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从《校雌略》关于图书搜求的记载中，我们可以注意到郑樵将求书拓展到藏书这个领域。《校雌略·求书之道有八论》载:“礼仪之书，祠祀之书，断狱之书，官制之书，版图之书，今官府有不经兵火处，其书必有存者。此谓求之公。”针对图书搜求这个问题，郑樵从官府藏书的角度，提出礼仪、祠祀、断狱、官制以及版图等方面的图书可求之官府的建议。又如《校雌略》中的《收书之多论》述:“观国家向日文物全盛之时，犹有遗书，民间所有，秘府所无者甚多，是求之道未至耳。”《亡书出于民间论》云:“应知古书散落人间者，可胜计哉，求之之道未至耳。”《求书之道有八论》载:“书不存于秘府而出于民间者甚多，如漳州吴氏，其家甚微，其官甚卑，然一生文字间，至老不休，故所得之书多蓬山所无者。兼藏书之家例有两目录，所以示人者未尝载异书，若非与人尽诚尽礼，彼肯出其所秘乎?此谓求之私。”很显然，以上三文都是对民间私人藏书有一定的认识以后，针对图书搜求这个问题，而总结出来的理论。《艺文略))"家藏总目”下著录了十二部北宋时期私家目录，有:《都氏书目》、《沈谏议书目》、《沈少卿书目》、《李正议书目》、《荆州田氏书目》、((桥金堂书目》、《庆善楼书目》、《李邯郸书目》、《漳浦吴氏藏书目》、《万卷楼书目》、《万卷藏书目》以及《欧阳参政书目》。《校雌略》中亦零星述及以上私家书目。除上述列举之外，郑樵于《校雌略》中还称其“尝见乡人方氏望壶楼藏书颇多。”这些私家藏书目录盖皆为郑樵所亲见，为他撰写《艺文略》，编纂《通志》提供了大量的材料。可见无论是官府藏书还是民间私人藏书，郑樵在搜求图书的过程中，均有涉猎。

    其次，郑樵在搜求图书的过程中，亦提出了一些关于辑佚散亡图书的方法。例如《校雌略》中的《书有名亡实不亡论》强调:“书有亡者，有虽亡而不亡者，有不可以不求者，有不可求者”，通过论述"((文言》略例虽亡，而《周易》具在。汉、魏、吴、晋《鼓吹曲》虽亡，而乐府具在。《三礼目录》虽亡，可取诸三《礼》……纪元之书，亡者甚多，不过《纪运图》、《历代图》可见其略。编年纪事之书，亡者甚多，不过《通历》、《帝王历数图》可见其略。凡此之类，名虽亡而实不亡者也。”等多个情况，来说明如何利用辑佚之法搜求亡书。李更先生《宋代馆阁校勘研究》旱已指出，郑樵有关“亡书之学”的相关理论是其从图书搜求的角度提出的，并且其对典籍文献源流关系的认识和把握，与校勘发展过程中其关于校书资料的认识和考察不无关系。郑樵在求书过程中对辑佚散亡之书的实践总结以及理论的思考，为后学研究辑佚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张舜徽先生对于郑樵在辑佚学方面的贡献赞誉有加，称后世论及辑佚的具体方法时，乃本着郑樵的辑佚精神并进一步具体化。

   最后，郑樵关于图书的搜求还涉及到版本方面的内容。宋代是我国雕版印刷术的兴盛时期，“南北两宋三百余年间刻书之多，地域之广，规模之大，版印之精，流通之宽，都堪称前所未有，后世楷模。”而且宋代刻书遍及全国，浙江、四川、福建、江西等皆是主要地区。尤其是福建地区，该地区刻书事业繁荣，“民间读书风气浓厚，民间藏书丰富，应试举子与及第进士的人数不断增长，文学作品与学术著作倍增。”郑樵长期寓居在此，广泛地从民间搜求图书，保存了相当一部分私人藏书，记载了很多朝廷未收的图书版本。例如《古文尚书音》一书，唐世与宋朝皆无，而郑樵曾在漳州吴氏处看到。又如陆机《正训》、《隋志》与《新唐志》未著录，而郑樵在荆州田氏处见到。这些为我们了解典籍的版本源流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也为后世版本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