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群关系通俗来讲也就是领导干部和群众的关系，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体制下最为基础和重要的一对关系范畴。良好的干群关系并只是强调单纯的领导和被领导，还注重两者之间存在一种良性互动，使得领导者可以根据被领导的意见建议随时修正和完善自身行为，以此来更好地维护被领导者的合法权益。“四清”运动爆发之前，白银厂的干群关系并非一些人后来所说的那样“鱼水情深”，而在某些方面甚至相当紧张，一旦遇到合适的机会就会爆发出来。具体来讲，这种紧张主要体现在了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职工对于部门领导多吃多占、生活特殊化现象存在不满情绪。这种现象在三年困难时期显得尤为严重。在那三年的特殊时期，职工对于生活资料的重视程度是超过现在人想象的。但是，对于物资的分配，白银厂却没有一个统一明确的标准，很多领导干部利用职务便利大量占有生活物资，有的甚至进行倒卖活动从中牟利。在生活非常困难的时期，仅据农牧处、行政处、运输部三个单位几个月的部分记录反映，送给公司经理、党委书记的东西，就有各种肉两千多斤，糖、蜜六十九斤，油九十二斤，鹅蛋、花生、葡萄干、粉条等一百二十多斤。许多长、处级干部拿到的东西，也不少于经理、党委书记。  

  职工对于领导干部生活方面的特殊化现象也非常有意见。比如经理李子奇家中使用浴缸、给家里人订牛奶、使用沙发、常耀华和崔国权等领导周末跳舞。药剂厂原石灰车间党支部书记王某某调回厂部时，甚至大摆宴席，并组织工人夹道欢送，在宴会中还组织车间的女同志为其唱欢送词、祝贺词，欢送词的内容是:“王书记是个好领导，关心妇女很周到，今日你我两分离，心中难啥又难离，别后祝你身体好，一路顺风把厂归，还望你经常来指导，经常通信也必要。”这样的官僚主义作风严重降低了党员干部在群众的威信，并造成了干群之间情感上的对立^redlw.com。  

  战争年代所形成的良好的生活作风和群众路线，使得很多职工包括甘肃省委、冶金部乃至中央的一些领导，都认为干部生活特殊化就是自身腐败堕落的开始。作为底层的一般职工来讲，他们往往只在乎眼前的利益和看到的行为，他们习惯了用感官直观地去进行评判，再加上长时期的艰苦生活导致内心不断积压着不满与愤慈，在看到领导干部吃住用都好于自身时，很容易将这种情绪宣泄在领导干部身上。

    第二，领导干部对于职工的关心工作很不到位，主要体现在厂领导对于贫困职工和患病职工的帮助上。例如运输部火车司机宋岳同志反映:自己在1962年的时候得了伤寒，回家发烧41. 3度，给职工医院打电话让看结果没人理，还是让人抬到医院住院。后来经过和处长、书记、行政科长反映只照顾了五斤小白菜。由于生病吃不下饭，听说运输部里卖大肉，就让爱人去排队，但是他们说只卖给领导不卖给职工③。而在职工医院住院的一些老病号，多年来也没有领导去看望过，对其家属的关怀和照顾工作也做得不到位，使得患病职工寒了心，认为自己的一切都奉献给了厂里，而现在老了、病了，却被党和领导一脚踢开。很多职工非常迫切地希望改变这种现状，这也就是为什么联合工作组进入时受到了很多职工热烈欢迎的原因。例如，火焰山矿老工人代表张照民说:“我早就盼望这一天了，工作组来了以后，我就说做一个有良心的工人，这回应该把工作搞好。”老工人徐福修说:“过去领导就是喜欢能说会道的，不重视我们老工人的意见，现在变了，要听我们的意见了，我们就要把这些实际问题摆出来，彻底转变我们的企业。”老工人柯德胜同志说:“我公司设备是顶新的，而生产没有上去。过去我也提出意见，但不给解决，反而说我们老工人不好领导，一直受到打击，因而非常痛心，最后有些人下定决心离开白银厂，现在我安心了。”

    第三，技术人员长期受到不公正待遇，导致技术人员意见很大。在白银厂，技术人员的地位一直以来都是比较尴尬的，不仅长期得不到重视，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技术人员也是被斗争的对象，往往会被当成无用人员而下放掉。如原中央机修厂技术科长林海超，就因为说在企业中搞群众运动只能依靠少数懂技术的人而被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②。全公司共有工程技术人员四百四十五人，占干部总数的百分之二十。然而，对这批技术力量，往往却没有彻底贯彻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如露天矿技术员马世德，自修学习微积分被副矿长看见了，就批评他:“这么忙，还看曲线，想当资产阶级专家?”有些技术人员怕说“只红不专”、“白色专家路线”，就放松了对技术业务的学习redlw.com。

