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典学作为应用语言学的重要分支之一，其编纂理念与编纂实践均受到语言学理论发展的直接影响。衍生于语文词典的学习型词典亦不例外。然而，作为词典学与二语习得研究相结合的产物，学习型词典自有其特殊之处。它不仅需要具备普通语文词典信息查检的功能，而且应该以满足词典目标用户的语言文化认知需求为己任。目前，发韧于20世纪30-40年代的学习型词典己历经六代(徐海等2012)。在进入新世纪以来，以《牛津高阶英语学习词典》 ( OALD ),《朗文当代英语词典》( LDO（E ),《剑桥高阶英语学习词典》(（ALD),《柯林斯高阶英语词典》( （OBUII,D ) ,《麦克米伦高阶英语学习词典》(MEDAL),《韦氏高阶英语词典》< MW)六大英语学习型词典品牌为代表的单语学习型词典更是在设计特征方面不断推陈出新，逐步体现出学习型词典编纂向语言认知本质的积极回归。相形之下，双语学习型词典研究在理论探索与编纂实践方面则发展滞缓、缺乏创新。本研究选题即是基于对以下研究现状的思考。
世纪是哲学的世纪，19世纪是历史比较的世纪，20世纪是描写、转换生成和多元化的世纪，21世纪将是多学科交叉研究的世纪。”(连淑能2010: 10)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认知语言学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化，其研究成果被越来越多的相邻或相关学科所借鉴，出现了诸多学科在研究取向方面的认知化转变，认知词典学的提出正是词典学研究认知化转向的充分体现。具体而言，这种词典学研究的认知取向主要在于对认知语言学研究成果的积极应用，如在多义词条目的处理中引入隐喻认知本质及相应机制的研究等。认知语言学研究表明，多义词的语义拓展是通过认知手段由词的初始义或本义向其他语义延伸的过程，是人类概念范畴化的过程性认知发展结果。在由一词表达的以相互关联范畴组成的复杂语义网络建构中，隐喻和转喻起着关键性作用(Ungerer&S（hmid 1996 )。根据Lakoff & Johnson （1980)~隐喻是一种思维方式，有“语言隐喻”（ linguisti（ metaphor)和“概念隐喻”(（on（eptual metaphor)之分。前者指显性的具体言语表达形式，具有直观性;后者指内在的概念化过程，具有语言繁殖力与系统性;前者体现后者，但在思维层面亦受后者的制约。因此，隐喻具有强大的认知功能;能够组织思想、形成判断;使语言呈现结构化;拥有强大的语言生成能力(胡壮麟2004)。人类隐喻认知的思维能力本质使其直接影响到语言能力，这也是语言习得领域应该重视并借鉴隐喻认知研究成果的理论基础。
从认知语言学视角来看，隐喻(尤其是概念隐喻)反映了人们的认知规律和思维特点，将隐喻认知引入语言习得领域能够加深对语言理据的认识，从而提高学习效率，对成功习得语言有重要意义。词典释义是人类心智活动的产物，释义过程涉及编纂者的语义认知编码机制。词典编纂的具体表征方式必然会对使用者相关语言文化的实际认知效果产生一定影响。基于认知语言学与词典学相结合而诞生的认知词典学强调以语言学习者(特别是外语学习者)为中心，重视研究并遵循语言生成、使用与学习过程中的认知规律;认为词典的使用不应仅局限于词典用户词汇量的扩大，更应以全面提高其词汇能力为旨归(赵彦春2003 )。由此可见，认知词典学研究旨在揭示词典编纂设计的语言认知理据，能够为词典文本认知功能的完善提供相应的语言学理论支撑。认知词典学重视语言与认知的关系，以隐喻处理为核心，对释义模式、义项排列、例证选取、用法说明、搭配信息设置等均提出了富有创新性的见解。例如，在词典编纂中不应把隐喻仅仅理解为一种修辞现象，用“喻”这样简单的修辞标签标示隐喻性用法，而是要将对隐喻的认识拓展到思维层面，在词典的宏观与微观结构中都进行表征;可以通过义项突显、义项排列、隐喻义的短语配例等明示二语隐喻过程;建立概念隐喻词汇模块。可以说，“认知型学习词典的目的和任务就是将二语习得者引入目标语的隐喻系统，使之具有与本族语者相类似的心理表征”(赵彦春2003: 185)。因此，隐喻信息的有效处理是认知词典学研究的重要内容。认知词典学研究不仅从理论层面分析阐释词典编纂过程中的认知理据性，并对其重要性进行系统论证，而且在实践层面也做了一些有益的尝试。较为突出的研究成果主要包括基于原型释义理论的《新牛津英语词典》的编纂以及MEDAL设置隐喻插件及隐喻栏的创新性举措。然而，该方面应用型研究的数量总体上较为有限(Gao2013)。事实上，虽然近年来国内学界对认知语言学与词典学跨学科研究的关注逐渐增多，但相关理论研究并未对词典编纂实践的创新有更多实质性的推进。可以说，认知词典学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尚处于基本脱节状态，双语学习型词典的创新性研编更是如此，有待进一步加强。
