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追求西方物质文明之目的是要使中国从贫穷到富强。他于二十世纪初周游欧美，亲见西方物质文明之盛，欧美诸国国富兵强，伸张海权，印象尤其深刻。中国与西方相比非常落后，故力倡改弦更张，将改革提到救国的高度。他的热心倡导无疑有国族主义色彩，但并不与其大同思想抵触，大同毕竟是未来遥远的前景，救国才是目前的任务。从他一元论的文化观点来看，西方讲究物质文明原是人类现代化发展的共同道路，人的基本价值是普世的，现代物质文明是没有国界的，所以建设中国的物质文明乃迎头赶上的必走之路。先将现代中国富强而后迈向世界大同，在思想上并不矛盾，因而他在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几乎没有出现思想上或心理上的紧张。   

诚如萧公权先生在论康有为的巨著中所说:“康有为深受西方物质文明的影响，非常欣赏物质文明所带来的既舒适又安逸的生活”。康氏认为那是现代化的成果，人类历史文化的进步既然是共同的现象，不同的国家虽然有独特的历史与文化，但不可避免走向共同的发展途径。在他看来，一个国家的进化程度主要取决于物质上的成就，所以欧美国家，特别是英国，走在富强道路的最前头，其他国家落后了，但迟早会跟进。换言之，康有为没有因国家或文化的差异而有所谓“宇宙观上的鸿沟“( cosmological gaps)。西方的进步由于先获得精美的物质文明，落后的中国自当力争上游以迎头赶上，他因而称此努力为“物质救国”。    

康有为的文化一元论与他所获得的西方知识有关，他的西方知识主要来自上海江南制造局翻译的西书，除了宗教类之外，几乎全是有关自然科学的书籍。其结果使他仰慕实用之学，并相信科学法则可以用到抽象的人文议题上，包括政治学、伦理学、形上学甚至神学在内。他认为数学是最完备的知识，故要用几何学来解释平等、财产、惩罚、教育、行政等思想问题。此一“知识论的偏见“( epistemological bias)乃形成康有为人类文明普世观的基石。换言之，他坚信不同历史与文化的国家都能迈向共同的发展道路。    

康有为于戊戌政变后虽经由英国人的保护，脱险抵达香港，但生命仍然受到威胁。幸得日本友人的帮助以及日本政府的同意，他到东京成为政治避难者，在日本颇受敬重。他欣然与日本仰慕者互通诗文与书法，觉得获得了新生命，故自号“更生“。不过，日本政府受到清廷的压力，不愿继续收留这位政治犯，康只好从横滨前往加拿大的温哥华。之后继往伦敦，要求英国政府协助推翻慈禧太后，恢复光绪的帝位。当此举无效，他又回到温哥华，成立保皇会继续勤王。此一政治行动一时颇有成效，分会遍布美洲与东南亚，引起清廷警惕，以十万两高价悬赏康之人头。当慈禧意欲废除光绪帝位时，康于1900年乘“拳乱”之机，使唐才常在武汉发难，但兵败唐死。   

唐才常举事失败后，康有为初避难于槟榔屿，后至北印度，受英国殖民者的保护。直到1903年4月掌握慈禧政权军权的荣禄死后，康才感到安全并开始旅行。他从印度出发经缅甸、爪哇、越南、泰国，最后于10月抵达香港。翌年3月22日，他开始环游世界。他虽曾于1899年去过欧美，后来于1906到1910年间又环游世界，但这次自1904到1905年的长途旅行，遍游欧美各国，印象更为深刻，更深感中国在物质文明上的落后，所以要立志缩短中西之间的差距以救中国。他亲眼目击西方的富强，反思自己国家的落后，爱国之心油然而生。他认识到中国的衰败，受到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要因乃物质文明的不彰。他游历意大利时，听闻罗马要强租三门湾；他在法国的枫丹白露博物馆，亲眼看到圆明园许多劫后遗物，使他感慨万千。他将游历十一国的心影写成《物质救国论》，序言写于1905年的3月，当时客居美国的“罗生技利”(洛杉矶)市。此次环球之旅，对康有为而言，可说是一场震撼教育，值得细表。目睹欧美物质文明  康有为的环球之旅始自香港，经中南半岛、缅甸到槟榔屿，稍作逗留后于五月底乘英船到锡兰，再转乘大海轮经红海的苏伊士运河，进人地中海，于1904年6月中旬登陆意大利，逗留两个星期。他访问了纳普勒斯、罗马、米兰以及一些其他的意大利城市。康有为对意大利的印象，最初有点失望，因这个国家的物质文明不如他从书本中的认知。他在罗马与纳普勒斯见到的贫穷、窃盗、肮脏以及街道上的乞丐，使他想起古代中国的物质景象。不过，他觉得也许意大利要比其他高度富强的欧洲国家，更值得现阶段的中国学习。罗马以及其他地方的古迹，如凯撒大帝的故居仍然存在，使他惊奇。他深信所有的这些古迹为理解人类文明演进所必须，相比之下中国保护古迹的工作远不如意大利。中国的建筑虽始于三千年前，早于其他国家，但古建筑的遗迹甚少。罗马的圣彼得大教堂尤其使他惊讶，视为全球首屈一指的教堂。意大利在近代虽落后于其他西方国家，但也仍有些重要的进展。意大利在康四岁时统一为现代国家，开设议会，接着开始建设物质文明，包括铁路、粮食、制造、企业、银行等等。据康之估计，以意大利的机械生产为例，自1871到1894年的二十年间，增加了五倍，远远超过同时期的中国。他根据演进的共同道路判断物质文明的高低，认为中国在秦汉时代要比古罗马先进，但中国物质文明的进程在近代落后了。如何赶上西方国家呢?康之答案就是选择西方的现代物质文明。    

康有为于6月底越过阿尔卑斯山脉来到瑞士，之后前往日内瓦、维也纳、布特派斯、柏林、巴黎、伦敦与苏格兰各地，然后横渡大西洋，于12月返抵温哥华。1905春，他访问美国，又于同年8月赴欧洲，主要访问德、法两国。他于10月返回到美国再作广泛的游历。在那个年代，没有其他中国人有他那样在欧美游历的经历。他的环球所见更坚定了他对君主立宪的信念，认为是人类进程不可回避的阶段。他的结论是立宪与开议会确是最进步的政体，为使中国富强所必需。英国最先完成君主立宪，使它成为举世最强大的国家。意大利、德国、日本均因采用立宪政体由穷变富。康的环球之旅无疑加强了他宣扬君主立宪的信念，将他的大同理想置于遥远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