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模型与数据  

1.  实证模型   

随着互联网的不断普及，开放教育模式得到了广泛应用。我们在控制了各地区人均收人增长、人均受教育水平、交通的可达性和电话普及率等因素的影响后，来验证互联网普及对远程教育的影响，具体设计基本计量模型如下:   

Y}=a}+a, lniuternet，+a=g办c，+a3edu，+a4lniufra，+aslntel，+s,+刀+二，(1)  其中，i为省份，:为年份，a。为常数项;Y}，表示被解释变量，我们利用国开大开放教育在校学生数来衡量开放教育的发展程度;iuteruet表示互联网普及，我们利用地区的互联网用户数除以地区的常住人口数来计算;g办。表示人均GDP增速;edu代表人均受教育程度;infra代表交通基础设施，在此我们用公路密度来衡量。s，表示随时间变化的变量的影响;刀表示随时间变化的各个地区的异质性变量;二，表示随机扰动项。互联网的普及使开放教育的开展更加便捷，只要是互联网覆盖之处，学生就可以不限地点、不限时间地自由学习，降低了学生的学习成本。因此，我们假设互联网普及将显著提升中国开放教育规模。   

为验证互联网普及对开放教育的影响效应，本文的实证战略关键在于如何处理互联网普及与开放教育之间的内生性问题。由于开放教育程度高的地区，往往互联网普及率也相对较高，因此人们会质疑到底是互联网普及带来了开放教育水平的提高，还是其他遗漏因素带来的影响。中国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电信体制改革为本文寻找工具变量提供了重要启示。本文参考郑世林等的做法，利用中央政府自上而下的电信拆分和重组改革引起的省级电信行业市场集中度的变化作为工具变量，来克服互联网普及与开放教育之间由于因果倒置、遗漏变量等带来的内生性问题。一个理想的工具变量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第一，它必须与内生的解释变量(即互联网普及)有显著的关联;第二，给定已有的控制变量的情况下，它必须与回归方程的残差项无关。工具变量的第一个条件比较容易满足，这是因为电信改革所引起的各省电信市场集中度下降，市场竞争加剧导致电信价格下降，使得互联网普及率大大提升。要满足第二个条件则面临一系列挑战。从各省电信行业市场的角度看，在国家层面大规模的电信拆分和重组改革是自上而下的外生冲击，因为电信运营商在各省的分公司都属于集团总部管理，不隶属省级政府管理，而且电信改革更多是从中央层面的电信发展战略考虑。但即便如此，也还存在一些渠道使得地区电信市场的竞争与本地区的开放教育程度相关，比如电信市场竞争加剧导致传统电信业务增长，从而促进了本地区的开放教育。这说明我们在回归方程中必须控制这些可能的影响渠道。鉴于这些考虑，我们在回归方程中控制了地区人均CDP增长、人均受教育程度、公路密度、电话普及率等变量。在控制这些变量之后，我们认为由电信改革引发的电信市场集中度的变化与残差项无关，即电信市场集中度只能通过互联网普及影响开放教育水平，而不存在其他渠道。  

 2.数据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涵盖2002 - 2010年中国大陆31个省、市和自治区宏观经济、电信行业发展的面板数据和开放教育发展的面板数据。数据的来源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宏观经济数据主要来源于2002 -2011年《中国统计年鉴》和《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二是，电信行业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通信统计年度报告》和电信企业逐年统计年报;三是，开放教育的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广播电视大学教育统计年鉴》中的国开大全国高等学历教育学生中的开放教育统计。

