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将对影响十七年时期反面人物塑造的元语言做进一步讨论。元语言是指符码的集合，它是“理解任何符号文本必不可少的……只要被当做意义传播，就都必须有相应的元语言来提供解释的符码。”十七年时期对反面人物形象的解释同样离不开元语言，反面人物呈现的特征和规律，以及产生的影响都可以由元语言的不同方面来解释、支撑。“表意过程的各个环节，都参与构筑文本解释需要的元语言集合。”这些元语言因素大致分为三类：“(社会文化的)语境元语言、(解释者的)能力元语言、(文本本身的)自携元语言。”而影响反面人物塑造的元

语言因素是多种多样的，下文就将选取其中较为重要的三种展开叙述。

1语境文化元语言

社会文化的语境元语言，又叫做符用性元语言，是“文本和社会的诸种关系，引出的文化对信息的处理方式。”十七年时期文本与社会的关系作用在反面人物形象的解释上，而这种处理方式则可理解为影响反面人物塑造的语境元语言。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各界都正式纳入新时期管理秩序，文学也作为被管辖的一方面。具体的文艺政策、明确的规范都给文艺创作指定了清晰明确的方向。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1942年毛泽东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己经对文艺提出了具体的创作规范，直到1949年7月，全国召开第一届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进一步地“编制了一幅文坛权力谱系图”，而这幅图所蕴藏的力量也就成为了影响反面人物塑造的元语言因素。

由于新中国刚成立，要及时巩固政权又要随时防止反革命力量的破坏，因此对于大众普及教育以及主流话语的掌控就显得尤为重要，而相关的文艺创作则是最符合时代的传播、“宣传”方式，文学写作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了相关政策的传声筒。既然文学创作由纯粹地审美活动转变为具有功利性质的创作，那么对于如何操纵这股无形的力量自然也做出了具体的规范，尤其对于反面人物形象的塑造，写什么?怎样写?也都做出了明确的规定。毛泽东在《讲话》中，首先总体规定反面人物描写的性质一一“这种描写只能成为整个光明的陪衬，并不是所谓的一半对一半。”要主要突出无产阶级的先进性，工农兵力量要成为文学创作的主要表现对象，而反面人物形象永远只能作为“陪衬”。显然，反面人物在还未开始创作就己经受到语境元语言的束缚。同时也规定了文艺的职责是要“起到打击、消灭敌人的战斗作用”这就要求文艺创作要“揭露敌人的凶残本性、虚弱本质，从思想上鼓舞人民、打垮敌人，也要针对文化领域中各种反对无产阶级的文艺文化，包括中国的封建文化和适应帝国主义侵略的买办文化作斗争”要起到预设的作用，至于如何写，周扬提出“要夸张，要突出，对正面人物要夸张，反面人物也要夸张，能使人爱和恨，如果正反人物都差不多，怎么能引起人的感情一一爱和恨呢?要使主人公的奋斗经过多少阻碍、困难，引起观众对主人公命运的关心，对坏人恨，恨透了，这样才有艺术效果，政治目的才能达到，夸张也是党性问题。”十七年时期反面人物的写作性质和创作手法以及所产生的功利作用，都受到语境元语言的强力规约，在这样的创作环境下，作家写作也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带着镣铐跳舞”。

迫于语境元语言的强势介入，文艺创作这支“舞”跳得好与否，文艺工作者都必须有清醒的革命立场意识。从作品以及评论文章中可以窥见作家以及批评家几乎都对相关政策做到了上令下达，严格按照语境元语言规范出发，执行文艺政策。作者梁斌在创作《红旗谱》时，曾有人告诫他在反面人物创作时，不能够压倒正面人物，否则就要“出问题”。谈及创作反面人物时，他提出“小说中反面人物占很大比重或下功力描写这类人物的复杂心态是一个很大的政治立场问题。”矛盾在评论《青春之歌》时提到，“要判断《青春之歌》是不是一部好作品，首先看它是否符合毛主席那个时期的学生运动的论断呢，还是离开了毛主席的论断?”还要看“它对于读者会发生怎样的教育作用呢?它可以帮助我们(特别是年轻一代)丰富对革命历史的认识……”无论是文学创作还是批评活动，语境元语言的规约都无处不在，作家和批评家都无法摆脱其束缚。无论是主动地迎合还是被迫地归训，从十七年时期革命历史题材小说中反面人物形象上，都可以清晰地看到作者对于塑造此类形象所耗费的“政治工夫”以及语境元语言的影响痕迹。

