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课题研究意义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台湾新电影运动之后，台湾电影的发展就一直处于不温不火的状态，除了少部分艺术片的创作仍有较强的个性化探索意愿，整体则呈现出佳作甚少、人才流失和市场低迷的状态。直至2008年《海角七号》在两岸均获得极好的口碑与票房之后，台湾电影才又一次燃起了观众的热情。随后的《渺渺》、《锰脚》、《翻滚吧!阿信》、《那些年一起追的女孩》、《赛德克·巴莱》、《 KANO》等影片的成功，让更多年轻的电影创作者看到了希望，不少人认为台湾进入了第二个“新电影”时期。

与此同时，频繁的两岸合作开始进行。从2005年起，以《大灌篮》、《赤壁》、《痞子英雄》等影片为代表，越来越多的两岸合拍片进入市场并且获得了一定的成功，不少人将这种现象视为整个华语片的进步。但在这种日益紧密的联系背后，并存着不少含混不清的问题和争议。这些分歧不仅来自两岸具有明显区域化差异的电影工业体系，更涉及到传统、文化、历史、政治等方方面面，使得两岸观众在讨论电影时产生了截然不同的理解。以《海角七号》为例，该片从历史角度出发，描绘了日据时代一位日籍教师与台湾学生之间的情感故事。影片一方面阐述了当时的社会背景和殖民历史，将台湾被日本侵略的血泪融入到普通人的生活中，另一方面也从“人”的角度真实展现了台湾被殖民过后的社会遗留问题，将大时代下小人物的命运多并同爱情、民族、家国联系起来，体现了本土导演崭新的历史观。

《海角七号》上映后，遭到了两岸民众截然不同的解读。有人认为导演用“温情”、“浪漫”的方式重述了残酷的殖民记忆，有别于以往大多数同题材影片的表达方式和叙事手法，体现了极大的创新勇气；另一部分人则认为，影片过于美化日本殖民台湾的历史，将痛苦的民族记忆通过怀旧的叙事“抒情化”了，具有明显的“亲日”色彩。这些争议一方面反映了台湾当下社会话语的多样与重叠，也折射出两岸在当下历史语境中对历史、文化的认同歧异问题。

日本应该是一种什么形象?日本人在台湾历史中到底起到了什么作用?应该如何对待“台日关系”?在台湾电影中，这既是政治问题，也是艺术创作问题，毫无疑问，这些问题在不同时期的电影创作中均得到了细密的演绎。从台湾电影自诞生至今，日本形象始终作为一个带有特殊象征意义的符号而存在。不论是对台湾电影史的研究，还是对台湾电影故事文本、影像风格、导演创作的剖析，或是对台湾文学、风俗、社会、历史等问题的思考，都无法回避日本形象的存在和影响力。近年来，日本以三泽真美惠为代表，台湾以黄仁、焦雄屏、吴佩珍等学者为先导，大陆以陈犀禾、艾明江、陈林侠、刘翠霞等多位学者为典型，将“日本形象”、“殖民记忆”、“本土化”等概念同台湾电影研究嫁接，并以不同时期的著名导演为样本，梳理着台湾电影文本书写产生变化的原因和走向。不过，这些成果多集中在对具体某部影片中的日本角色的分析上，或单选择某一阶段的台湾电影为样本，鲜有以宏观的历史角度，结合整个台湾电影史将日本形象进行研究的成果。

因此，分析台湾电影中的日本形象问题，解读台湾电影日本形象建构的阶段特点，分析日本形象的本质要义，以及台湾电影建构日本形象的方法和手段，评估日本形象塑造对台湾电影造成的影响，不仅具有历史意义，更具有现代价值。

二、已有研究成果回溯

1  核心研究

（1）台湾文学中的日本形象研究

一部台湾电影史的书写始终伴随着日本形象的构建和解读，这是一种在无法割裂的历史同构和文化迷思下所造成的必然结果。台湾电影中日本形象的呈现自台湾诞生电影的那一刻便开始了，但真正将这个内容作为议题深入研究却是21世纪以后才开始的。准确来说，最初日本形象的研究是从文学创作领域开始的。如丘贵芬的《后殖民之外一一寻找台湾文学的“台湾性”》(2006)立足殖民历史，将“台湾性”这个概念进行了脉络性的梳理考察，研究了不同时期下“台湾性”的定义及相关政治、文化局限性，尤其是在研究过程中以叙事方式将日本殖民下的台湾分成殖民与被殖民、对立与非对立、本土与非本土、正面与负面等二元结构，以厘清台湾文化、日本文化之间的差异和交集。与之相似的研究还有《后殖民理论与文化认同》(张京媛，2007)中关于“殖民者是如何改变被殖民地文化、思潮、社会形态乃至行为模式”的论题，其将台湾文化中的“日本”、香港文化中的“英国”进行对比研究，以寻找出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碰撞、交融、整合的规律。在2012年由台湾国立大学出版的《中心到边睡的重轨与分轨:日本帝国与台湾文学·文化研究》(吴佩珍、下村作次郎等，2012)中，从1874年的“牡丹社事件”、1895年台湾划割日本，一直到1945年日本战败、台湾脱离日本的殖民统治，均可窥见台湾文学、文化中受日本从中心至边睡的影响，及其在不同时空平行、重轨而至分轨的痕迹。《台湾文学视野中的日本想象》(黄晨，2012)研究了台湾文学从被日本占领到光复后的日本想象。作者根据不同时期台湾对“自我身份”和“日本形象”定位的不同，来探讨背后的原因与流变。

