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计职业化是高效率的必要保证，对于提高审计人员的素质、加强审计职能、推动审计技术方法的发展均有着十分积极的时代意义。但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民国时期文化教育水平整体偏低以及战争等因素的影响，近代审计机关存在专业人员比例偏低、裙带关系明显、审计人员流动频繁等问题，这些问题成为审计职业化发展的阻碍。

    (一)专业人员比例偏低

    据笔者统计，北京国民政府时期政府审计机关人员数量大致维持在190 } 270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有所增加。抗战初期，受战争的影响，审计机关人员锐减至不足百人。随着抗战进人相持阶段，审计人员数量开始逐渐回升，抗战后期人数不断增加，1946年达到434人，此后基本维持在400人左右困。可见，近代审计机关的人员总数并不大，其中除了正式的公务员之外，还有大量雇员。据《中华民国审计院(部)职员人数统计表》记载，审计部的雇员比例常年维持在30%左右，抗战期间雇员的比例更是高达40%以上，1936年雇员的比例最低为17% }6}。除了雇员之外，在正式编制的人员中还有较多的一般行政人员。据1934年、1937年和1941年的《审计职员录》记载，当年具有专业职称的审计、协审和佐理员占总人数的三分之一左右，总体比例偏低。

    审计机关专业人员比例偏低与人职要求高有一定关系。据当时《审计部公报》记载，“(《审计法》)对审计的资格限制甚严，法意固善，惟我国初办计政，审计人才网罗不宜，若资格限制过严，则有学识的常为经历所限，有经验的又为学历所扼，以致真才不能登用，职务不可备举”。严格的准人制度虽然有利于审计职业化水平的提高，但是与当时人口的总体素质和教育水平的实际情况却有所背离，故而容易导致审计人才网罗不易。

    (二)审计机关存在官燎弊病

    近代审计机构招录人员先以资格任命制为主，后采用考试选拔。这种看似公开公平的制度，背后却同样存在某些弊病。例如有学者指出，审计机构职员的籍贯属地具有与审计长官籍贯属地变动基本一致的现象，呈现出明显的裙带关系「}a}。河南籍审计院长丁振铎任职期间，河南籍的审计人员明显增多，其中与丁院长同属河南罗山的就有12人。而江苏籍的庄蕴宽担任院长期间，江苏籍的审计人员占比从第三(13. 64%)跃居第一(21. 25% ) }`5}。至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这种现象仍然存在。例如，审计部的第一任部长于右任、第二任部长茹欲立和第三任部长李元鼎均为陕西籍，在他们就职期间，在审计部就职的陕西籍审计人员最高时占到了三分之一，可谓独占鳌头。而至广东籍的林云陕担任部长时，广东籍审计人员数量明显增加，而陕西籍的审计人员数量则急剧减少。时人指出，“盖中国政界，有一最恶劣之习惯，不论官之大小，其登台时，必须携带私人若干，即所谓班底是也，始得指挥如意”。民国时期国家审计机构人员籍贯属地相对集中的现象的出现绝非历史巧合，而是民国时期整个官僚体制中裙带关系和老乡观念的伴生品

    此外，官僚体制中其他一些常见的弊病在审计机关也同样存在。例如，著名会计专家雍家源先生曾经在审计部担任审计兼总务长，因为他与三位同事主张审计调度人员须经审计会议通过才能任命，此议与审计部次长意见相左，雍家源被外调任湖南省审计处长，其他三人先后也被调离。在湖南，雍家源强调摒除贪污，戒绝浪费。1943年，湖南审计处第三组主任赵某有贪污嫌疑，他调查取证，向审计部检举，结果赵某仅被调离，并无处分，失望之余他坚决辞去职务

    民国时期整个官僚体制中裙带关系、老乡观念、长官专行以及各种腐败等弊病盛行，尽管当时审计机关的政绩在诸多政府机关中名列前茅，但是这些体制内固有的弊病也同样存在，这严重影响着审计职业化的发展。

    (三)审计人员流动频繁

    民国时期，审计机关人员流动频繁，这对审计机关的职业化发展造成了较大的影响。造成审计人员流动频繁的原因中，除了政治裙带关系之外，另外两个因素也不容忽视。

    首先是战争的因素。抗战爆发前，四川籍的审计人员并不多，但是抗战爆发后，四川籍的审计人员数量增长较大，而江苏(含南京)籍的审计人员的数量则明显减少。上述数量的变化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抗战前审计部设在当时的首都南京，而战争爆发后，审计部内迁至四川重庆。这其中有部分审计人员因为战争而无法内迁，这也是抗战初期审计机关人员大量减少的主要原因。

    另外，审计机关人员有着良好的素质和丰富的经验，在社会上十分受欢迎，这也是审计机关人员流动频繁的原因之一。有文献记载，“近来公私会计事务之发展，各机关团体，对于服务于审计机关之人员，莫不设法延引，提高待遇，致其改就离职者为数甚多”。尤其是抗战爆发后，公务人员收人水平明显降低后，迫于生计，很多有丰富工作经验的审计人员纷纷离职，这也造成了审计机关人员流动频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