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认为欧盟-北约战略伙伴关系并非是一种天然的伙伴关系，而是人为设计的产物。根据一般的哲学常识，动力是推动事物发展变化的原因，在动力机制的作用下，事物才会产生目的性和方向性改变。因此，对欧盟-北约战略伙伴关系成因的探究就可以转化为对这种战略伙伴关系动力的解析。我们借用委托代理的理论工具，将国家与国际组织的关系看作是一种委托代理的关系，从而推导出决定国际组织间关系的两种因素：一是国际组织的成员国；二是国际组织自身。由此可以推出，国际组织之间建立什么样的关系都是在其成员国与国际组织自身的推动下进行的。我们把这两种动力称之为成员国动力与组织动力。根据上述论断，我们提出本文的主要假说：欧盟-北约战略伙伴关系是在成员国与组织自身双重动力的推动下建立起来的。接下来本文对欧盟与北约成员国与组织自身动力进行了解释与验证。

一、对成员国动力的解释与验证

在解释成员国动力时，我们需要指出的是，本文主要考察的是在成员与功能发生重叠的两个国际组织间关系。我们把成员与功能发生重叠的两个国际组织称之为重叠性国际组织。重叠性国际组织有两种情景：分离性重叠与制度化重叠。国际组织间关系的制度化是一个过程。也就是说，在最初阶段即便两个国际组织发生了制度重叠，但它们之间处于分离阶段，经过建立行动规范和规则才发展到制度化联系阶段。因此，分离性重叠就是指重叠性国际组织的前制度化阶段，已经建立制度化联系阶段称之为制度化重叠。

对于成员国动力，本文的解释是：国际组织的分离性重叠提升了国家间合作的交易成本，对理性国家而言，交易成本的上升驱使国家对两个重叠性国际组织间关系进行一定的制度安排。这种解释是建立在国际制度复杂性的两个推论之上：（1）国际组织的分离性重叠让多元成员国陷入一种“嵌套博弈”的情景中，如果多元成员国的制度偏好发生分歧，那么将会出现国际组织之间“相互封堵”的局面，从而加大了合作谈判的难度，提升了谈判成本；（2）国际组织的分离性重叠会诱发“制度挑选”的机会主义行为，使合作伙伴面临机会主义风险，增加了国家间的不确定性。

冷战后欧洲（主要指西欧国家）国家面临的安全合作背景主要体现为四个特征：（1）安全挑战从安全威胁转向安全风险；（2）美国安全战略的调整；（3）欧盟与北约的转型使二者在成员与组织功能上发生重叠；（4）在安全合作上，欧洲主义的复兴导致了欧洲国家制度偏好发生分歧。这三个相互联系的特征塑造了欧洲国家安全合作的新的战略环境。自冷战结束到欧盟-北约战略伙伴关系建立，欧盟与北约之间并没有建立任何制度性联系，二者处于分离性重叠的情景中。

在此背景下，欧洲国家安全合作的交易成本上升，主要表现在：（1）安全合作的谈判成本上升。在冷战后北约转型与欧盟防务建设的谈判中，偏好欧洲主义的国家不支持北约的转型，而偏好大西洋主义的国家不支持欧盟防务建设。这造 成了北约成员国与欧盟成员国在二者的转型谈判中迟迟达不成共识，增加了欧洲安全合作中的谈判成本。在阿姆斯特会议上有关西欧联盟并入欧盟的谈判中，又由于英国的反对而使谈判落空。（2）欧洲国家面临其它成员国“制度挑选”的机会主义风险。在前南斯拉夫地区危机中，由于重叠性安全组织的存在和法德与英国制度偏好的分歧。面对紧迫的危机，欧洲国家在欧盟与北约之间进行挑选，法德偏好欧盟/西欧联盟。这种制度挑选的行为破坏了集体行动的努力，事实上也增加了欧洲国家就如何应对危机而达成一致的成本。同时，欧洲国家“制度挑选”的行为也增加了彼此之间的不确定性，因为在这种“制度挑选”行为使合作伙伴无法预料在下一次地区危机爆发后，其他国家将选择在哪一个制度框架下解决危机。

自 1998 年开始，欧盟三大国开始认真思考欧盟与北约的关系问题。英法德三国以首脑会晤以及欧洲理事会为平台，逐步协调立场，推进欧盟-北约关系的制度化进程。欧盟与北约关系的制度化就是指在欧盟与北约之间建立具体的、持久的规则。这些原则或规则是对欧盟-北约关系的一种制度安排。从圣马洛会议到欧盟尼斯会议正式提出建立欧盟-北约战略伙伴关系，英法德为欧盟与北约关系主要制定了以下原则：（1）欧盟与北约相互磋商、合作与透明的原则；（2）聚焦能力建设，避免不重复建设原则；（3）非欧盟北约成员国参与欧盟行动的原则；（4）借用北约资产的原则。这些原则或规则成为欧盟与北约互动的行为规范，它标志着欧盟与北约的制度化，同时它们也为欧盟与北约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奠定了基础，2002 年两个组织所签订的“柏林附加协议”也遵守了上述原则。

二、对建构欧盟-北约战略伙伴关系组织动力的解释与验证

对于组织动力，本文的解释是：欧盟与北约的资源依赖是两个组织建立起战略伙伴关系的主要动力。通过对北约与欧盟资源汲取机制的分析，我们发现无论从资金汲取来看，还是从兵力征召机制来看，两个组织都存在着一个共同点：二者大部分资源都来源于它们的成员国。由于欧盟与北约存在着共同成员，也即是多元成员国，这就意味着二者的资源汲取源具有同质性。这种同质性就会造成欧盟与北约的资源依赖。这是因为在国家防务预算约束和兵力动员数量既定的条件下，欧盟对资源的获取必然会导致北约资源获取的不稳定；反之亦然。如果欧洲政府投入更多的财力用于北约防务，那么用于欧盟维和任务的可用资金就会变得更少。

1998 年之后，三个因素加剧了欧盟与北约的资源依赖程度：（1）欧盟成员国新一轮的国防预算的削减。这些国家大多属于北约欧洲成员国，新一轮的国防预算的削减不仅影响着欧洲安全与防务政策对外开展行动中的资源来源，也影响着北约的资源来源；（2）欧洲安全与防务政策和北约的资金汲取机制固有的缺陷加剧了欧盟与北约在开展实地军事行动时的资源依赖；（3）欧盟与北约资源的非对称性加剧了二者的资源依赖。

正是在资源依赖的作用下，欧盟与北约的组织官僚和机构加强了联系。在这一过程中，欧盟共同安全与外交政策高级代表索拉纳与北约秘书长罗伯逊发挥着重要作用。欧盟与北约领导人主要通过双边会晤、“早餐会”与“午餐会”、交换书信等方式商谈欧盟与北约的关系问题。除此之外，欧盟与北约之间还开展了大使级的会谈，并且邀请对方人员参加内部会议。2002 年 11 月，罗伯逊与索拉纳正式签署了《欧盟-北约关于欧洲安全与防务政策的宣言》，双方共同宣称建立欧盟-北约战略伙伴关系。2002 年 12 月，欧盟与北约正式签订了《柏林附加协议》，进一步提升了欧盟-北约战略伙伴关系的制度化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