现壮族稻作文化的一种极有地方特色的农业传统。隆安也不例外，如那桐、那重、那朗、那门、那降、那料、那营、那昆、那湾、那可、那娄等地名，具有鲜明的“那文化”印迹。由“那”衍生出的节庆、祭祀仪式、传说在隆安壮民族文化中普遍流传，如四月初八农具节、六月初六芒那节等节庆和祭祀活动，《会走的谷子》和《再生稻谷》等民间传说，紧紧附会于稻作文化而产生的浓郁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农具节和稻神节这两个活动，与稻作文化紧密相连，是无可置疑和客观存在的。但是，仔细研究后我们会发现，其一，从东起我国的珠江口，西到缅甸西南部，南起泰国南部、越南中部、老挝和我国的海南省，北到我国的贵州省中部这一片壮侗语民族生活的区域内，分布着大量的“那”字地名以及与“那”紧密相关的民风民俗。但“那”字的原意，据刘志一的研究，“那”原生语义是“厚”“密”(指植物生长又厚又密的地方)，以后就略微音变为“水田’，的“那”他认为“那”原先指的应该是野生稻生长的地方，后来才转化为称人工载培水稻田为“那”。从广西生长大量的野生稻来看，这个推论是有一定道理的。其次，壮语和壮族不是最原始的语言和民族，她是原始侗台语母体与原始越人(侗族)在和其他民族(淮人)融合过程中产生的次生民族语言和次生民族。氏族形成于原始社会末期，即新石器时代晚期，生活于隆安一带的壮族先民是骆越部落，该部族出现的时间为先秦至两汉时期，至宋时趋向于发展成具有共同特征的民族。因此，隆安围绕稻作农业产生的一系列活动应该是在语言出现和民族形成之后，时间比较晚。       

旧石器时代晚期，在南宁市坛洛和那龙一带发现5处打制石器点，这是南宁地区至今发现的最早人类活动遗存，出土打制石器94件，没有其他伴出物。这个时期的广西地区，气候温热，雨水充沛，植被繁茂，自然资源丰富，但生产力低下，以简陋的打制石器从事狩猎、捕鱼和采掘各种野生植物的根茎和果实维持生活。进人新石器时代，古人类在琶江一左江流域活动范围不断扩大，早中期以分布于琶江两岸的贝丘遗址(图6)为代表，晚期发展为大石铲遗址(图7)。从发掘的顶狮山遗址、豹子头遗址、灰窑田遗址、鲤鱼坡遗址等贝丘遗址来看，第一、二、三期(10000一 7000年前)仍以各种水生动物遗骸—螺壳为主要堆积，并包含大量陆生动物遗骸，说明这一时期的经济生活仍以食用水生、陆生动物与采集食物为主，过的是渔猎、采集生活，农耕文化的痕迹则不太明显。到第四期(6000年左右)，蚌器基本不见，堆积中不含螺狮壳，出现夹植物碎末的轮制陶器，而且在顶狮山遗址第四期的土壤样品中发现有一定数量的稻属植硅石，此时可能已出现农业经济。    

有学者根据新石器时代早中期的遗址中出土的磨制石斧、锌、柞、磨棒等工具和陶器等推断此时已有原始锄耕农业出现，但这一结论与考古发现相矛盾。根据考古资料证明，新石器时代，广西一带气候温热、雨量充沛、日照充足、植被茂密、动植物资源丰富，如新石器时代的贝丘遗址出土大批野牛、野猪、象、鹿等动物的骨骸。因此，游修龄教授认为“广西的块根、块茎类植物源如薯菠、魔芋、芋等，是极其丰富的，这些植物的栽培加工要比稻作简便。这也是根茎类作物先于禾谷类驯化的普通规律。石磨和磨棒与其说是稻谷加工工具，不如说是根茎类加工工具更为合理”。这一解释更符合广西当时的生存状况。再者，在琶江两岸分布的十余处贝丘遗址，从顶狮山遗址的内涵来看，在距今100006000年的长期发展过程中，遗址面积基本没有太大变化，主要器类没有发生较大的改变，技术进步有限，附近的豹子头遗址、灰窑田遗址、西津遗址也相似，这反映出南宁一带经济长期处在渔猎、采集的形态，发展极为缓慢。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以采集、渔猎为主的贝丘类遗址让位给农业经济类型的台地遗址，南宁地区的贝丘遗址此时己消失，山坡类型的遗址则大量出现，琶江、左江、右江交汇地带汇合成的三角地带分布密集的大石铲遗址群即是这种变化的突出体现。这一时期的石铲，制作精致，工艺水平较高，是对之前作为主要生产工具的石斧、石锌的改良，反映农业经济有了很大的提高，说明经济生活已发展到以农业为主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