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的解体连同华沙条约组织的解散，超级大国间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冲突画上了句号。新的权力分配正在形成之中，国际体系进入到一个新的重组阶段。国际权力结构剧烈而深刻的变化给欧洲地区安全带来了重大影响。一般而言，国家面临的安全挑战可以分为两类：威胁与风险。所谓威胁，是指“当一国领导人认为该国正面临着一种确定的可能性——别国将对其发动进攻，或者出于政治性原因威胁使用军事力量时，该国就面临着威胁”；所谓风险，是指在威胁不存在的情况下，“不管是因为国家有没有危害他国安全的意图还是有没有这样的能力，国家仍有可能面临安全风险”。

冷战的终结改变了欧洲国家所面临的安全议题的性质。欧洲告别了身处两大集团对峙以及核威慑所带来的恐惧，苏联威胁消失了，欧洲大国不用再担心会出现两大集团之间因危机可能酿成相互摧毁的结局。然而，还没有来得及欢庆冷战胜利的欧洲人发现，地区安全形势并不像想象的那样乐观。冷战后地区不稳定告诉欧洲人，他们“尚未迈进确保和平的黄金时代”。有学者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指出，冷战后欧洲的周边出现了一道“危机弧”。

首先，民族主义泛滥。苏联威胁的消失有可能激起西欧国家军备的重新国家化。德国的重新统一引起德国周边国家的担忧，这些国家可能以防务“再国家化”来应对德国潜在的风险。这种极端民族主义会造成安全上的竞争，因为防务“再国家化”要求国内政治精英动员国内大众支持国家防务开支的增加。中东欧虽然实现了国家转型，但是这些国家都不同程度的存在少数民族的问题，种族民族主义重新抬头。种族民族主义与民族自决问题不仅干扰国家转型的进程，也容易造成国内冲突。由于地缘的临近性，欧洲的地区安全呈现相互依赖的特征。中东欧的国内政治不稳定会蔓延至西欧地区，俄罗斯车臣地区的分裂主义、南斯拉夫解体引起的民族间的流血冲突都会降低其他国家的安全感。

其次，俄罗斯问题。苏联虽然崩溃了，但俄罗斯继承了苏联的遗产。基于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地位、强大的军事实力以及经济发展潜力，它仍然是欧洲大国中的一员。俄罗斯在冷战后转型能否按照西方偏好的轨道进行并不确定，这也让西欧国家对俄罗斯是否重走民族主义的老路颇为担忧。俄罗斯转型的不确定性在西欧大国看来是影响欧洲安全中的重要因素。俄罗斯在经历短暂的“倒向西方”之后，开始奉行维护自己利益的外交政策。在苏联解体的最初几年，俄罗斯为了获取西方的经济援助，盲目的追随西方，严重损害了俄的国家利益。在内外压力之下，俄罗斯逐步调整了对西方政策，在前南地区危机上公开表明了与西方国家不同的政策主张。特别是 1993 年俄杜马选举中，以共产党为代表的左翼力量和民族主义势力取得了“出人意料的成果”，这无疑引起了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国内民族主义的关切。当然，这种对俄罗斯的担忧可能不会使得西欧国家重新把俄罗斯当作敌人来看待，但未雨绸缪却是必要的。正如汤姆·劳斯福德所说，俄罗斯的存在需要“同等的军事平衡来对未来的稳定做出最好的保证”。

再次，来自北非与中东地区的风险。这些地区对欧洲有着重要的地缘政治上的意义。由于历史的原因，非洲与西欧国家长期保持着经济与政治上的特殊关系。在上个世纪 60 年代，大部分获得独立的非洲国家也要求与欧共体保持这种特殊的关系。非洲国家经济发展迟缓，甚至有的国家出现了经济负增长，但人口增长速度很快。冷战结束后不久，来自北非的经济难民成为困扰西欧社会的严重问题。根据统计，仅 1991 年就有 7,800,000 移民涌入欧共体，其中 4,600,000 是来自南地中海地区，2,300,000 移民是来自北非地区。移民问题成为重要的安全隐患，也即所谓的移民问题安全化。这是因为：首先，移民与跨国犯罪如影随形，隐匿于移民中间的各种犯罪团伙与国外势力紧密联系，移民犯罪率节节攀升，严重威胁社会稳定；其次，移民导致国家的边境安全压力增大；再次，移民还会影响来源国与目的国之间的关系。

中东地处五海三洲之地。自伊斯兰教兴起以后，中东对欧洲安全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近代以来，中东地区一直是欧洲能源主要供给地。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间的争端一直是中东地区政治不稳定的重要因素。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斗争之后，1993 年，巴解组织与以色列在华盛顿签订相互承认对方的和平协议给巴以冲突的最终解决带来了一缕曙光。但是无论是以色列还是巴解组织内部仍有强硬派势力反对和谈进程，这给巴以争端的最终解决埋下了隐患。除此之外，其他中东国家间的紧张关系并没有随冷战终结而终结，叙利亚仍然把以色列当作地区最大的军事威胁，伊拉克对以色列的态度也不友好。阿拉伯国家内部矛盾重重，世俗国家与穆斯林国家，亲西方的阿拉伯国家与主张泛阿拉伯国家之间积怨难消。欧洲与美国在中东地区扶植奉行温和外交政策的国家，对沙特、埃及、约旦、科威特等国提供技术支持，在这些国家建立军事基地。这些行为激起了排外的、极端宗教分子的仇恨。这些国家以及军事基地往往成为恐怖分子袭击的目标。

冷战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与核武器的扩散也给欧洲带来相当程度的安全风险，引起欧洲国家的极大关切。根据欧盟安全事务研究院发布的报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给欧洲国家安全带来的风险是：执行多边任务的西方国家部队可能面对装备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与弹道导弹的对手；取得导弹与核武器的“无赖国家”对欧洲领土与民众发动直接攻击。

总之，对于冷战后的欧洲来说，安全议题已经发生了改变。虽然这些影响国家安全的因素中，传统安全威胁的影子并没有完全消失，但已经不是影响欧洲国家安全的主要问题。按照理性制度主义的观点，国际制度是为了应对某种问题而生。冷战后欧洲新的安全议题的出现，迫切需要欧洲大国变革既有的安全制度或者建立新的安全制度来应对这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