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有关国际制度重叠的研究中，部分学者已经指出了国际制度重叠会增加国家间合作的成本，但是他们并没有详细论证国际制度重叠导致国家合作成本上升的原因。我们借鉴汤姆斯·格林与拜纳姆·福特对国际制度复杂性情景下多元成员国行为模式的分析来论证国际组织之间的分离性重叠如何提升了国家间合作的交易成本。汤姆斯·格林与拜纳姆·福特提出，在国际制度复杂性的情景中，多元成员国身处一种“嵌套博弈”情景中，它们会考虑自己在一个国际制度内的行为对另外一个国际制度的影响，正是多元成员的“复杂动机”与“权力相对均衡”促使它们对两个重叠的国际制度进行协调，进而建立“制度内秩序”。与上述两人的观点不同，我们认为是国际组织的分离性重叠导致的负面后果迫使多元成员国去协调两个国际组织之间的关系。这种负面后果就是多元成员国之间合作的交易成本的提升。

国际组织的分离性重叠让两个组织的多元成员国置身于一种“嵌套博弈”中。所谓“嵌套博弈”是指多个场合与制度情景内不同博弈的相互联系。嵌套博弈揭示的道理是人们之间的互动及其决策并非处于某个孤立的博弈中，而是嵌套于另一个宏大的博弈中。在政治生活中，人们经常观察到政治行为体的一些次优选择和反常识行为。例如，在某次选举中，观察者认为政党成员本可以做出最优的选择但却他们做出了在观察者眼中的次优甚至是最坏的选择。比较政治学家乔治·伯利斯认为这并非是政党成员做出了次优选择，而是观察者没有看到“故事的全部”，也即是观察者所看到的博弈场景只是另外一个更宏大博弈的一部分。身处“嵌套博弈”场景的局中人需要考虑自己在一个博弈中的行为给在另外一个博弈中的行为所可能带来的影响与后果。

当两个国际组织发生制度重叠且处于分离的状态下时，对多元成员国而言，它们既要在一个国际组织内围绕某个确定的议题展开谈判，也要在另外一个国际组织内讨论相同的议题。这些多元成员国就处于“嵌套博弈”之中。根据上述对“嵌套博弈”的描述，我们可以做出以下两个推断：首先，多元成员国在一个国际组织所采用的行动策略取决于或影响着它们在另一个国际组织内采用的策略；其次，正是由于第一个逻辑，一个国际组织在某项议题上的进展受另一个国际组织在该议题内的谈判结果所影响。这一点类似于托马斯·格林与塞巴斯蒂安·奥波斯赫所说的制度互动，也即是一个国际制度的发展与绩效会影响另外一个国际制度的发展与绩效。

我们假设存在两个重叠性国际组织 A 与 B，且 A 与 B 处于分离性重叠状态下。如图一所示。其中存在 a,b,c……等多元成员国，而 d 与 e 等国是单一组织成员国。根据上述分析，由于 a,b,c 等多元成员国的存在，组织 A 与组织 B 相互影响。以世界贸易组织与国际劳工组织为例，当发达国家将劳工标准纳入到世贸组织的体系之后，世贸组织与国际劳工组织发生制度重叠。对于两个组织的多元成员而言，它们在一个组织内所做出的承诺将会影响它们在另一个组织内的承诺。

一般而言，多元成员国最初是愿意保持两个重叠国际组织的分离，其原因在于：（1）国际制度的“非中性”。所谓制度非中性是指“同一制度对不同的人意味着不同的事情”，在同一制度下人们的获益大小是不同的。国际制度同样具有分配性效应，国家在不同国际制度框架下合作的收益大小是不一样的。正所谓同一制度对不同的国家意味着不同的事情，国际制度背后反映的权利与利益的不平衡分配。在上图中，对于重叠成员国 a、b、c 三个国家而言，它们在 A 与 B 组织内获取的收益也是不相同的，假如 a 能在 A 中获取超额激励，那么它就会维持 A 的地位和领域。同理，b 与 c 也是如此。（2）在不同国际组织内合作的交易成本也是不一样的。不同的国际组织，其制度安排是不同的，由此形成了不同的治理结构。威廉姆森指出，“由于人们的理性有限，又要对付投机问题，因此就有必要从制度上对其他类型的治理结构做出比较、评价，以了解人们能否适应这些制度”。这就表明，国家会对不同国际组织的治理结构进行比较，如果一种制度安排比另一种制度安排更能减少交易成本，国家就会选择更能减少交易成本的制度安排。（3）国际组织之间制度化联系也需要成员国之间的谈判才能建立起来，第一个理由是国家最大化其收益，第二、三是国家竭力减少其合作成本的考虑使然。正是在上述三种考虑，重叠成员国要保持两个重叠性国际组织的分离。

在保持组织 A 与组织 B 分离的状态下，  a、b、c 等多元成员国就进入到了“嵌套博弈”的情景中。在嵌套博弈中，对于 a、b、c 三个成员国而言，它们所追求的最优结局就是既要保证自己所偏好的国际组织的地位和功能领域不被侵蚀或削弱，又要保证其他多元成员国履行合作协议，以避免合作的失败。因为在无政府状态下，合作的失败主要源于国家不履行承诺与不愿意参加某些合作性制度安排。然而，“嵌套博弈”告诉人们，当两个博弈不允许博弈参与者在每一个博弈中采用相同的策略时，那么博弈参与者就必须决定把重点放在哪一个博弈中：当它们选择在某一个博弈中实现结果最优化时，那么在另外一个博弈中的结果就可能是次优的。