    由于知识分子被贴上了“资产阶级”的标签，过去一提到技术人员就想到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就是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就是臭。而且按照以往的政治运动经验，技术人员一犯错误就处理、法办，所以使一些技术人员产生了一伤心、二不敢(想管，但不敢管)、三怕(斗、捕、不给工作)、四做法(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明知不对少说为佳，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认为十年寒窗苦读别的没有得到，反捡了个臭知识分子的帽子。多年来技术人员的待遇，首先是政治待遇不能一视同仁，技术人员有很多政治、时事报告都听不到，中央报纸订不上，政治理论学习不系统，业务学习无人管；想要自学却一没情报、二没刊物、三没书籍④。而且技术人员在入党方面往往也比较困难，这就使得很多技术人员为了避免在政治上犯错误而彻底将自己原先的技术丢弃了，有的则放弃了技术学习。这都导致了白银厂的技术水平没有得到大幅度的提升。此外，很多技术人员在使用方面也存在着问题，很多员都被安排从事非生产工作的岗位，有的甚至被安排做工会主席、团支部书记、党支部干事、食堂管理员等。  

  第四、精简下放过程中伤害了一大批职工。随着三年困难时期的到来，白银厂开始了大规模的人员精简工作。白银厂除了正式职工以外，还有大量的家属工和临时工。家属工主要是由职工家属构成，为了照顾职工生活，由白银厂安置一部分家属从事辅助生产或者生活的相关工作；而临时工则是根据生产需要从周边地区招收一部分人员。三年困难时期的到来，使得白银厂生产停滞，物资资金严重医乏，实际上己经不需要大量的家属工和临时工，更无力完全承担这部分人的基本生活。因此，为了缓解眼前的困难，白银厂开始逐步精简人员、下放工人，首当其冲的就是这些家属工和临时工。从1960年7月开始，白银公司严格控制职工人数，尤其是临时工的人数，严禁各厂矿企业从周围农村、社会上乱招劳动力。1962年，公司决定继续精简机构，将1962年全部职工人数定为11270人，即在1961年末职工人数的基础上精简4000人。  

  但是，在精简和员工下放的过程中由于标准不统一、制度不规范导致很多不应该被下放的干部被下放了，而且对于很多被下放的职工，白银厂几乎没有给予什么补助，这就导致了大量被下放职工的不满。在当时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职工一旦离开了企业，其各项基本生活物资供应都中断了，对于很多人来讲这等于断绝了生活的来源。再加上被下放人员中有很多是年老多病的，离开了企业生活能难以维持。因此，这些被下放的人员也就成了不断上访和向上级申诉放映问题的主体^redlw.com。

   综合上述内容可知，白银厂内部确实存在很多问题，而且很多问题的出现白银厂的主要领导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既然这样，为什么“白银厂事件”还是被视为一件政治冤案?当时的一些厂领导人为何始终认为他们在政治上没有任何错误?之所以会造成这种认识上的偏差，主要原因在于当时白银厂主要领导跟中央对于白银厂事件认识的角度和衡量标准不同。在白银厂的领导看来，之所以会出现这么多的问题，与我国当时落后的生产条件有关，甘肃省委和冶金工业部对于白银厂的支持不够，从而导致很多问题迟迟不能有效解决。至于领导干部所犯的错误，他们认为顶多是多吃多占、生活特殊化和贪污浪费的经济问题。所以，他们不应该遭受如此沉重的政治打击和迫害。但是在中央看来，白银厂的问题己经上升为资产阶级复辟的政治高度，白银厂领导这些行为己经动摇了中共对国有企业的管控根基，长此下去必将会侵蚀公有制。作为白银厂的主要领导就必须为这一政治问题负责，而且他们的错误不仅仅是简单的经济问题，而是大是大非的政治问题。甘肃省委、冶金部乃至后来的联合工作组都看到了白银厂自身存在的许多问题，但他们都将解决问题的重点放在了抓阶级斗争上，着重改造职工的思想，忽略了从企业的决策、监督机制入手去探讨企业出现问题的深层次原因。只针对人的问题而不针对体制本身，导致了联合工作组将白银厂的经济问题纳入了政治视野，并最终用政治运动去解决本应用经济手段来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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