2作家经验元语言

作家经验元语言实际归属为能力元语言，“能力元语言来自解释者的社会性成长经历。他的记忆积累形成的文化修养，他过去的解释经验积累，他解读过的相关文本的记忆，都参与构成能力元语言”作家作为文本的创造者，对人物形象自然是最初始的解释者。而作家的记忆、经历、情感等影响这个解释过程的各方面因素则可以理解为作家经验元语言。因此，十七年时期影响反面人物塑造的原因，除了最主要的语境元语言的规范外，作家经验元语言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创作以语境元语言的规范为前提，在遵循这个规范的条框内，作者经验元语言中的情感、经历方面就对人物形象塑造起支配作用。经历是作者参与战斗的经历，情感则包括经历战争之后既充满荣誉感和悲痛感又满怀仇恨的复杂心理。

十七年时期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的大部分作者都有过直接或间接参与革命斗争的经历。《红日》的作者吴强，1933年加入左翼作家联盟，接着于1938年在皖南参军成为新四军并于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解放战争中亲自参加莱芜、孟良固、淮海、渡江等著名战役。《青春之歌》的作者杨沫，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此之前曾创作许多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罪行的小说和散文，并在1937年赴晋察冀边区。《林海雪原》的作者曲波，1938年参加八路军并于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4年在胶东军区任报社记者，抗战胜利后担任牡丹江军区二团副政委，1946年冬率领小分队深入牡丹江地区参与加剿匪斗争。《红旗谱》的作者梁斌，1931年保定二师学潮参加护校运动，1937年参加革命活动，先后担任游击队政治委员中共暴县县委副书记等职务。除去列举出的作家，其他大部分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的作者也都有类似的相关经历。这一批作家有的直接参与战斗，有的则是作为战地记者，或者加入进步文艺组织和左联，身份也都为中共党员。作为党员，他们是新中国的缔造者，祖国的每一寸山河都是由他们打拼并守卫。伴随着党的强大自身也逐渐成长，对于党的认识也逐渐加深，思维里牢固地刻下了党的使命与号召。作为亲历战争的党员，从情感深处在铭刻这一段历史，不容许有任何破坏斗争的势力出现。因此，对于党在新时期的文艺政策，从共同经历战争的心理机制分析，党员珍惜并守护来之不易的胜利果实，潜意识则认同肯定党的文艺政策，因此反面人物的塑造在作家经验元语言的影响下呈现出符合语境元语言规范的类型化特征。

作家亲历斗争，对斗争的艰苦与残酷有刻骨铭心的体验。战斗的复杂性与危险性不得不让作家在战争结束之后都还对敌人保持高度的警惕性，战场上任何松解都会有丧失生命的危险，而战后任何松懈则都可能让胜利的果实遭到破坏。加之斗争所带来的分离与伤害，也只有亲历战争的人才可以感受到那份痛苦。梁斌谈到创作《红旗谱》时，回忆到“战友在二师学潮中被捕的有三十几个，被惨杀有十几人，这是我终生难忘的。”被问及为什么要写《红旗谱》，他答到：“还在我的少年时代，我就曾体验了旧中国广大人民经历的苦难；那种悲苦与辛酸，那种痛苦和折磨，在我少年心灵上烙下了深深的印痕。”因此，历经战争的创伤心理，使得作者产生了创作动机，同时也对带来伤害的敌人始终怀有一种警惕、悲愤并且仇恨的心理。吴强在谈及《红日》的创作感受时，提到“在写我军干部，战士对蒋匪军74师的敌视观念方面，较多的集中在涟水一站的仇恨情绪上”，这种心理机制在创作中不自觉的将作者的笔触引领至丑化、批判反面人物，以此来宣泄内心深处对于敌人的仇恨，告慰在战斗中逝去的英雄，安慰自己痛苦的心灵。再加之大部分历经战斗的作者，都只有短暂的求学经历，完全凭着写作热情与历经斗争之后的复杂心理进行回忆、创作。强烈的仇恨情感凌驾于客观审美之上，表现反面人物形象的恶性自然也变成了作家表达愤怒，揭露艰苦、悲惨生活

