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三代之际，非一士之智也”一一立国需众才

研究人才思想，自然要先明确人才的概念，《史记》中的“人才”指什么?司马迁虽然没有给出明确的定义，但是我们可以通过这部纪传体通史著作的选材、撰述及论赞清晰的总结出来。例如：“本纪”首篇《五帝本纪》记载了自轩辕黄帝到禹帝的事迹，司马迁摒弃了传说中的蛇首人身、人身牛首、三头六臂等神秘说法，他笔下的黄帝是个真实的人，是个聪敏睿智，品德高尚的人，黄帝以德才树业，后又以德才为标准选择禅让帝位，他的后继者额项、帝誉、尧、舜都是因德才被选任。因此，我们可以理解《五帝本纪》作为首篇的原因之一就是为了展示了帝王的典范，即以德才治天下；《吴太伯世家》为“世家”之首，着重记述了“嘉伯之让”，太伯和仲庸知晓弟弟季历和他的儿子都很贤能，而太伯也欲传位于季历而达于昌，两人就一起逃往荆蛮之地，自号勾吴。这样就使得季历顺利继位，后传给了姬昌，也就是历史上的周文王。太伯和仲庸的行为既体现了父子、兄弟之间的“孝梯”，也体现了于天下大义的“让贤”。司马迁后又以《伯夷列传》居传首，进而赞颂了伯夷、叔齐“奔义让国”，“忠心于君王”的高尚品德。并在《自序》中撰述了作七十列传的主旨一一“扶义惆搅，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即他们扶持争议，有超人的风范，紧握着风云的际会建立功业，流芳百世，所以才写出了七十列传。综上可见，在《史记》这部著作里蕴含的“人才”概念即是：那些有崇高的品德，能够坚守忠、信、孝、梯并且有一定的才能，或者能够为社会做出有力贡献，能够建功立业的人可以称之为“人才”。

人才是立国之本。“国之将兴，必有祯祥，君子用而小人退；国之将亡，贤人隐，乱臣贵。”这句话是《楚元王世家》中论赞的内容，旨在说明国家的兴亡之乱，起关键作用的是人，更确切的可以说是“人才”的有无，不仅《楚元王世家》这一篇，《史记》中有无数的论述共同体现了一个人才思想，即：“国君得人者得天下，失人者失天下，争天下者必先争人；得贤者昌，失贤者亡。”

论到争天下，我们自然会想到项羽与刘邦的楚汉之争，而这正是《史记·项羽本纪》和《史记·高祖本纪》所载的主要内容，他们的争夺过程我们自是不用在此过多赘述，但不得不提到刘邦在天下大定后置酒洛阳宫时的对话，《高祖本纪》这样写到：刘邦问众人：“吾所以得天下者何?项氏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对曰“陛下谩而诲人，项羽仁而爱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与天下同利也。项羽妒贤嫉能……。”高祖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刘邦将自己与项羽比较，指出自己能够得天下的原因是能够收揽任用张良、萧何、韩信这样的人才，这里充分体现了用人的重要性。

《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太史公曰：“语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也；台榭之根，非一木之枝也；三代之际，非一士之智也’。信哉！夫高祖起微细，定海内，谋计用兵，可谓尽之矣。”价值千金的皮裘衣，不是一只狐狸的腋皮，夏、商、周三代的当时业绩，也不是一个贤士的才智。《史记》借这句古语意在说明王朝的建立是众多贤能人才发挥作用的结果，汉朝的建立亦是如此。高祖建汉之初，百端待举，刘敬和叔孙通从不同方面对汉朝政权的巩固发挥了重要作用，刘敬原名娄敬，在建都的事情上给予高祖建都关中的建议，因此得到高祖的赏识，赐姓刘。在匈奴不断侵扰的情况下，刘敬献出了与匈奴和亲的计策，并亲自出使匈奴订立和亲盟约，至此不断得到高祖的委派。叔孙通在秦时为博士，秦灭后率门下儒生归降汉王。叔孙通精通朝廷礼仪制度，根据高祖要求，定立朝仪制度，得到高祖的建议，官至太子太傅。刘敬和叔孙通仅仅是汉初的众多人才中的两位，《史记》不吝为汉初的众多功臣名将作传，如《萧相国世家》记载了汉初垂相萧何的事迹、《留侯世家》记载了谋臣张良的功绩，还有《淮阴侯列传》、《樊耐滕灌列传》、《丽仔生陆贾列传》、等等，不正是印证这句“非一士之智”哉！即立国需众才。

