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国家斥巨资、费大力建成的白银厂，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居然“变质”，沦为资产阶级掌权的企业，这在当时掀起了轩然大波。“白银厂事件”的发生还产生了一系列重大影响，有短期的，也有长期的。这场政治运动对于经历过的一些职工来讲，不仅仅是一段刻骨难忘的记忆，也是一处隐隐作痛的伤痕。“白银厂事件”所造成的重大影响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第一，“白银厂事件”进一步佐证了毛泽东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加剧了国内紧张的政治形势。自1962年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重新将“阶级斗争”作为社会的主要矛盾以后，毛泽东的这一理论便在不断深入丰富。他提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论断之后，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形成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舆论。“白银厂事件”的发生，无疑证明了毛泽东这一理论的现实正确性，同时也将毛泽东开展阶级斗争的范围从城市、农村扩大到了国企之中。用这样的一套理论去指导实践，人们会愈发地认识到毛泽东的真知灼见和理论正确性，“阶级敌人”果然是一个“无处不在”的幽灵，国内的政治斗争形势甚至比毛泽东本人估计的还要严峻。“白银经验”诞生以后，政治斗争迅速深入到了其他国营企业，并参照白银厂的模式开展了所谓反对资产阶级的运动，严重影响了我国的工业生活，为刚刚缓解的困难局面又蒙上了新的阴影。与此同时，过激的斗争行为也严重损害了一大批职工的利益，给他们的身心造成了重大的伤害。
第二，是对白银厂自身的一些影响。三年严重困难使得社会底层对党的领导产生了空前的信任危机，整风运动和社教运动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消除因施政策略不当和体制机制不完善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以及人们的不良清绪，从而维护党执政领导的权威性。而中央对于白银厂的整顿，对于干部作风的整顿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有效遏制了干部自身的多吃多占、生活特殊化等不良势头。此外，由于工作组在白银厂实行全民动员的政治斗争模式，以及自下而上的沟通和问题反映机制，从而充分调动了厂职工生产的积极性，尤其是一些在历次政治斗争中遭受不公正待遇和长年备受冷落的技术人员。这样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紧张的干群关系，加强了企业的内部团结，在工作组的带领下，白银厂在短时间内掀起了抓生产的高潮，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一度出现了令人振奋的转变。
1964年6月23日，中共中央批转了甘肃省委、冶金工业部党组《关于夺回白银有色金属公司的领导权的报告》。对公司五名主要领导人分别给予开除党籍、留党察看或逮捕法办等处分。夺权的单位除公司外，还有8个厂矿(占厂矿总数三分之一)和22个车间(占车间总数40})，有些厂矿还夺了工段、班组的权。因此受牵连、处分的干部、工人633人，其中公司级干部4人、处级干部26人、科级干部79人、一般干部130人，涉及其他问题工人394人。此外，以高扬文为首的联合工作组还对白银厂的管理机构、工资制度、编制计划等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造，并取消了干部小灶、上下班坐小车和对处级干部的奖励要求，制定了干部学习、劳动、蹲点、值班和住集体宿舍等制度。在这些制度实行初期，由于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以往部分领导干部生活特殊化、多吃多占的现象，实行了干部和职工一体化的生活待遇方式，得到了一些职工的大力支持。再加上白银厂的“四清”运动得到了党中央毛主席的关注，使得白银厂的职工在精神上备受鼓舞，从而掀起了一阵生产的高潮。与此同时，白银厂刚好赶上了富矿时期，再加上高扬文不计成本粗放式的开采，白银厂的生产迅速跟了上去redlw.com。