最直接的手段。以此看来，作家经验元语言不仅仅是作家个体的情感态度，更包含作者经历以及经历所产生的心理机制。亲历战争所带来的痛苦与仇恨，是十七年时期影响作家创作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的至关重要的主观原因。

3读者解释元语言

读者解释元语言实际和作家经验元语言一样，都归属能力元语言之列。上文己提出能力元语言“来自解释者的社会性成长经历”，在这里解释者由作家变为了读者。作家是人物形象的初始解释者，而读者则是人物形象的再度解释者，二者表面上相互独立实则相互影响，这样的影响建立在二者互相知晓其能力元语言的层面上。读者解释元语言并非像作家经验元语言一样直接影响反面人物的塑造，而是通过读者的社会性成长经历形成一种阅读期待，而这种阅读期待则可理解为读者解释元语言，在当作家受到这种读者元语言的影响并将其纳入作家经验元语言时，则产生了对反面人物形象塑造的影响。但是不同的读者有不同的社会性成长经历，则会产生不同的读者解释元语言，对作家的影响也不尽相同。但是十七时期较为特殊，读者几乎共同的经历和心理，形成了相对一致的读者解释元语言。

与中国共产党一同历经战争的是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其中部分群众配合我军直接参与战斗，大部分未直接参与的群众，其亲人则是远离故乡走上战场。吴强在谈及创作感受时回忆到，“我在第五章里写了葛成言、葛老大娘；在第八章里写了一个妇女捉俘虏的故事；在第十二章里又写了陶二嫂(还曾经企图写陶二嫂同受了伤的丈夫)，写这些人物的目的是为了表现人民群众对我军作战的支援、配合以显示解放战争的人民性和正义性。”这不仅体现了军民团结一致，更看出人民参与战斗的广泛性。战争给老百姓带来的创伤是最直接最惨烈的，而压迫与剥削也是直接面向普通群众的。《红旗谱》里朱老忠的原型是一位六十岁左右年纪的老人，他有三个儿子，二儿子因参与“博暴暴动”被封建势力处决，三儿子也被内奸暗杀，大儿子不知何因牺牲了。诸如此类的苦难，在战争年代不胜枚举。因此，读者的战争创伤心理，将任何违背人民利益，并给其带来深重灾难的都看作是恶性的代表，而于水火之中拯救出他们，并带领他们走上重建家园道路的中国共产党则是善意的化身。即使在走出战斗建立共和国之后这样的心理潜在认识也根深蒂固。因此，在接受小说文本之前，文学受众就己经建立了善与恶的思维模式，不仅如此，还明确地分立了善恶两个阵营，形成了共同的读者解释元语言。

而这种阅读期待也会对作者产生一定的影响，在创作时也会同样从战争亲历者的角度，迎合、满足大众的审美需求。

读者的批评观点同样体现出了读者解释元语言的影响作用。从评论中可以看到，读者对于作品中正面人物的讨论较多，而讨论也主要集中在如何使这个正面人物能够更加完美。在读者的心中，正面人物的形象应该是高大伟岸几乎没有缺陷的，对于正面人物形象的要求就近乎苛刻。如有读者认为《林海雪原》里白茹这个形象不应该存在，原因则是她的初恋情怀让少剑波的情感生活流于卑俗，破坏了解放军战士在人民心中崇高的形象。正面人物形象不允许描写缺点，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反面人物则不允许有任何的优点。只有毫不吝惜地对正面人物歌颂赞美，毫无保留地对反面人物讽刺批判，才足以满足读者的审美期待，让读者通过阅读回忆战斗岁月时，能够感受胜利的喜悦、安慰战争的痛苦。同时这个过程也体现了读者元语言对作家经验元语言的影响。