其二，单语学习型词典隐喻信息表征的系统性与针对性缺失。学习型词典指专门为非母语学习者研编的教学型词典‘。由于英语教育的全球化发展态势，学习型词典从狭义上讲主要指英语学习型词典。作为英语学习型词典的奠基人，Hornby主张将词典编纂与语言教学紧密结合，并对学习型词典研编提出以下建议:对语言进行全方位的描写与解释，以满足学习者的不同需求;释义语言尽量简明易懂;不仅提供参考信息以辅助理解，亦应辅助语言表达;及时引入新的信息类别，与时俱进(Widdowson 2012 ) o秉承Hornby的这一编纂理念，单语学习型词典在八十多年的发展历程中不断创新，致力于探索词典文本信息认知功能及表征手段的多样化，力求通过词典文本的创新设计“有效复制语言教学与习得的特点和规律，提高学习者利用词典进行语言学习的认知效果”(陈伟2012: 62)。在语言学理论的发展与影响下，当前单语学习型词典的认知化研编趋势主要体现在释义理念不断更新、义项排列方式多样化发展、多义词义项导航设计、语言学习特色栏目设置、语言信息图像化以及语料库辅助词典编纂等六个方面。综合来看，现代单语学习型词典研编遵循实用至上的准则，为学习者提供简明易懂的语言信息，基本实现了由“编者为中心”向“用户为中心”的转变，文本信息设置及其表征形式具备明显的认知化取向，突显了词典的学习辅助功能。尤为值得一提的是2002年MEDAL推出“隐喻栏”和“隐喻信息插件”。该创新性设计是认知语言学隐喻理论研究成果直接应用于词典文本设计的开拓性尝试，有着非常重要的实践创新意义，标志着单语学习型词典研编认知化发展的新趋势。虽然该隐喻信息表征设计得到了单语学习型词典研究者的关注与好评(例如Bogaards 2003 ; Moon 2004;李娟和高军2008;许群2009等)，但由于该词典仅着重于概念隐喻层面的相关信息表征，对于普通隐喻层面的相关信息缺乏充分的关注，致使词汇以及搭配与共现层面的隐喻信息未能得到有效关联。更重要的是，该词典并未从隐喻认知与产出能力发展的系统渐进性考虑，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对隐喻信息的系统性梳理与呈现。与此同时，由于单语学习型词典自身国别化针对性方面的局限，涉及跨语隐喻认知与文化对比的相关内容无法在单语学习型词典中得以有效表征，MEDAL在辅助二语隐喻能力发展的有效性方面仍存在进一步探索的较大空间(详见第二章)。
其三，双语学习型词典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的滞后。双语学习型词典作为学习型词典中的一个重要分支，与单语学习型词典有着类型学意义上的“家族相似性”，但其存在与发展的价值在于对第二语言文化认知具有针对性较强的辅助功能。作为学习型词典谱系化发展的结果，双语学习型词典更注重编纂设计的国别化与差别化研究，其编纂设计特征应该符合词典用户的第二语言文化认知特殊性。根据徐海等(2012)的研究，英语学习型词典研究模式可分为三大流派:经验主义派、语言学理论派以及词典使用研究2。其中，语言学理论派侧重词典学理论研究，经验主义派和词典使用研究派更重视词典编纂实践及词典使用的应用型研究。因此，双语学习型词典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发展大体上亦可分为这三个方面。首先，在理论层面，虽然词典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其学科地位的认定在国内仍有不同观点，“但是语言学理论无疑是词典学基本理论的核心”(陈楚祥1998: 8)。调查结果显示(魏向清等2011)，在1978至2008这三十年间，语义学、语法学和认知语言学这三大语言学分支对双语词典学的理论研究影响最大。尤其是自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认知语言学理论对词典学研究的指导作用逐渐在国内双语词典学界获得重视。