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国际组织研究中的委托代理理论，决定国际组织间关系的因素主要有两种：一是成员国的因素；二是国际组织自身的因素。这就表明，国际组织之间的任何制度性安排既要满足成员国的利益需求，也要满足国际组织自身的需求。国际组织间关系的建立以及合作生成是在成员国与国际组织自身的推动下进行的。这种双重动力对于推动国际组织间关系的形成是同时作用，缺一不可的。 基于上述理论，我们对欧盟-北约战略伙伴关系的成因提出如下假说：欧盟-北约战略伙伴关系是在两种动力的推动下形成的：成员国的动力与组织自身的动力。

自 1992 年马斯特里赫条约之后，欧盟成员国加强了在外交与安全政策方面的合作，并且建立了正式的合作框架——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CFSP）。不仅如此，西欧国家还在冷战尾声重启了沉睡多年的西欧联盟。冷战后的北约也发生转型，从单纯的集体防务组织转向兼具集体防务与危机管理功能的组织。在此背景下，欧盟与北约成为两个重叠性国际组织。然而，在最初的一个时间段内，欧盟与北约虽然存在成员与功能重叠，但仍处于分离状态。 欧盟与北约的分离性重叠让欧盟与北约的多元成员国置身于“嵌套博弈”中。如果欧盟与北约的多元成员国制度偏好发生分歧，那么欧盟与北约的转型谈判必然困难重重。欧盟与北约的分离性重叠也给其多元成员国带来了“制度挑选”的机会。由于越来越多的欧洲国家感觉到“他们的政府对美国的战略思维没有真正的影响”，并且，“北约已经建立起来的磋商机制存在成为单向度（uni-directional）的风险”，欧洲国家开始尝试寻找替代性的安全制度。詹妮弗·麦德卡夫发现，当共同欧洲安全与防务政策建立之后，北约的一些欧盟成员并不总是在北约的框架下寻求安全与防务的合作努力。上述两种因素增加了欧洲国家安全合作的交易成本。

因此，我们假设：当欧盟与北约的分离性重叠导致成员国合作的交易成本上升时，这些国家便会协调欧盟与北约之间的关系，在欧盟与北约之间建立起制度化联系。这种制度化联系的结果便是欧盟-北约战略伙伴关系的成立。

上述假设需要我们去观察冷战后欧盟与北约多元成员国安全合作的交易成本的变化情况。对于交易成本变化的测量，我们只需要根据它的构成内容与属性来观察它的变动情况，无需计算出具体的数值。正如威廉姆森所指出的那样，“即使要分析实际例子中的交易成本，也几乎没有人想要直接算出其大小来。相反，研究实际例子的目的，只不过想搞清楚，这些组织内部的关系（签订合同的实践及治理结构）与交易成本理论所预言的、交易中各种属性的要求是否一致而已。”

基于此，我们主要采用下列方法：

（1）观察欧洲国家在有关欧盟防务以及北约转型等问题上谈判，判断欧盟与北约分离性重叠以及国家制度偏好分歧是否导致谈判成本上升；（2）通过观察在对外行动中，欧洲国家是否存在制度挑选的机会主义行为；（3）欧盟与北约的分离性重叠以及大西洋主义与欧洲主义间的分歧是否影响了欧洲国家之间的信任；以及是否导致了欧盟与北约多元成员国的不确定性上升。通过对上述问题的回答，我们来衡量欧盟与北约分离性重叠的背景下欧洲国家安全合作的交易成本变动情况。

（二）欧盟-北约战略伙伴关系的组织动力假说

资源依赖也是欧盟与北约面临的主要挑战。冷战后，欧盟试图建立自己的防务体系，承担“彼得斯贝格任务”，这需要成员国提供资源；而北约转型，特别是从一个军事同盟转向能够处理“非第五款”任务的地区安全组织，更需要成员国供给资源。正如詹妮弗·麦德卡夫所说，欧盟与北约 “都从同一池塘里提取资源”（draw from the same pool of resource）,这是二者面临的主要问题。欧盟与北约的资源汲取机制都是一样的，都需要从成员国提取资源。这种组织资源来源的同质性决定了欧盟与北约在资源是相互依赖的。也就是说，成员国如果投入欧盟资源较多的话，自然就会向北约投入较少资源。反之亦然。罗伯特·亨特也指出，发展欧盟防务必然会抽走欧洲大部分防务资源，这会使北约变得无效，因为欧洲没有充足的资源建立两套军事力量。从美国以及其它非欧盟北约成员国对欧盟防务建设的反应来看，也可以资源问题在欧盟与北约关系中的重要影响。美国一直强调欧洲安全与防务政策不能与北约能力相重复，比如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 1998 年提出的“3D”原则，明确要求欧盟防务要避免“不必要重复”，2001年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在慕尼黑举行的欧洲安全政策年会上也着重强调欧盟不能重复建设，否则将会削弱北约，进而损害跨大西洋关系。一些西方政要人士纷纷指出，两个组织（指欧盟与北约）应保证不重复劳动，特别是在国家预算紧缩严重时期。

因此，我们对欧盟-北约战略伙伴关系构建的组织动力假说是：欧盟与北约彼此之间的资源依赖迫使欧盟与北约去协调彼此之间的关系，建立一种集体行动的架构。如果欧盟与北约不对彼此之间的关系做出合理的、制度性安排，双方不可避免的就会围绕组织资源而发生竞争。这种竞争的结果最终将会损害双方的应对复杂安全任务的能力。正是基于资源依赖的压力，欧盟与北约对建立合作性伙伴关系的意愿也在不断增强。北约前任秘书长夏侯雅伯指出，在他看来，欧盟-北约的关系不是一个组织取代另一组织的零和博弈，而是可以在应对共同安全挑战面前结成合作伙伴。曾任欧盟军事参谋部主任的让·保罗·博卢克中将在法国巴黎举行的全球安全研讨会上说道，欧盟与北约是两个不同的组织，目标接近但却有各自具体的利益，然而通过“互补、协调与合作，欧盟与北约可以建立起双赢的局面”。而欧盟的外交代表索拉纳更是力主寻求与北约建立战略伙伴关系。

本文主要从三方面来衡量欧盟与北约的组织资源：（1）欧盟与北约维持日常运营以及对外开展行动所需的资金；（2）欧盟与北约的对外行动所需要的部队；（3）欧盟与北约自身建立起来的组织资产，比如北约总部的战略策划与行动计划机构、欧盟所建立起来的警察部队、司法援助小组等民事资产。

对于欧盟与北约的资源依赖程度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分析：（1）两个组织的资源汲取机制，如果两个组织的资源来源相同或者部分重合，那么欧盟与北约资源依赖程度就越高；（2）从欧盟成员国的国防预算变动情况来分析，如果成员国削减国防预算，那么欧盟与北约资源依赖程度就增高；（3）从欧盟与北约所拥有的组织资源差异度和互补性来分析，如果二者所拥有资源的差异度越大，互补性越高，那么欧盟与北约资源依赖程度就越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