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和”文化是包含了诸多要素的思想体系，为了更全面、更完善的把握传统“和”文化的内涵，可将传统“和”文化划分为五个理论形态，即阴阳之道的宇宙观、和同之辨的方法论、知行合一的认识论、中庸之德的道德观以及天人合一的价值观，并根据传统“和”文化由内及外、由近及远;推己及人、推人及物;家国同构、天地人和的实现途径，从而构建中国环境哲学理论体系的某种雏形。

1 阴阳之道的宇宙观    

“阴阳”是《周易》中用途广泛的一对概念。在古代，阴阳本指日光照射的向背，在《易传》中，“阴阳”上升为最高的哲学范畴，是宇宙中普遍存在的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或两种性质，同时也是一种普遍的“道”。《易传》中首次提出“一阴一阳之为道”，其中的“道”指万事万物的普遍本质及规律，也可被理解为最终的超越物质境界层面的一种现实，这样就把一切事物与现象统一概括为“阴”“阳”这对范畴，二者既对立又统一，正是阴阳这两种因素相互作用才促成了宇宙的无穷变化。在阐述了阴阳化生的道理后，进而用“阴消阳长”来揭示物质循环运动的规律。尽管天地万物流转变化相互交错，但是追溯其本源，都是阴阳消长带来的结果。宇宙的运行规律正是在阴与阳相互和合中加以体现，在“元”、“亨”、“利”、“贞”中不断循环进行。此后宋代理学家把气化学说与阴阳五行相统一，来构造宇宙生成理论，最后由王夫之以“和合”总结了这一思想，使得阴阳之道作为一种宇宙观，贯穿儒家思想的始终。

2 和同之辨的方法论      

“和”与“同”乃是中国传统哲学中相互对峙的一对范畴。其中，“和”是原本互不相同事物或互不相同方面之间的共存、补充与调济;“同”是绝对的一致与同一，不允许任何不同意见和差异的存在。公元前的八百年，史伯便首次提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肯定了“和”是事物得以不断发展的内在依据，否定了“同”自身同一的并带有排他性的价值。春秋后期，齐国晏婴用调羹来喻“和”，以“相成”、“相济”深化了“和”的内涵，并且将“和”运用到君臣间的关系上，同时也强调了“否可相继”的重要性。孔子继史伯、晏婴其后，提出了“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针对实践中庸而发，认为“和而不同”是“执两用中”的说明，“和”是达到“中”的手段，也是“中”的表现形式，而“中”是“和”的最佳状态。总之，儒家尚和去同的思想对于自然、社会以及人生道德实践，都具有相当普遍的方法论意义。这种思想极力肯定万事万物都是多样性的统一，主张对各种意见博采众长，以此来促进文化的发展。“天下百虑而一致，同归而殊途(《易传系词下》)”即是对“尚和去同”的具体说明「33]。这种和而不同的方法论，对我国传统文化的传承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3 知行合一的认识论      

“知”与“行”是中国哲学中的一对极为重要的范畴，并且贯穿于认识论。先秦就有知行并举的思想，《古文尚书》中更有“非知之艰，行之惟艰”的说法，在《左转》亦可寻相似之说。儒家传统知行观中，“知”特指道德层面上的知觉，是对人的心知的统一称谓;“行”指道德实践，是人行为的统称。现代知行的含义较古代有了扩展，“知”指知识或认识，“行”引申为实践、行动、践履。中国传统的知行观主要从“知”与“行”的二元平行角度进行研究探索，关于知行关系的提出，最早见于《左传》和《国语》，此后知行关系便成为了争论不休的问题，这一争论或为“知行”轻重之争，或为“知行”难易之争，不过其问题的实质与根本还是“知”与“行”的先后之争。知行问题经历了从先秦初步的探讨到西汉隋唐的低潮，再到宋元明清的重新活跃，最后王夫之综合各家，提出“知行相资以为用”。知与行的功能、效果各异，但又不可断然相分。知行相资是一个周而复始的发展过程，人们在“行”也就是实践的过程中，由不知到知，知的程度也由浅入深。同时，知也应该不断受到行的检验，行本就应是知的基础。这种唯物主义知行观，积极促进了认识论在正确方向上的发展。

4 中庸之德的道德观    

“中庸”一词起源于孔子，孔子将中庸视为至德，即德的最高境界。后经子思着重阐发，中庸逐渐成为儒家最高道德原则。对中庸之道的把握需从其命名之义和内在涵义两个方面入手。对“中”的解释与对“两端”的解释是相对，“中”即中正、适中、合宜、无过且无不及之义。对“庸”的解释大体有三义，其中最简明之义为“用”义，因此中庸即用中。此外，“庸”还有“常”与“平常”之义。儒家典籍赋予“中庸”以“执两而用中”、“用中为常道”、“中和可常行”的意思，但这三层意思又不是毫无关联。关于“中庸”的内涵，考诸位先儒之说，见于下述三点:第一，过犹不及，源出于《论语·先进》，惟脱去两端，无过无不及，方可入中庸之道，此可谓从否定的形式定义中庸。第二，执两用中，语出《礼记·中庸》，意为把握对立的两端，权衡以用其中，此为从正面规定中庸。第三，因时而中，简称“时中”，出自《礼记·中庸》，又见于《易·蒙·象传》，“时”与常规、成见、原则相对，与权、义、损益等概念相通。“中”本是对于“两端”而言之的，当“两端”的情形发生变化时，“中”也必然随着时间、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即表现为动态的“中”。此外儒家还认为，只有保持“中”道，天地自然与人类社会才会各安其所，达到一个和谐的状态。“中”既是人们感知和认识事物的度，同时也是对待事物与他人的道德准则。《中庸》将持“中”的原则提升到“天下之达道”、“天下之大本”的高度，强调通过“中庸”的道德观，去实现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

5 天人合一的价值观    

天人合一的价值观是处理人同宇宙自然关系的准则。天人合一的观念起于先秦，随后张载提出将其定义为一个确定的命题。“天人一物，初无间隔”作为天人合一观的出发点，探究自然与人共同谋求进步的一般规律。所谓的“天”指“天道”，即宇宙的一般规律;而“人”指“人道”，即人和人类社会的道理。孔子在《论语·为政》中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指的是无论做什么事都可以自然而然的符合宇宙规律的要求，便达到了天人合一的境界，但是这需要靠人自身的努力。孟子进一步发展了“天人合一”的思想，认为人若发挥本心的作用，便能深刻体会由“天”得到的善性，从而充分了解“天”，并到达“与天地合其德”的境界。儒家这种天人合一的价值观，认为人是自然这一整体的重要组成。后儒对“天人合一”的完善大都沿袭孔孟。例如朱熹所说，“人道”不可离于“天道”，“天道”也必须由人来体现。张载认为，人与自然都遵循着统一的规律，道德层面上的原则同自然的运行规律在本质上来说是一致的。古代哲人对于“天人合一”的解说各不相同，但大体来说，指的便是人同宇宙自然的和谐之义。人生于天地，同根同源于万物，如果说天代表着全体，那么人便是部分，人与自然本应和谐共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