例如，章宜华(1998)以自然语言语义生成的心理表征为依据，提出采用自然语言的概念结构、语义结构和句法结构，在各种语用规则的制约下进行双语词典释义，从根本上改变传统的“充分必要条件”释义方法和“替代性”原则，以提高积极型学习词典的释义质量。赵彦春(2000 2003)通过以（ook和gift的逆动词名词化现象为例剖析词汇派生的认知机制，说明传统学习型词典在培养学习者词汇能力方面的缺失，论证了认知方法应用于双语词典研编的必要性与可行性;进而在借鉴认知语言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认知词典学模式，主张以隐喻处理为核心推动学习型词典编纂设计的认知化发展进程。王馥芳(2004)在系统探讨认知语言学理论对词典编纂的影响中，着重分析了“原型释义法”在学习型词典中的应用，并提出了诸多有益的建议。赵雪琴(2008)通过对英语搭配进行认知分析，为英汉词典构建搭配信息认知模型，从认知语言学视角探讨双语学习型词典搭配信息的系统呈现。但遗憾的是，国内双语学习型词典编纂实践并未对以上理论探索作出积极回应，处于相对滞后状态。以隐喻信息表征的词典文本实践为例，至今正式出版的英汉学习型词典还未有系统表征隐喻信息的尝试，无法对二语学习者隐喻能力发展起到有针对性的辅助作用。在实践层面，经验主义派认为词典编纂是一门工艺，“学得这门技艺要靠实习”(Landau 2001)。陆谷孙(1998)和尹学义(1997)亦提出，作为知识的载体，词典需要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创新，从而实现持续发展。“在词典编纂实践中借鉴当代流行语言学观的研究成果，同时在成果的应用上大胆创新”(王馥芳2004:1)，这一点尤为重要。由于双语学习型词典涉及两种异域异质的语言系统，在编纂过程中需要考虑到语言和文化等多层面的影响要素，远比单语词典复杂得多。因此，以同类单语词典为蓝本，借鉴其成功经验进行双语词典编纂，也就成为长期以来世界范围内双语词典编纂的普遍模式。
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我国原创类英语辞书编纂进入空前繁荣时期，在词典出版的总量、种类、出版水平以及国际合作等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3。涌现出《汉英词典》(19781995 2010)、((新时代汉英大词典》(2001)、《新时代英汉大词典》(2004)、((新世纪汉英大词典》(2004)等典范之作。虽然如此，目前国内双语学习型词典和差别化创新处理方面仍有很大提升空间，无论在文本设计特征的质量还是在已出版的词典数量方面，国内自主研发的双语学习型词典均无法与英语单语学习型词典相抗衡。此外，国内品牌建设也相对滞后，影响力较大者仅有3个，即商务印书馆的“新时代”、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的“新世纪”以及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的“新世纪”。因此，双语学习型词典的创新性研编工作鱼待加强。词典使用研究派将词典用户视为词典编纂过程中的重要因素，指出词典用户与词典编者、词典文本、词典研究者和语言教师之间呈现互动关系，强调词典使用研究。Hartmann(2001)作为该流派的领军人物，提出从六个视角开展词典使用研究:“词典与语言教学;词典用户对词典类型的熟悉度研究;词典用户的态度、需求、习惯、偏好研究;词典在言语活动中的作用研究;词典使用策略与技能研究;词典用户技能培训研究”(83)。这方面，国内外学者进行了较为全面细致的研究，并提出了一些建设性意见，有些己经在词典编纂实践中有所体现(例如在词典文本中设置义项导航等)。相比而言，英汉双语学习型词典编纂设计的用户研究还比较薄弱，目前主要停留在实证调研的基础阶段，对二语学习者语言文化认知特殊性的需求缺乏深层次的探究。就二语隐喻能力发展而言，英汉学习型词典的相关研究还比较少，在理论成果应用、编纂创新实践及词典使用研究等方面仍有待加强。