（2）台湾电影中的日本形象研究

电影作为一种特殊的语言，最适合以直观的方式把日本形象呈现出来。从20世纪末开始，以《寻找台湾的身份:台湾新电影的本土意识和侯孝贤的“悲情城市’，》(焦雄屏，1990),《台湾电影、社会与历史》(李天铎，1997),《伤痕与暖昧:台湾人心中的日本想象》(艾明江，2009),《消解历史与温暖在地一一2009年台湾电影的情感诉求及其精神文化特质》(李道新，2010),《台湾电影文化的演变与创新》(黄仁，2013)等为代表的论文研究便开始将日本形象与台湾电影的文本创作相结合进行深入研究。

随着90年代“后殖民主义”理论的提出，以及21世纪后台湾电影在相关题材上的表达转向(以2008年《海角七号》为代表)，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将台湾电影中的日本形象同“后殖民主义”、“本土化”等概念相结合。如刘翠霞的《从殖民记忆到后殖民想象一一台湾电影中的“日本书写”》 (2009 )，对台湾电影中的日本书写的演变，从早期的抗日主流影像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对于“殖民记忆”的多元叙述，乃至如今带有“后殖民色彩”的暖昧想象进行了论述，以寻找出这种现象背后折射出来的某些文化症候。与之相似的重要研究还有《地方经验与殖民记忆:台湾当代电影的文化想象一一以“海角七号”和“锰舰”为例》(曹成竹，2010)，该文以电影《海角七号》和《锰脚》中的主要人物关系为例，结合历史背景讨论创作者设定故事情节和人物身份的深刻意义，从文本角度研究电影创作者对日本形象的描绘上有哪些内因和外因，进而分析台湾文化的历史传统与现实诉求。另一个重要的研究成果是南京师范大学的赵春于2011年发表的《论日本殖民统治对台湾电影的影响》。该研究注意到了台湾电影中隐含着的“日本情结”，并以“仇日”和“亲日”为划分，将这两种复杂的情感及其影响与台湾大众文化当中有关身份认同的问题相结合，探讨台湾电影在身份选择上始终徘徊不定的基本现状，并由此思考这些问题带来的影响。

除了两岸学者的研究以外，日本学者在这个论题上也有丰硕的成果。最具有代表性的学者是三泽真美惠。这位长期专注研究日本与台湾文化关系的学者是台湾电影的忠实拥护者，对研究台湾电影中的日本形象做出了极大贡献。她的专著《殖民地下的银幕一一台湾总督府电影政策之研究(1895-1942 ) 》 (2002 )，将1895年至1942年间台湾的电影政策，从法规、统治、宣传等层面进行了史料整理。此外，还从民众社会的层面加以调查分析，通过殖民地下的电影银幕展现当时的文化娱乐状态和大众心理。2012年，三泽真美惠又推出了《在“帝国”与“祖国”的夹缝间》一书，该书主要以日据时代的台湾电影人为主角，致力于还原他们在“帝国”(日本)与“祖国”(中国)之间的夹缝里不断“交涉”、“跨境”和“徘徊”，以及如何寻找自我的过程。该书依据大量的史料，包括日记、书籍、口述和访谈，真实还原了日据时期台湾电影人如何将本土电影产业化，以及在电影创作中如何定位自我、规避矛盾同时又能达到艺术效果的历史。这本书对于研究台湾电影中的日本形象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因为它所填补的正是日本形象出现最为密集、但同时又空白了多年的历史研究。

除了专著之外，三泽真美惠还发表了一系列相关论文。包括《日据时代台湾电影政策之研究1895年一1942年》(1999),《台湾的殖民电影活动轨迹与政治的跨境谈判》(2006)以及《1960年台北的“日本电影欣赏会”所引起的“狂热”和“批判”》(2014),这些成果对于研究日本形象的出现、演变以及传播都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不过，这些研究都将范围限定在了一定时期、一定条件之下，并未串联起整个台湾电影史来进行纵向分析。本文的研究目的，是希望以日本形象作为理解台湾电影发展、变化的参照物，进而为我们研究台湾文化提供相应的帮助。因此，本文将研究的起点定位在台湾电影诞生之日，以大历史为背景，一直延伸至当下，构成一幅较为完整的日本形象描绘图景。

