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外体育运动理性精神价值取向的选择大约出现在新文化运动至抗日战争时期，理性精神的勃兴是近代中国人民寻求救国与富强之路层层累进的结果。众所周知，近代中国在西方列强的侵略下逐步走向沉沦，成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面对这“数千年之未有大变局”，国人先是把中国的失败归咎于器物层面的落后，继而又认为是政治制度的僵化，并先后发起了引进西方先进工业技术替代中国旧有手工技术的洋务运动以及学习西方先进政治制度改造中国旧有政治制度的戊戌变法。然而，橘逾淮为积，在西方获得成功的器物与制度改革，却在中华大地难收成效。国人反思的过程也由器物和制度层面转入到思想文化层面，于是代表西方民主与科学思想精神的新文化运动也适时回响在中华大地上。新文化之所以称为“新”是针对中国千百年来的“旧”文化而言，故新文化运动一开始就猛烈底冲击了以儒家为基底的中国传统文化，诚如陈独秀所言:“岂自今始固有之伦理、法律、学术、礼俗，无一非封建制度之遗……近代欧洲之所以优越他族者，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说下，若舟车之有两轮焉。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这种对封建仁礼禁忌以及生活习俗的批判，对科学与人性赞扬的认识，龚鹏程所谓之曰理性精神，他说:“理性精神表现在学术立场上，是反形上学、反宋明理学;表现在学术见解上，则是贬抑儒家之方士化，推崇不信天命与鬼神;在政治上，理性精神反对君权神授，反对社会迷信，主张打破一切政治与社会的偶像崇拜及神话”。归纳起来，理性精神反对传统，破除迷信和愚昧，是一种追求个性解放和人的独立发展的思想文化。    

基于理性精神反传统的影响，作为以身体活动为媒介的课外体育运动，其首要任务就是反对传统“重心轻身”的教育理念，重视人的身心协同发展。在“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论调上，中国传统教育历来将重心放在悟性和心性培养方面，身体则想对处于被忽视的地位，甚至出现男子以文弱为风雅，女子以小脚为秀美的谬误身体观，所以，当课外体育运动的价值取向从生存的实用理性转向祛魅的理性精神时，首先就是对身体的解放。丁谦益说:“夫我国士子既无家庭体育之陶冶，长更诵读殷勤，只醉心于文章诗赋，对于体格之发育，任其自然生灭。书中自有黄金屋，修短有数，人力何能挽回，秉此迂腐见解，百一不讲卫生，百不一求保养……于是不得不提倡课外运动，以求生徒身体之普及发达也”。将螺继在心性中的身体解绑出来意义非凡，意味着国人的自我意识正在逐步觉醒，个体自我价值观正在逐渐加强，亦表明该时期的救国之路是以人的解放、个性的解放为先决条件，将自己先培养成一个“完完整整”的人，进而来达到国家解放的目的，这也与优先培养国家生存能力以达到个人能力发展的实用理性价值取向相异，映射出不同的救国理念。在理性精神价值取向影响下，各学校课外体育运动的内容选择也适时地摈弃了实用理性时期以军事和武术为主的单一实用性的内容，转而以多样性为主，内容包含球类、田径、游戏等运动项目，学生可以自主选择运动项目，以达到学生兴趣、习惯的养成以及个性解放的目的。北京女子高等师范附属小学的课外体育运动:“以活泼儿童的身体和发现儿童的个性为主，学生自己选择课外活动的内容，学校器材不足的，由学生自己配给，该校以踢毽子、跳绳、造房、游戏、打球等为主”。浙江省立高级中学“课外体育运动要培养学生的运动兴趣和习惯，运动项目分为小足球、篮球、网球、器械等，男女分组，学生可自由选择项目，周一至周五下午每日锻炼50 min" 。清华大学“课外体育在于养成良好的品性与习惯，运动项目有球类、射箭、游泳、田径等，学生根据季节自行选择相关运动，自己组队练习”课外体育运动项目选择的不同，其实质是背后思想内涵的不同，该时期课外体育运动项目选择以活泼个性为主的球类和游戏为主，从侧面反映了人们寄希望课外体育运动能担负起个性解放和祛除愚昧的使命，也体现了理性精神在课外体育运动的投射。显然，对个性解放和人格独立的追求以及对传统文化的质疑成为这一时期影响课外体育运动开展的重要动因，这当然与理性精神的兴起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