二、实证结果   

1.  基本实证结果   

我们首先利用省级面板数据对模型(1)进行了估计，回归结果列于表2中，以检验互联网普及对国开大开放教育招生人数的影响。从表2第(1)列可以看出，当我们控制了地区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时，每百人互联网用户数显著提高了国开大开放教育招生数，在1%显著水平上，互联网用户普及率每提高1%，国开大开放教育招生数提高0. 262%。在第(2)列中，由于人均收人水平的变化会影响国开大开放教育招生数，为此控制人均CDP增长率之后，我们发现互联网普及率仍然对国开大开放教育招生数具有显著的影响，而且系数保持不变。为控制地区在教育水平和交通基础设施上的差异，我们又控制了人均受教育水平和公路密度，第(3)列实证结果显示，互联网普及率仍然保持在1%水平上显著。最后，我们又控制了传统电信基础设施的影响，第(4)列显示，互联网用户普及率每提高1%，国开大开放教育招生数提高0. 258%，而且显著性水平仍然保持在1%。这个结果说明，随着互联网普及，通过互联网远程技术手段，突破了人学者地域、学习时间等限制，教师和学员通过网络传输、邮件、音频、视频等多种形式进行互动，大大促进了国开大开放教育的发展。   

此外，其他控制变量也基本符合经济学理论和直觉:首先，人均CDP增速对开放教育招生人数具有正向影响，但并不显著，这说明地区人均收人提高虽然与开放教育招生正相关，但不是显著性因素。其次，地区人均受教育水平对国开大开放教育招生数具有显著负向影响，这说明一个地区教育水平越高，接受国开大开放教育的招生数越少，原因是教育程度高的地区普通高校教育比较普遍，因此对国开大开放教育呈现出负效应。此外，地区公路密度越高，开放教育招生数越少;传统电话基础设施越普及，开放教育招生数越多，但是地区交通基础设施和传统电信基础设施对国开大开放教育招生数影响并不显著。   

1.  工具变量估计结果   

为了克服互联网普及与国开大开放教育之间的内生性问题，我们利用“OLS + 2 SLS”方法，重新估计了模型(1)，回归结果分别报告于表3和表4中。其中，在(1)一(4)列中，F检验不能拒绝强工具变量有效的原假设。在表3中，我们首先进行了第一阶段的OLS估计，在第(1)列中，电信市场集中度(HHl)与每百人互联网接人用户数呈现显著负相关关系，这说明电信体制改革带来的电信市场竞争显著促进了互联网普及的发展。在第(2),(3)和(4)列中，我们又分别加人了人均CDP增速、人均受教育年限和公路密度，以及百人电话普及率，仍然发现，电信市场集中度与每百人互联网接人用户数在1%水平上显著负相关。可能的解释是，在2002年中国政府对固定通信市场处于垄断地位的中国电信进行了南北拆分，在拆分之后，允许新中国电信和中国网通双向进人，大大促进了互联网普及的发展。而且2008年中国政府进行了电信重组改革，允许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进人移动电信市场，同时允许中国移动进人到固定通信市场，这种跨越业务进人竞争也显著促进了互联网普及的发展。在表4中，我们通过第二步工具变量估计验证了互联网普及对国开大开放教育的影响。在第(1)列中，每百人互联网用户数促进了国开大开放教育招生数，每百人互联网用户数每提高1%，国开大开放教育招生数提高0. 983%。与表2的回归结果相比，显著性水平下降到5%，但是回归系数明显增大。在第(2),(3)和(4)列中，我们又分别加人了人均CDP增速、人均受教育年限、公路密度，以及百人电话普及率，结果显示，每百人互联网用户数仍然显著提高了国开大开放教育招生数。在加人了所有控制变量之后，每百人互联网用户数增长1%，国开大开放教育招生数提高0. 938%。因此，解决了互联网普及与开放教育之间的内生性问题后，仍验证了前文的假设，即互联网普及带动了电信开放教育的发展。此外，从控制变量来看，该地区人均受教育年限越长，那么国开大开放教育招生数越低;交通基础设施越差的地区，国开大开放教育招生数越高;其他控制变量的影响并不显著。   