2  台湾文化的相关研究

2008年《海角七号》的成功对台湾电影而言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首先它为台湾电影的文本书写和宣传形式提供了新的思路，懂得利用网路媒体的崛起迅速达成商业目的。更重要的是，导演将其本人对“殖民经验”和“台湾意识”的强烈感受，融入电影创作与发行中，把电影变成了社会议题，最后达到了惊人的舆论效应。

《海角七号》所引发的有关效应延续到了魏德圣导演之后的电影作品中。《赛德克·巴莱》和《KANO》都是扛着“殖民记忆”的招牌问世，并表达出了一致的“亲日”态度。巧合的是，与魏德圣同期创作的导演们，也体现出了相似的情感态度。包括《对不起，我爱你》(林育贤，2009),《锰脚》(钮承泽，2010),《燃烧吧!欧吉桑》(黄建亮，2011),《太平轮》(吴宇森，2014)等在文本书写上都继承了《海角七号》的思维，而这些作品中所出现的日本形象也体现出了相当程度上的“契合”。

事实上，这些作品的创作背景是在新世纪初台湾不断炒作“多元文化”和“身份认同”的社会背景下。这些电影中对殖民历史的“温情呈现”，引起了大陆学者的广泛关注。像《消解历史与温暖在地一一2009年台湾电影的情感诉求及其精神文化特质》(李道新，2010)，该文以《海角七号》为例，分析了台湾电影在摆脱“被殖民”身份的同时如何重新建立自我认识、摆脱历史累赘的过程；《台湾后现代后殖民文化研究格局》(王岳川，2001)则是通过对台湾地区后现代、后殖民主义问题的研究，试图寻找台湾在引入了“后殖民”这个概念以后的文化格局，进而关注与“殖民记忆”相关的各种史学问题；《台湾当代电影的文化身份一一以侯孝贤、杨德昌、蔡明亮的获奖作品为例》(陈明华，2008)通过看台湾原住民复杂的源流和殖民记忆，分析台湾电影的文化身份所呈现出的多元图景，尝试在本土与他者、传统与现代之间，从侯孝贤、杨德昌到蔡明亮，探讨个性诉求与本土叙事杂揉的影像所构筑的台湾电影文化身份流变。相同研究方向的还有《身份认同与想象中的台湾新新电影》(刘骋，2011)，该论文试图以族群认同的社会、历史和心理三个层面，以及由此派生的“历史言说”、“家园与父亲”、“成长主体”、“性别认同”四个方面解析台湾新电影，描绘了台湾新电影身份认同与自我想象的发展变化。

除此之外，还有不少研究是针对香港、台湾地区的对比进行的。例如《港台电影中的后殖民演绎:从“双城故事”到“台湾意识’，》(陈林侠，2009)，以奇特的视角展现了同在“殖民记忆”下生存的台湾和香港，一个是激发出了“本土化”经验而形成的强烈的“台湾意识”，一个则是带有“排他性”和“自卑性”的祸合体。该作者的另外一项研究成果《港台的“在地经验”、后殖民文化及其抵制策略一一以中国台湾、香港及泰国电影文化为核心》(2009)，对比了台湾、香港以及泰国在电影创作领域中分别代表的三种不同心理样貌，从而体现出台湾“本土化”思想以及所谓“台湾意识”对整个社会文化所起到的具体作用。

3  外围研究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兴起的对两岸电影研究的热潮开始，便己经有了对台湾电影“身份认同”的讨论。陈飞宝的《初探台湾电影导演结构及其电影美学特征》(1994)通过分析不同时期的历史形态对电影创作的影响，具体谈到了日据前后电影导演的创作；庄礼伟的《百年来台湾文化的源流、属性与变迁》(2005)同陈飞宝的研究一脉相承，旨在论述近代台湾文化的渊源、属性与流变，通过分析台湾文化在不断遭受外来文化的冲击之下，如何形成了当下特殊的文化形态。此外，像《跨文化文本和跨文化语境一一李安电影研究动态》(陈犀禾，曹琼，庄君，2007),《历史全景与个体特写一一杨德昌与台湾电影的光阴故事》(刘硕，2007),《台湾电影的现在与未来》(侯孝贤，2008), 《多元视野下的台湾电影研究》(陈犀禾，王雁，2009), 《1970年代以来台湾电影中的国族认同研究》(杨雯，2011),《新千年台湾电影的身份认同研究》(龚瑶，2012)等研究成果，作为深入探讨台湾“殖民记忆”、“文化渊源”和“身份认同”三个部分之间的关系，为研究日本形象在台湾电影中的呈现提供了扎实的基础。

三、课题研究的目标

本课题的研究力求在现有的基础之上，达成如下目标:

1.划分台湾电影中的日本形象书写的历史阶段；

2.分析台湾电影中不同时期日本形象表达的方式与特点；

3.分析日本形象的银幕建构与台湾政治、文化及电影工业之间的复杂联系；

4.评估台湾电影不同时期建构日本形象的效果与影响；

5.通过日本形象在台湾电影中的擅变，思考台湾电影及台湾大众文化的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