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研究苏南区域城市在新中国成立以来近70年发展历程中的国内知名度的变迁轨迹和总体结构，这些城市主要包括:南京、苏州(常熟、张家港、昆山、太仓)、无锡(江阴和宜兴)、常州(漂阳)、镇江(丹阳、句容、扬中)。在空间维度上，为探究其在全国主要城市的国内知名度格局中的相对位置，我们引入中国其他大城市进行对照分析，主要有包括直辖市、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城市、港澳台地区城市在内的38座城市。

(一)      国内知名度的历史变迁(1949-2016年)

根据谷歌图书汉语(简体)语料库和百度指数所测算的排名，我们发现，苏南城市国内知名度结构呈现出以行政级别为表征的分野现象，集中表现为以南京和苏州为首的非县级市在2011-2016年期间的苏南城市国内知名度总体结构中占据主导地位。这表明苏南城市的国内知名度在总体上看结构比较稳定，可以认为这一测量指标本身具备是一种受历史变化影响较小并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能够保持极佳稳定性的特质。

为更加深入地分析苏南城市国内知名度变迁的微观变化和演化规律，我们分别对1949-2008年和2011-2016年国内知名度排名前10的苏南城市的时间序列进行了可视化展示。可以发现，无论是在苏南区域总体结构上，还是在县级市与非县级市各自结构内部，都呈现出曲线高低层次分明的梯度特征。两时段的对照观察显示，中大部分集中分布在坐标系的下端以致几乎难以分辨的县级市曲线已经有若干曲线逐渐清晰，具体表现为镇江在百度指数排名中的第5名位置已经被昆山所占据，而且张家港和常熟对前者的冲击也不断加大，这表明由传统强市所主导苏南城市国内知名度总体格局正受到县级市的强烈冲击。同样，在区域核心城市内部也出现新的梯次变化。南京在苏南“一支独大”的局面已经被其与苏州所组成的“两强并立”格局所代替。首先，这两座城市知名度曲线波动幅度较大并依旧维持着强势地位，但苏州自2013年起正逐渐缩小与南京在国内知名度上的差距，甚至在特定时刻(例如2012年9月2日一2012年9月8日)还形成高于南京的曲线峰值。无锡、常州和镇江的国内知名度曲线则稳中有升，其曲线位次逐渐趋近，构成了第二梯次，但与第一梯次城市之间仍存在较为分明的曲线层次差异。

 (二)国内知名度在全国比较中的结构位次变迁(1949-2016年)

为更加准确地显示苏南城市在全国主要城市国内知名度结构中的竞争力，我们又选取了中国其它38座大城市进行对照分析。

首先，我们对53个研究城市在1949-2008年和2011-2016年的国内知名度进行了前20强排名(见表3)。结果显示，主导苏南内部城市国内知名度格局的南京和苏州在全国范围内仍旧保持强势地位，在两时段内均保持在前5名和前巧名左右的位次。在将其他苏南城市在两时段的排名进行对比后可以发现，其较于全国主要城市国内知名度的相对排名有了快速提升，无锡、常州从前一时段国内知名度榜单的中下游位置向中游逼近(分别从第29名和第36名上升至第27名和第26名)，而县级市国内知名度在全国范围内的变化则更为引人注目。作为县级市的昆山在国内的知名度排名超越镇江上升至第犯位，位列第43 , 44和55名的张家港、常熟和宜兴也已经超越拉萨，而台北则被在苏南地区排名靠后的太仓、丹阳和漂阳所超越。