然而，这样的“奇效”并不长久。随着斗争的不断深入，以及人们政治热情的消减，一些负面影响也逐步显现出来，使得开始好转的生产活动遭受到了更大的危机。其负面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为企业以后的生产经营活动造成了严重阻碍。“白银厂事件”使得正常的企业生产管理机构遭到了破坏，很多生产活动都是为了迎合当时政治斗争的需要，从而缺乏科学、严谨的规划与指导。短时间内的职工生产热情，并不能完全取代企业正常的生产管理机制，特别是各方面要求都比较高的现代化工业生产。那些在运动中“重获新生”的技术人员很快就发现，自己在企业中的作用和地位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提升，之前的“礼遇”完全是政治斗争的需要。工作组在全面掌握白银厂的各项大权以后，为了向世人证明这一运动的必要性和实际效果，就必须见之于生产经营状况。为了在短时间内达到生产提高的效果，工作组实行了不计后果、不计成本粗放型的生产模式，专挑富矿开采。片面追求数量的方式造成了巨大的资源浪费、环境破坏和机器设备损坏，这严重影响到了白银厂之后的各项生产经营活动。
其次，“白银厂事件”严重影响了白银厂正常的人际关系。在白银厂掀起的政治斗争运动中，迫于巨大的政治压力，很多职工为了减轻自身的问题或表现出对党的忠诚，有意无意地进行了相互揭发检举，其中有些是确实存在的，而有些则完全是无中生有。在加上厂内简单暴力的斗争方式，一些无辜的职工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身体和心灵都遭受了巨大创伤。尤其是那些斗争激烈、范围广阔的厂矿，内部职工之间正常的人际关系遭到了严重破坏，相互之间的信任度大大降低。
虽然“白银厂事件”己经过去很多年了，“文革”结束以后很多遭受不公正待遇的职工得到了平反，其中一些人重新回到了工作岗位，有的甚至担任了领导职务。但是这种心理上的隔阂和情绪上的排斥却没有随着时间而淡化，有的反而催生了新的矛盾redlw.com。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开始着手清理冤假错案。甘肃省委和冶金部也对“白银厂事件”进行了相应的复查，并最终认为这是一起冤案。在中组部及胡耀邦的过问下，1979年2月3日为在这一事件中受到错误处理的黄罗斌、李子奇、常耀华、崔国权等人平反，并恢复名誉。中央的这一决定，是对那些在这次运动中遭受不公正待遇同志的慰藉，同样也是对使用政治运动解决企业管理问题方法的彻底否定。
从本文中可以看出，当时的白银厂在生产、经营、管理、干部作风方面都有严重的问题，而很多新的问题也在酝酿之中，就算不爆发“白银厂事件”这样的极端政治行为，也会以其他的方式爆发出来。当然有些问题是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出现的，一些则是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催生的产物。在这样的政治环境和体制下，政治和经济上的高度集权必定会产生官僚主义，官僚主义的产生必然会造成一系列经济问题。这些本该通过经济途径和方式解决的问题，在“阶级斗争”理论的指导下，被完全纳入了阶级斗争范畴，并最终变异升级为一个的政治问题。
当年工作组从白银厂企业管理和领导作风方面入手解决问题的思路是对的，但是使用群众运动等一系列政治手段的方法却是错的，从而导致了一些旧的问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而新的问题又不断产生。这就好比，一个医生看到了病人的症状，却诊断错了病因进而使用了错误的药和治疗方案。实践证明，政治运动的方法根本无法实现企业的民主管理和科学运作，反而会给企业生产经营带来新的后患和消极结果。在企业机制和政府机制重叠运行的白银厂，改组领导班子也只是治标不治本。唯有职工广泛地参与企业管理，制定科学、民主、清晰的规章制度，充分发挥技术官僚的作用，将企业运行纳入制度化轨道才是真正有效的途径。
“白银厂事件”己经尘埃落定，但留给后人的反思却很多。很多在这场运动中遭受不公正待遇的同志在感叹自身命运多并的同时，也应该反思那一系列促使运动扩大化的企业管理方面的原因，检讨自己在生产管理中不足，而不能将这场事件当作后来的政治资本。只有这样才不会令这段历史彻底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并随着时间的推移消失在历史的长空。（本文由论文平台网提供，如有更多需要，可登陆http://www.redlw.com 咨询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