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教科书体系自身存在的问题，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就已经开始了对教科书体系的反思与批判。这一问题真正获得普遍的关注则是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的事。但是，如何面对传统的教科书体系，各门不同的人文社会科学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反思30余年来教科书体系改革哲学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   

第一，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各门人文社会学科开始摆脱传统教科书体系的束缚，逐渐回归自身发展的逻辑，建构自身的理论体系。在这个过程中，各门具体的人文社会学科并没有对传统教科书体系进行反思和批判，更多的是简单地直接抛弃。但对于哲学，特别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不完成对传统教科书的反思和批判，任何新的发展都是不可能的。因此，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是从批判传统教科书体系开始的。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界通过重新解读马克思的思想文本，大量地吸收、借鉴西方的理论成果，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成果，从而实现了理论思维范式的转换，建构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多种不同的理解模式。因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思想，正是建立在对传统苏联教科书体系和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批判基础之上的。通过对传统教科书体系的批判，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完成了理论研究范式的转换，从而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全新视界。在这个意义上，孙正幸先生说当今是后教科书哲学时代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把这种理解扩展到全部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则会出问题。  

 第二，一部分人文社会科学直接摆脱教科书体系的束缚，主动回归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来重新建构自身的理论体系。而那些还紧紧抓住教科书体系逻辑不放的学科，只能在不断的自我哀叹中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研究领域逐步丧失。不得已地返身向政治意识形态领域寻求合法性的支持—毕竟在这个领域还有他们的同盟者—从而以坚定的左派的名义继续招摇撞骗、摇旗呐喊。但是无论怎样，他们已经无可挽回地、不可避免地要退出历史的舞台。经济学领域的政治经济学大概就处于这样的境地。①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大量的西方社会科学理论进人到中国，并成为国内各社会科学领域的“主流”“主导性趋势”。但是，由于缺乏对中国现实问题的深切关注、深刻理解，更由于没有认真清理本学科领域已有的思想基础，各种国外的社会思潮只不过在形式上适应中国社会对深化改革的需要，但实质上并没有切中中国的现实问题，或者说无法真正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更准确地说，他们所谈论的并不是中国的问题。虽然一些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的学者认识到了这种状况，并尝试进行理论上的反驳，可是却发现自己原有的话语体系之中根本无法容纳新的理论内容，索性就抛弃原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逻辑。但是他们忘了，抛弃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逻辑—无论是哪个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是无法理解和阐明当代中国现实问题的。历史学领域的状况大致如此。②  

 第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这种变化的直接后果就是思想领域各种思潮的相互冲突，而改革开放进程中中国社会结构性的变革则为各种社会思潮在中国的生根、发展提供了适合的土壤。从而严重冲击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并直接影响了当代大学生的思想状况，进而催生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催生了一个新的学科—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这恰恰表现了另一种对待传统教科书体系的方式，即一方面在实践上已经突破了传统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建构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另一方面却又死死地抓住那顶旧有的马克思主义—实质是传统教科书体系的帽子，以便为新的理论体系提供一个“合法性”的外衣。因为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合法性是植根于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历史的实践之中的，并不需要这样一件破旧的外衣。尽管在“多年来我们把它(教科书体系—引者注)当作‘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标准模式，应该说已经吃尽了苦头，现在它虽然已被排挤出实践领域，但作为‘无害的神像’，人们对它不能研究、讨论，意识形态上却又苛求每一个人必须去‘信仰’、背诵，这就是我们当前的尴尬局面。”③    因而，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各项成果中，突出的表现就是一种理论的“杂拌”现象，即一方面要维持旧的、来源于教科书体系和原则的理论结构，另一方面又试图容纳新的内容。结果是有的课题组因为这种内在的矛盾根本无法统一而流产;有的课题组则在新与旧之间达成妥协;有的课题组则停留在原有的教科书体系内。而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来说，这种状况则更为严重。在现代中国哲学史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实际上表现为三个领域、三种形态，即学者专业活动的学术生活领域的“论坛哲学”、经济生活和日常生活领域的“实践哲学”和政治宣传和思想理论教育领域的“讲坛哲学”。④就三个领域来说，“论坛哲学”已经完成了对教科书体系的反思和批判，并开辟了全新的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和思想体系;而“实践哲学”作为现实的经济、社会生活的指导已经带来了中国社会天翻地覆的变化，并逐渐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讲坛哲学”则基本上还停留在教科书体系之内，虽然尝试吸收新的理论和实践成果，但在传统的体系框架内根本无法容纳新鲜的内容，从而进一步凸显了这一体系与现实的理论和实践的创新之间的矛盾。因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学术群体从理论根基来说，是传统的教科书体系，但他们面临的任务却要为实践领域的理论创新与现实的生活变化进行论证。这种情况突出地表现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科的研究中马克思思想的缺失，即仅仅是遵循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理论逻辑来阐释这一“实践哲学”的思想体系，但是由于缺乏对现实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的深人理解和分析，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科的理论论证失去了现实性，成为文件语言重复性的自言自语，自然也就达不到宣传思想工作的目的。当然，在“论坛哲学”与“实践哲学”之间也并不是完全一致的。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对教科书体系的批判仅限于自身的领地，并没有深人到现实社会生活的实践领域，更没有触及其他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这是因为: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界通过批判教科书体系回归到马克思思想文本与各门具体的人文社会科学对教科书体系的抛弃(对他们来说，抛弃教科书体系与抛弃马克思主义理论是等同的)之间立场的对立;另一方面，对教科书体系为主导的社会生活领域则持一种不置可否的态度，以为“实践哲学”还戴着那顶马克思主义—实质是教科书体系—的帽子。“实践哲学”与“论坛哲学”“讲坛哲学”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就在“不争论”的策略中“相安无事”。   

因此，我们可以说对传统教科书体系的批判并没有完成。各门人文社会科学简单地抛弃传统教科书体系，既不能正确评价教科书体系对于那段中国历史所具有的决定性意义，自然也就不能真正理解现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也不能完成对自身理论基地的清理，从而使其理论的建构无法深人触及现实的社会生活，更不可能真正影响到人们的思维方式。因此，我们今天同样面临着马克思当年面临的问题，即理论必须走出自身去直面现实的社会生活，通过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批判彻底完成对传统教科书体系的清理，以重建现代中国人的思维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