其四，学习型词典研究与二语习得以及二语语言能力发展研究缺乏有机融合。二语习得研究表明，第二语言学习是一种内在的个体化认知过程(Long 2012 )。因此，二语习得的终极目标并非局限于词汇及语法知识的简单累积，而是以二语语言能力的内化提升为旨归，深入语言习得机制，致力于构建类似母语使用者的二语认知系统。作为语言的三大要素之一，词汇是一切语言活动的基础，在整个语言学习过程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二语语言能力的提升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二语词汇能力的发展。目前，学界对词汇能力(lexi（al （ompeten（e)有三种主要见解:一是将词汇能力等同于词汇记忆(lexi（al retention )，即为识别并记忆词汇意义的能力，强调词汇量在词汇能力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由于易判断且可操作性强，常常被学者们作为工作定义运用于二语习得研究之中。二是将词汇能力视为词汇知识的掌握( lexi（al knowledge )，注重语法、语用及相关文化知识拓展对提高二语词汇能力的影响作用。在这方面，Ri（hards (1976 )和Nation (1990 )等学者针对学习者应掌握的词汇知识进行过较细致、深入的研究。三是将词汇能力与词汇处理技巧相关联，认为词汇习得是词汇识别与产出的自动化过程(automati（ity )，突出了词汇能力发展中的接受和产出两个维度.（oady~（arrell & Nation (1985 )还从学习者角度出发将词汇分为三类:不熟悉的词汇;仅能够在语境中识别的词汇;不依赖语境可自动识别的词汇。总体来看，以上界定涉及词汇习得的程度 (即“广度”与“深度，’)、方向(即“接受”与“产出”)和侧重点(即“知识”与“技能，’)等三个方面，共六个维度。传统二语教学重视词汇习得的广度、接受性及技能训练，对词汇习得的深度、产出性及语言文化知识输入相对不足。由此造成死记硬背式的词汇学习方法虽然能在短时间内扩大词汇量，但英语实际运用能力却不尽如人意。研究发现，中国学生的语言表达常常过于直白，缺乏英语语言文化内涵，在实际语言应用中存在或显性或隐性的“不地道现象”(non-native-likeness )，二语词汇能力较差(刘国辉2011)。针对这一困境，国内外学者进行了理论及实践探索。其中，Danesi < 1992 )提出在外语教学中培养概念流利( （on（eptual fluen（y)的教学理念逐渐受到关注。所谓概念流利，指能够根据隐喻结构理解某种语言如何反映概念，并对其进行编码处理的能力，即“隐喻能力”。根据这一教学理念，词汇能力发展与认知直接相关，对语言隐喻系统的了解能够有效促进学习者词汇能力的提高。在二语词汇能力发展的每一阶段，隐喻能力均呈现不同形式，并对二语词汇能力的进一步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根据Rubin & Thompson < 1994 )，词典与语言教师、语言课本、语法参考书及媒体材料并称为五大语言知识资源，能够为词汇习得提供丰富的信息输入。作为一种附带词汇学习策略(in（idental vo（abulary learning strategy )，词典使用的重要性己得到学界的普遍认可。虽然单语学习型词典研编在内容、结构及技术设计特征等方面较双语学习型词典更成熟、更完善，但其最大的弊端在于“缺乏国别现实的针对性”(Zhao 2010;王艳华2007;魏向清2009;章宜华2010)，不利于二语习得的有效发展。因此，在二语习得过程中，不能忽视双语学习型词典使用对辅助二语词汇能力发展的作用。然而，词典用户调查结果显示，虽然双语词典颇受欢迎，但由于二语学习者词典使用意识不强，使用技能不足，无法充分有效地利用词典中的文本信息。此外，当今双语学习型词典的语言认知信息表征也有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这些都不利于充分发挥双语学习型词典对二语习得的认知辅助作用。近年来兴起的认知词典学结合认知语言学与词典学研究成果，探索词典对促进语言认知的积极作用，为实现双语词典使用与二语词汇能力发展的全面融合提供了崭新的视角。由于隐喻是认知词典学的眼睛(赵彦春2000)，有必要在双语学习型词典中尝试对隐喻信息进行有效的系统化表征。一方面，充分体现学习型词典信息查检与语言认知的双重功能，推进双语学习型词典研编的认知化进程;另一方面，着眼于隐喻信息的有效处理，从根本上促进学习者的二语隐喻能力提升并最终使语言能力向纵深方向发展。（本文由论文平台网提供，如有更多需要，可登陆官网咨询客服。）