元成员国只会在自己所偏好的国际组织内做出最优选择，而在另一个国际组织内做出次优选择。所谓最优选择，就是指成员国推动国际组织的功能扩展以及在该组织内达成合作协议，并履行这些协议等；所谓次优选择，是指成员国否决国际组织的功能扩展，或者消极支持该组织功能扩展。如果所有的多元成员国都纷纷在自己偏好的国际组织内做出最优选择，而在另外一个国际组织内做出次优选择，那么“嵌套博弈”的最后结果将是两个国际组织的“相互封堵”。例如，当a 在国际组织 A 内做出最优选择，必然会在国际组织 B 内做出次优的选择；同理，当 b 在国际组织 B 内做出最优选择，必然会在国际组织 A 内做出次优选择。以此类推。当这些多元成员的制度偏好分化严重时，谁也无法实现自己所追求的最优结局，这反过来又削弱了重叠性国际组织的能力，降低了国际组织供给公共产品的效率，从而增加了成员国之间的不确定性。另外，由于国家偏好分歧，多元成员国达成协议的难度大大增加。因此，我们可以说，国际组织的分离性重叠增加了成员国之间的谈判成本。

重叠性国际组织在分离状态容易诱发多元成员国的机会主义行为。根据马克·布施、约瑟夫·瑞皮耶、劳斯蒂亚与维克托等人的研究，在国际制度重叠情形下，国家容易进行一种被称之为“制度挑选”（forum  shopping）的行为。

所谓“制度挑选”就是存在多个处理某一问题的国际制度，且任何一个国际制度都不能成为“焦点”制度，在此情况下国家会从这些国际制度中选择一个制度作为合作或者处理问题的框架。 “forum shopping”是来自英美法系中的一个术语，常常被称作“挑选法院”、“选购法院”、“竞择法院”等，它的原意是指“当事人将自己的诉讼提交到一个他感到可以获得最有利判决的特定法院或者法域的行为”。

 “挑选法院”行为的发生需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当事人有选择管辖权的机会，二是多个享有相同管辖权的法院并存。“挑选法院”是一种机会主义行为，在很多情况下，当事人根据一己私利去选择最能满足自己利益的法院。这种行为最终造成的结果是，它会使当事人滥用选择法院的机会“操纵”判决结果并引发道德风险，比如导致法律不确定、降低了法律权威、增加诉讼成本等后果。

研究国际制度复杂性的学者借用“制度挑选”来刻画制度重叠背景下多元成员国的机会主义行为。进行“制度挑选”的国家是利用制度重叠的机会，以自我利益最大化作为制度选择的标准，以便能“得到它们想要的，规避它们不喜欢的规则以便获取政治上的优势”。“制度挑选”是合作执行阶段的机会主义行为，它的出现既与国家制度偏好的分歧有关，也与在制度重叠背景中多元成员国无法树立某个制度作为“焦点制度”有关。传统的理性国际制度主义者认为国际制度可以减少交易成本，它是指在包括众多国家的复杂情景中，国际制度提供了一个“构造性焦点”（constructed focal point）使得某种合作结果成为一种凸显性特征。在此情景下，国际制度可以汇聚行为体的预期，减少谈判成本，通过建立规则约束和信誉机制来促进国际协议的执行。但是理性制度主义的论断是建立在单一制度的基础之上，也就是说理性制度主义者没有考虑制度重叠问题。在制度重叠的情景下，不同国际制度同时治理相同的问题领域，给予不同国家不同的收益，这就会加剧国家制度偏好分歧。再加上，在“嵌套博弈”中，多元成员国无法就构造“焦点制度”达成一致。因而，在合作的实施阶段，国家会采取“制度挑选”的机会主义行为。例如，在国际植物基因资源保护领域存在大量功能重叠且效力上没有等级划分的国际机制，这些不同的国际机制为国家提供了不同的谈判场所（forum），这会刺激国家寻求那些最符合其利益的国际机制（开展合作协商）。在此情景下，国家之间达成协议，开展合作的难度就会大大增强。比如,在生物基因资源的保护上,发展中国家主张以世界粮农组织作为谈判场所,而欧美发达国家不仅将基因资源的保护与知识产权的保护联系起来,而且还主张将该议题置于世贸组织的谈判进程中。

多元成员国的制度挑选行为带来的直接后果是削弱了国家的可信制度承诺，使其合作伙伴所面临的不确定性增大。制度挑选意味着国家可以存在众多的外部选择，这些外部选择会直接影响国家对其它国家所做出的承诺的可信性。根据托马斯·谢林的说法，只有当谈判一方约束了自己的选择范围，才能使自己的承诺更加可信。而制度挑选却反其道而行之，在多个国际制度中左右逢源，其机会主义行为的本质必然降低国家制度承诺的可信度。因此，在两个重叠性国际组织中，任何一个多元成员国的制度挑选行为都将使其它国家面临机会主义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