2.  稳健性检验   

为了进一步检验结论的稳健性，我们又使用国开大开放教育的产出变量替代开放教育的招生数，考察互联网普及对国开大开放教育的影响。由于互联网普及之后，互联网普及带来了先进的多媒体网络教学互动模式，比如大型在线开放课件(OCW)、开放课程(MOOC )等的发展极大促进了国开大远程教学质量，可以猜想，相对国开大在扩大招生，互联网发展应该更能促进国开大开放教育的毕业生数。因此，如果互联网普及发展对国开大开放教育毕业生数影响不显著，那么就说明前文的实证结果并不稳健。同样利用2SLS方法，将国开大开放教育毕业生数作为被解释变量，重新估计了模型}2 )，回归结果列于表5中。从表(1)-(4)列可以看出，无论是不加控制变量，还是增加人均收人增长、人均受教育年限、公路密度和百人拥有电话数量，每百人互联网用户数都显著促进了国开大开放毕业生人数的增加，从而进一步验证了前文的假设。从第(4)列可以看出，在5%的显著水平上，每百人互联网用户数每提高1%，国开大开放教育毕业生数提高128 %，而且比对国开大开放教育招生数的估计系数高出0. 19个百分点。五、研究结论进人21世纪以后，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中国开放教育经历了前所未有的跨越式发展。那么，究竟互联网普及对中国开放教育发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本文以国家开放大学高等开放教育为例，利用2002 - 2010年省级面板数据，考察了互联网普及对中国开放教育的影响，研究发现，互联网普及对国开大开放教育招生数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为了控制互联网普及与开放教育之间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利用电信体制改革所带来的市场集中度变化作为工具变量，研究仍发现互联网普及显著促进了开放教育的发展，每百人互联网用户数提高10%，国开大开放教育招生数和毕业生数将分别提高9.38%和11.28%。研究结果说明，互联网普及的发展会带动中国开放教育的繁荣，形成了对普通高校学历教育的重要补充，对中国教育公平和教育水平提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研究了一种基础设施发展对新型教育模式的影响。这不仅对高等开放教育的发展，而且对高等教育整体发展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人均受教育水平与发达国家之间存在较大的差距，但是又受到公共教育财政支出的限制，难以保证高等学历教育向社会充分开放。中国高考被长期称为“过独木桥”式的选拔教育，阻隔了很多人的大学梦。而近年来互联网普及使得一些原本没有机会接受学校高等学历教育的人，能够通过开放教育模式进行高等教育学习，充分利用现有的公共教育资源，带动了教育的均等化和公平化，节省了国家教育财政开支，提高了国民教育素质和水平。所以，本文的研究结论对推进互联网普及，破解教育公平难题具有重要启示。  

 有鉴于此，一方面，我国应该继续推进互联网普及发展。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互联网普及率还处于较低水平。因此，我国应该加大宽带等互联网普及的投人力度，尤其是在中西部偏远地区一些互联网普及率低的地方，需要加强互联网普遍服务机制，继续通过“宽带中国”工程，优先支持中西部互联网普及的发展。此外，近年来移动互联网技术发展迅速，比固定互联网的使用更便捷，更有利于促进开放教育水平的提高。因此，加大对移动互联网的普及建设和技术研发力度，鼓励开发支持随时随地学习的手机APP，将进一步促进开放教育的发展。   

另一方面，在进一步促进国开大教育资源开放的同时，应该鼓励高等院校、民营教育集团等加大开放教育力度。目前，国外大学纷纷加人MOOC阵营，共享优质教育资源。相比之下，中国很多高等院校较为重视传统教育模式发展，却对开放教育不够重视，一些核心的教育资源没有被充分利用，造成了巨大的资源浪费。因此，随着互联网的发展，高等院校应该加大开放教育力度，让更多的社会大众受益。另外，也可以通过民营教育集团的发展，来撬动高等院校的师资力量，通过市场机制，充分带动中国开放教育的发展。当然，这也需要中国政府提高对开放教育学历的认可程度，放松对民营教育机构的进人监管，加快建设学分银行，构建起终身教育“立交桥”，从而促进中国开放教育的大发展与终身教育体系的不断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