选贤任能一直是评价历代国君道德修养的标准之一，同时也是一个国家兴亡的重要因素。儒家对于选贤任能极为看重，孔子的“尚贤”思想即是体现，而司马迁又是在思想上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因此在《史记》的论述中能看到选贤任能的重要性。例如：观《史记·赵世家》就能体会到“存亡在所任”这个道理。赵惠文王在位时国家强盛一时，不仅因为他继承了赵武灵王的遗业，更与他能够任用大量人才有关，其中包括名将廉颇、贤相蔺相如。蔺相如以赵宦者令缪贤的舍人的低位身份被破格提拔，之后出使秦国使得完璧归赵，绳池之会上助赵王维护了赵国的尊严。廉颇是大将之才，他带领赵国军队一次次的抵御住了外敌的入侵。然而到了赵孝成王即位后，贤相不再被信任，廉颇也被罢免，结果在秦国入侵的长平之战中，孝成王不听相如的劝阻而任命只会纸上谈兵的赵括为将，最终导致赵国全军覆灭，数十万赵兵被坑杀，赵国从此一撅不振，最终被秦国攻破，赵氏失国。此即为得贤者昌，失贤者亡，立国需众才。

2  “主圣臣贤，天下之盛福也”一一强国需圣贤

在先秦典籍中有关治国的论述有很多，《礼记·中庸》载：“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曰：修身也，尊贤也，亲身也，敬大臣也，体群臣也，子庶民也，有来百工也，柔远人也，怀诸侯也。”《论语·为政》载：“为政以德，譬如此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从这些文献所载中可以看出，国家的兴盛要靠国君的圣明，然而这只是一方面。《列子·说符》载曰：“治国之难在于知贤而不在于自贤。”《墨子·尚贤上》载曰：“尚贤者，政之本也。”这些文献又指出了治国的另一思想即国家的兴盛还要靠贤才的辅助。而司马迁作《史记》，把这些治国用人思想全部纳入其中，其曰：“主圣臣贤，天下之盛福也”，即强国需圣贤。

在《史记·殷本纪》中，商汤灭夏而建立商朝，得到贤臣伊尹的辅佐，商初国家逐渐兴盛。但后来“帝雍己立，殷道衰，诸侯或不至”。雍己崩，太戊立。帝太戊任命伊险为相，伊险经常劝太戊以德治国，太戊虚心纳谏、励精图治，使得殷商复兴。该纪历数了汤、雍己、阳甲、小辛等数次兴衰，指出了国君的圣明以及臣子的贤能辅佐对国家兴盛的重要性。

《史记·鲁周公世家》记载了周公旦辅佐武王与成王的事迹，周公旦是周武王的弟弟，在武王伐封时，他辅佐其兄打败商封王而建立周朝，在武王封其封地后仍然留在朝中辅佐武王，武王去世后，因成王年幼，他又代成王摄政当国。周公忠心耿耿及勤于国事的笃行难以备述。周公曾告诫其子伯禽说：“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于天下亦不贱矣。然我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脯，起以待士，犹恐失天下之贤人。子之鲁，慎无以国骄人。”这既是对儿子的告诫，也是他虚心待人，礼贤下士的谦逊品德的独白。当管、蔡、武庚叛乱时，他督师东伐，确保了周王朝政权的巩固，在成王长大后他立即还政于成王，且从不居功自傲，周公可谓贤德至盛矣，不仅是德才兼备的人才，更是是贤臣的典范，有如周公这样的贤人为政，何愁国之不兴。《史记》中可以赞美的人物莫过于周公了。

《史记》不仅记载了伊尹、周公旦这样的先秦时代的先贤，司马迁还注重为近世的治国贤才立传，如晃错、田叔，韩长孺。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写道：“智足以应近世之变，宽足得用人，作《史记·韩长孺列传》。”韩长孺足智多谋，能够应对诸多世事变故，同时他还能够推举更多的人才，安国人很忠心厚道，一开始的时候是梁国的将领，在抵御吴楚七国之乱时做出了重要贡献，还凭借才智化解了汉景帝与梁王的嫌隙，得到窦太后的认可。后来因为受到连累，虽然免除了流放的罪责，但也官位也遭到了罢免。死灰也是会再度复燃的，在外敌再度侵犯边境的时候再度被起用。接着因为推荐贤能的人而被重用，他所举荐减固、壶遂、至仔他都是天下的名士，为官以后也都成为了辅佐君王的贤能臣子。太史公曰：“余与壶遂定律历，观韩长孺之义，壶遂之深中隐厚。世之言梁多长者，不虚哉！”〔创意思是说：我和壶遂审定律历，观察韩长孺的行事得体，从壶遂的深沉含藏厚道来看，世人都说梁国多忠厚长者，这话确实不错啊！正是因为在文帝、景帝、武帝时期任用了众多如晃错、田叔、韩长孺这样的贤才，大汉王朝才逐渐走向强盛，从文景之治达到汉武盛世。

国重才而贤能出。在封建社会里，王权至上，皇帝独尊，所谓国家重人才，也就是以帝王为首的统治集团重人才。《史记》中不仅展现了人才的重要性，更意在敦促统治者能够以史为鉴，重用人才，尊重人才，这样才能形成整个国家重视人才的社会风气，人才在这种社会环境中，才可以发挥自身的重要作用，即为国家作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