读者解释元语言不仅仅是由历经战争道德共同心理机制形成，惩恶扬善自古以来也喜闻乐见，还由中国传统道德评判的善恶对立体系影响。而亲历斗争只是又把善与恶的对立更加绝对化，同时更加强化了读者解释元语言对作家经验元语言的影响作用。

4三种元语言的共谋关系

影响十七年时期反面人物形象塑造的三种元语言分别是语境文化元语言、作家经验元语言和读者解释元语言，三种元语言从不同的角度对反面人物塑造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其中语境元语言可看作是客观因素，而其他两者则是主观因素，无论主观还是客观，这三种被选择的元语言都指向同一种意识形态，也就是共同的文化元语言。

语境文化元语言，指向十七年特殊时期的相关政策规范，而在此规范下提出了相关反面人物的创作方式以及批评准则。创作与批评的主体分别为作家和批评家，由此分析，语境文化元语言不仅直接影响反面人物的塑造，同时还通过影响作家经验元语言和读者解释元语言来间接规范反面人物的塑造。另外两个相对主观的元语言在上文己提及，其所属的解释者分别为作家和读者，而二者也存在相互影响的关系。影响同一个文本的三种元语言，在各自所属层面上相互独立，同时又相互影响。

在既独立又联系的关系基础上，三种元语言被一种共同的文化元语言控制。元语言即意识形态，它是文化的组织规则，一切文化都受其控制。尽管语境文化元语言、作家经验元语言和读者元语言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和侧重点，但是对反面人物形象塑造的规约，在文化元语言的整体控制下呈现出方向一致的总体特征。具体表现则是十七年时期革命历史题材小说中反面人物形象在话语权力、作家、读者各方面的影响下，其类型化特征呈现出的一致性。结语。

十七年文学革命历史题材小说按照严苛的阶级标准和二元对立创作模式将人物形象划分为正面和反面两种类型。在人物形象的创造上，这里设置过形形色色的禁区以及流行各种各样的公式，尤其是反面人物形象，呈现出统一的类型化特征。国民党军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土匪以及地主四种具有代表性的反面人物形象，不仅同一种类反面人物形象具有统一的塑造倾向，不同种类的反面人物形象也都呈现出塑造共性。在文学主流话语的规范和预设教化目的作用下，以及阶级标准总体原则指导下，被定义为敌对阶级的反面人物无论是何种身份角色，或是被赋予什么具体的性格，都在外形、道德品质、行为能力、文本叙述以及人性上呈现出一致性。强大的阶级准则，取代道德和人性成为了这一时期评判人物形象善恶的外在标准，使反面人物的自然人性被扭曲、遮蔽，也使人物形象的内心世界和精神空间显得虚无。

十七年时期，反面人物形象批评与反面人物形象创作面临相同的束缚。思想性和阶级性成为了批评的标准，忽略了对人物形象的审美关注。从批评的角度反应出这段文学时期反面人物形象创作所面临的困境。在相同的困境下，批评和创作相互作用，相互影响。

反面人物在这一时期承载了主流话语、作者以及阅读受众的情感宣泄，“缺席”了一场本应该是持久的文学“盛宴”，而影响反面人物形象塑造的动因正是来自这三方面，分别为语境文化元语言、作家经验元语言以及读者解释元语言。三方面因素既概括了十七年时期反面人物形象创作面临的限制，同时也从侧面反映出反面人物形象创作与三个主体密不可分的联系。关于十七年文学革命历史题材小说中的反面人物形象，无论是创作还是批评，或是阅读接受，三者之间都相互影响、相互塑形，而控制他们的隐形的巨手，正是文化元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