其次，我们以1979年作为基准点将建国后60年的发展历史进行分时段对比分析，以了解苏南城市国内知名度更迭演化的微观过程和动力机制。在测算所研究城市在不同历史跨度内的国内城市知名度排名并绘制前14强城市的时间序列曲线之后，我们发现，“改革开放”对提升苏南区域核心城市的国内知名度在整体结构中的竞争力发挥了重大作用。在图3中，尽管南京在1979年之前处于第二梯次，但由于仅有北京、上海和香港在建国以来的近60年的汉语书籍中始终被规模性的提及，从而造成此时段的曲线层次的梯度性异常明显。特别是北京与其他城市在国内的知名度差距极为悬殊，从而造成其他城市的曲线轮廓异常模糊。这种情况在改革开放之后才开始得到扭转，上海、香港、深圳、南京和苏州的曲线增幅较为明显，而无锡、常州和镇江在国内的知名度位次获得显著提升(分别提高了1,5,2,3位)。

最后需要注意的是，以上所有苏南以及其他中国城市知名度在历史变动中所出现的“波峰”和“波谷”是在多种内外部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所蕴含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意涵将有助于我们在下文中深入分析苏南城市国内知名度的形成机制并且为其区域现代化发展设计现实路径。  

(三)国内知名厦变迁机制的“政治地位-经济能级-文化资本”环程

在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代，城乡二兀分割体制作为一项重要的制度安排赋了“城市”以社会资源配置枢纽的核心地位。同时，城市之间的科层化等级体系又决定着中央或地方政府对不同城市所采取的资源配置方式和投人力度，进而对不同行政级别的城市的国内知名度产生了重要影响，这在改革开放前30年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在此时段，尽管南京因政治局势变迁而失去了政治中心的地位，但其在国内的知名度仍以省会城市继续发挥影响在国内的知名度仍以省会城市继续发挥影响，而同属苏南的其它核心城市则明显处于相对弱势地位，昆山等县级行政单位的文化影响力则更难以与其相匹敌。在全国研究视域内北京、上海等直辖市曲线的高位运行与南京等非直辖市曲线的低位徘徊所构成的极不均衡的梯度层次也能够清晰地表明城市政治地位与其国内知名度之间的深刻荆合联系。在改革开放之后，国家发展目标的转换的意义在于经济能级逐渐取代政治地位成为城市国内知名度扩展的驱动机制，非政治中心城市的发展活力得到快速激活。苏南城市在“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的激励下依托地理区位优势有效弥补了“政治短板”，在实现整体区域经济腾飞并领军全国的同时，区域核心城市以及后设县级市的国内知名度在本省内部以及全国范围内都取得了跨越式发展。深圳在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奇迹”与其国内知名度在此期间的跃升现象无疑从宏观层面印证了经济腾飞对城市知名度所产生的激励效应。

在步入21世纪之后，文化资源作为一种重要的生产力要素正将中国社会推进到以文化资本竞争的新时代，城市关注度的扩张动力也日趋多元化和内隐化，经济规模已难以发挥决定性影响。2015年苏南五座核心城市的GDP总量与其同期在百度指数中的排名并非完全吻合，全国城市经济总量排名第6位的苏州在国内知名度位次上远不及距其有5个经济排位的南京。同样，在我们对当年(2015年)中国大陆城市GDP总量的前10位与同期在百度指数中的前10强城市进行排名后，可以发现在后一榜单中出现的南京和西安完全没有出现在城市GDP前10强之中。我们有理由认为，在政治地位上并不占绝对优势并且在经济能级上与广州存在明显差距的南京和西安之所以在国内知名度方面取得优势的主要原因，在于其因悠久历史和深厚底蕴而积淀的优质文化资源以及强劲的文化再生产能力。在量化分析的意义上，我们可以从城市的文化资源数量、科技创新能力、人力资本存量、文化消费实力四个方面来衡量和评价城市文化软实力之间的差距水平。通过对照2014年南京和广州的相关数据，可以发现前者在多项指标上均领先于广州。而从文化资源所产生的经济效应来看，南京在文化产业和旅游业方面也更具优势。因此，依托“城市文化资本”再生产所形成的文化软实力正成为中国历史型城市扩展国内知名度增长的重要资本要素，这种超越于一般性经济动力的文化生产性机制将极大地推动特色城市核心竞争力的建构，并有助于文化型城市实现“城市突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